【中国好书】《大道之行》：对共产党，你真的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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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书】《大道之行》：对共产党，你真的了解吗？

2015-08-31 鄢一龙 中国好书

书名：《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作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

定价：39.00元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近代中国遭逢千年未有危局之际，中国共产党为一大事因缘而横空出世。

中国伟大复兴波澜壮阔的新长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靠的是数亿人民共奋斗，靠的是数亿人民同一呼。

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走来，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存续与壮大，究其根本是中国人民顽强、团结、奋斗之精神的化现与升华。正是基于此种化现，中国人民才从一盘散沙而塑造成形，并将其团结奋斗的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其为中国近代以来，从衰败转向兴起的枢机所在。

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制度安排、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点是分析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党，依据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极易落入认知陷阱。

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它是一个超级政治组织，是拥有8 0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其次，它是一个超强国家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这双重属性既形成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又成为诸多冲突的根源。

网络治理

大道恢弘，隐于网络。大至宇宙，小至人类的大脑，都不过是信息与能量交换的互联网。互联网思维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场席卷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21世纪革命，国家治理也不能置身事外。

我们置身于一个互联网时代，却也身处一个越来越分散化、原子化的时代。当代社会虽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但是不同组织之间却是无数的断层线。马克思曾说小农社会就像一袋马铃薯，现代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完全脱离这一劣根性，仍然是一盘散乱的鹅卵石。

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与人的互联网。截至201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 668.6万名，每16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共党员，如果成立一个国家的话，在世界上可以排第16名，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如果每个共产党员再都能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节点功能，那么13亿多中国人就联在同一个网络上。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末梢神经延伸到中国各类组织之中。截至2013年底，中共的基层组织总数为430.4万个。162.7万个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58.4%；11.5万个社会组织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41.9%。各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也与党组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网络联系。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且成为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超级网络组织”，它联接着13亿人民，延伸到形形色色的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已然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破解这一网络在资源层、制度层、链接层与心理层的运行图景是揭开中国国家治理秘密的关键所在。

概而言之，中国政治之秘诀在于：既依现代政治之精密组织原则，设立各种分工严密、灵活多样的政治组织，以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分散、多元的特点；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广泛、柔性的领导贯穿其中，以克服现代社会不相统属、相互分离、相互掣肘的弊端，从而形成一个既灵活又高效的政治体制。

统合治理

“五星若合，是谓易行。”国家权力统合是效率的前提。不相统属的权力只会群龙无首、相互打架、一事无成。

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也不同于议行合一体制，而是实行“六权分工体制”。在中央层面，党中央掌握领导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全国政协行使参政议政权，中央军委行使军事权。

国家权力分工不分立的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提供了国家权力整合的平台，所有国家机关统一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就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

由于党的领导权的统合功能，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问题。中国台湾地区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分工”,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又加上了监察权和考试权，曾经自称“三权分立、政府无能，五权分工、政府万能”。然而今天的台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政府万万不能”，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之后，缺乏有效的权力整合平台，使得五权分工体制变成五权分立体制，有分工无协作，有制衡无配合。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社会权力同样需要整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平衡的，不同领域的精英垄断着“分散的霸权”，劳苦大众却是悄然无声的弱势群体，资本是现代社会最具支配性的权力，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权力”深刻塑造着现代社会。如果缺乏有效的统合力量，如何避免公共利益被分利集团捕获？如何避免社会秩序碎片化？如何让无声者的权益得到维护？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全社会才会形成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达成。党、政双重体制安排是领导权与执行权的分工，有利于推动目标实现。国家掌握了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才使得作为经济动物的企业也不得不符合整个国家的目标理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才避免了公民社会兴起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从而使党、政、社会共同指向国家目标的实现。

智慧治理

政府是智慧还是愚蠢，无疑是政治体制的最大正当性问题。然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这个命题，似乎已经被现代的大部分政治学者所遗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慧与否最根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二是有长远眼光,而不是鼠目寸光,走一步看一步。

西方式政党乃私党、分立之党、派系之党、轮流坐庄之党。一如当年美国总统华盛顿等政治家所预见的，党派政治造成的国内政治对立与分裂，已然成为代议制政体的致命伤。极端形式就是乌克兰等国家的状况，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温和形式就是美国等国政党之间的相互拆台，使得政府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乃公党、合一之党、团结之党、长期执政之党。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就如同党章规定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角色之外，有了中共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一个“集体人”的替身，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做实。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党的决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并通过一届接着一届的接续奋斗，推动国家长远目标的不断实现。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不断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的路线与规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基本路线，一中、二中全会确定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三中全会进行体制改革设计，四中全会进行党的建设、依法治国等重大设计，五中全会设计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六中全会进行其他重大战略设计。

西方选举体制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体制，不需要什么长远打算。哪里有什么长远利益，有的不过是如何赢取下一次大选的选票精算。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要抱怨：“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同时,由于政党轮替，不断“翻烧饼”，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

贤能治理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团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实干的群体，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通过亲身观察发现：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一党专政”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中共权力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并没有哪个个人、家族、团体垄断权力。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的各阶层先进分子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层的成员是通过实干才晋升到现在地位，同时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出身平民，并无特殊的资源。这与我国传统贤能政治试图从平民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的做法，并无不同。从来就没人说过中国古代是文官集团专政。当然，如同进入文官集团需要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规范一样，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于进入当代国家治理集团也是必要的前提。

西方有句谚语：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竞争性选举体制，确实能够产生充满煽动力的政治诗人，但是否就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就要打个大问号了。中国讲究的是“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与奥巴马从来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不同，习近平是先治村（6年）、治县（3年）、治市（11年，3个市）、治省（11年，3个省）而后再治国，即便到了中央，也经历了5年的最高领导人“见习期”，才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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