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健康、社会问题……与财富无关，与什么有关？

全国两会刚刚落下帷幕，“共同富裕”再次成为高频热词，引发广泛讨论。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其抓手又是什么？

中欧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回顾了历代经济学家对效率与公平的阐述分析，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就要站在历史的视角，重新思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01

效率与公平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段精妙的描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每个使用资本和劳动的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强调，人类所有的决策都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但是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促使了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从而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然而，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用“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来特定地说明人具有一种难以理解的能力，即“克制私利”的能力。虽然人自私本性的冲动总是将人引向追求私利，但人的道德情感却趋于节制与平衡这一冲动；因此人会在自利冲动与利他动机之间寻求平衡。

追根溯源，经济学问题其实是在讲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间的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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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平和效率间，公平优先

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效率问题，有一群经济学家则开始关注公平问题，进而开创了专门的学科——福利经济学，将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作为一个既定社会目标，当生产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时，社会经济福利就达到了最大。

实现了经济效率，就意味着实现了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而当社会经济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编者注：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就实现了经济效率。

要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又有三个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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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权利是相同的，如果损害某人而让别人得益就不是帕累托最优。它的深刻含义是市场经济是一个人人公平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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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中帕累托的最优解取决于每个人的初始资源，包括个人的天分，家庭和受教育的环境，从上一辈得到的遗产等。所以市场经济承认个人所达到的富裕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因为个人参与到市场中来时的起始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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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个人的幸福仅仅取决于他所享受的物质条件。这一前提使得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条件。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撰写了经济学著作《福利经济学》。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竞争与资源的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即社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随后，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漏桶理论：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富人和穷人分灶吃饭，富人那里人少粥多，许多粥吃不完，白白地浪费掉；而穷人那里人多粥少，根本吃不饱，已经有不少的人得了水肿。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少不公平现象。

奥肯认为，政府的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不幸的是，它使用的那个桶，下面有个洞，是个漏桶。政府如果用税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转移一部分收入给穷人，穷人实际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要少一些。因为追求公平损害了效率，从而减少了国民收入。

奥肯有一句名言：“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

这里所说的蛋糕变小，实际上就是效率的损失，原因主要有两个：税收削弱了富人投资的积极性，税收影响了穷人劳动的积极性。

由于在收入分配的过程当中可分配的国民收入的总量减少了，结果必然与政府的桶发生了泄漏一样，使得富人失去的多，穷人得到的少。这个资源在分配过程当中整个效率在下降。

在奥肯看来，公平和效率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富人害怕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对公平；穷人想不劳而获，因此支持公平，批评效率。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理论》一书中作了假想的试验：将一群人带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上，让他们在“原始状态”下开始新的生活。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将来是富还是穷，是成功还是命运不佳。让他们在一起进行协商，去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公正”的社会。协商的结果是追求经济公平，而不是允许贫富分化。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收入会处于金字塔的什么位置，如果支持效率，他们就得承受忍饥挨饿的风险。

罗尔斯就此得出结论：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应该让公平优先。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那么，这三驾马车当中哪个最给力？答案是消费。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越不均衡，消费对GDP的贡献就越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可以解释这件事。

一块钱，分配给穷人带动的消费量远远超过给富人。当收入增加主要流向高收入人群时，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没有改善，居民消费增长动力就会受到约束和压制，从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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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财富无关，与财富分配有关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提出了前景理论，认为人类的幸福感由三个定律决定。

定律一：幸福的程度来自不同的参照。

决定幸福的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也就是说提高人们的幸福感，需要增加人们的收入，但是不能夸大收入的差距。

定律二：人们失去利益的痛苦远大于得到同等利益的快乐。

收入分配要争取让所有人都有获得感，不能减少人们的现有收入。对每个人来说，收入都有刚性，只能涨不能跌。所以，减少收入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会大于增加同等收入带来的快乐。

定律三：面对损失，人们偏好风险；面对收益，人们规避风险。

对政府而言，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应该重点照顾穷人。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就容易激化阶级矛盾，从而引发社会动荡。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公平会让社会更加强大？

寿命与财富

以OECD国家（编者注：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为例，人均收入与人均寿命的相关系数几乎为零，两者没有关系。

寿命与财富分配

但如果把X轴换成基尼系数(编者注：指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基尼系数越大的国家人均寿命越短。

健康、社会问题与财富分配

社会学家会通过健康和社会问题指数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其中包含了人均寿命、识字率、婴儿夭折率、凶杀案比例、监狱服刑比例、青少年早孕比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肥胖程度、精神健康和阶级固化等指标。研究发现，社会问题指数和人均收入之间没有关系，但和基尼系数成正相关。

美国的社会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就是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左图是美国前10%人口和后90%人口的收入份额，不难发现有钱人的收入份额越来越高。右图则是两者的财富份额，差异也越来越大。

此外，数据显示，在美国社会，子女30岁时收入超过其父母30岁时收入的比例，从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这意味着1940年出生的人群，他们30岁时的收入基本都能超过其父母年轻时的水平；而1984年出生的人群，竟有一半不如父母。

这就意味着美国的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教育。在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常春藤联盟、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大学）中，只有13.5%的学生来自底层50%的家庭，3.8%的学生来自底层20%的家庭，而来自顶层1%家庭的学生却高达14.5%，甚至超过了底层50%的家庭。顶层1%家庭的孩子就读顶尖私立大学的概率是底层20%家庭的76倍多。

04

财富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吗？

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发现富人通常比穷人幸福，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国家收入提高的时候，人们并不随之感到更加幸福。

这个现象很难自圆其说，互相矛盾。

根据上图统计，一国的人均GDP越高，其国民的幸福感就越高。

美国从1956年到1998年，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但是人群中感到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财富是影响幸福感的一个变量，但不是最重要的变量。

什么是决定幸福感最主要的变量呢？

2021年发布在《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指出，答案可能是相对收入。文章表明，标准的微观经济模型，找到市场的最大福利需要加总所有可能涉及的每个人的福利。假设金钱对每个人具有同等价值。

与经典经济理论的观点相反，当存在不平等时，经过仔细监管的市场不仅比自由竞争的市场产生更公平的结果，而且效率更高。这表明设计合理的再分配监管，比如补贴住房或最低工资，实际上可以超越竞争市场，同时产生更公平的结果。但这些监管往往被指责效率低下。

05

站在历史的视角看问题

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边际效益递减理论指出，更多的消费不会带来更大的满足，反而使得满足的需求越来越难达到。

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思考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通常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具有更高的效率，因为它能够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市场经济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存在几个缺陷。

第一个缺陷是容易造成波动，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当中受害的永远是底层的人。

第二个缺陷是形成垄断，垄断阻止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

第三个缺陷是造成贫富差距。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站在历史的视角来看问题。

•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现状，政策基调强调效率优先。

•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 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 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

• 2017年十九大报告把我国的主要矛盾从重效率、重增长转为重分配，即从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我们要正确理解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调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在“扩中、提低、调高”的过程中，最难的是“调高”。要做到三点：第一，要加强税收监管的力度；第二，要引导三次分配，鼓励富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第三，开征新的税种。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从开幕式的雪花意象，到“和平鸽”的美好诉求，到闭幕式持续30分钟之久的与各国运动员欢腾跳跃相伴随的“欢乐颂”......总导演张艺谋说：“冬奥会不再像过去那样谈五千年以来我们的强烈愿望，说我们有很多家底，向世界介绍自己。这次我们大声说出‘我们’，就是全世界人类。”

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举起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其内涵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应寻找彼此相容相处之道，以“和而不同”“尊重彼此价值观”的胸怀，共同经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芮萌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和鹏瑞金融学教席教授。他是专业的特许财务分析师和特许风险管理师。加入中欧之前，芮萌博士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金融与会计系任教，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曾担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会计与金融中心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公司会计专业硕士（MACC）项目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公司高级会计专业硕士（EMPACC）项目主任。芮萌博士在教学和研究领域曾多次获奖，如2004至2009连续六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优秀教学奖。2013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优秀研究奖和2015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杰出研究奖和2017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学优秀奖。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

芮萌博士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学方面，在国际知名的期刊上发表了70多篇文章，他还在国内顶尖的期刊上发表过20多篇文章。

文中创意图片已获海洛图库授权，如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其授权。

文章根据教授在FMBA举办的f3小时活动的分享整理而成。

编辑 | 张子胥

责任编辑 | 岳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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