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卫军会计师专栏•第107期】窗外

编者语：

我写作的目的是鼓励自己去影响他人。写作是让自己的思维清晰、把观点表达给他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找到对市场、对客户、对他人有用的观点时，我会感到十分满足。虽然和第一版的编辑戴硕在讨论《走在会计发展和银行改革的前沿》一书的初步计划时，他告诉我这本书的销量可能不会很高，但是我想即使能在一个观点上影响一个人，我也感到满足。截至2017年底，本书的发行量已突破1万册。对这个记录，我实在感到高兴。前几天，我给一位新近结识的国有商业银行的首席财务官送去《走在会计发展和银行改革的前沿》时，他的短信回复是：这本书我曾读过一遍，受益良多。这条短信是给我最好的鼓励。下面这篇文章摘自《走在会计发展和银行改革的前沿》的后记“为什么写作”一文，以此表达我对那些支持和鼓励我的老师、朋友和同事的感激之情。敬请阅读。 

文/吴卫军（著名会计师）

1985年，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读研究生。有天下午，我和同学从教学楼三楼朝北的窗户，往外看到了外籍教师走过校园。我和同学都很惊讶地回头问对方，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能在不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迈开如此自信的脚步？

为了能够找到这个答案，为自己获得这份自信，我努力地学习英语，关注着外面发生的事情，并结交了一些外国朋友。我想在此记录对下列外国朋友的感谢。他们给我的帮助都是无私的。

Don Menovich是前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副主席。他带领团队，争取国际所的财务支持，对普华永道中国进行了投资。当我还是一位经理的时候，我在上海接待他的到访。他鼓励我要在中国，要为中国成长为合格的会计师。Don非常朴素和友善。是Don告诉我，如果不喜欢喝黑咖啡的话，可以尝尝一种叫“卡布其诺”的咖啡。那是1994年，在纽约，他身为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副主席，花时间请我吃午饭，商谈我的职业规划。

Rick Richardson曾经是军人，在美国五角大楼给一名司令员做随从。后来退役到普华永道工作。我1994年在纽约华尔街工作的时候，他在员工餐厅倾听我的谈话。纽约是个让人十分孤单的地方，而华尔街又是一条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路。在我迷茫的时候，他给了我鼓励和认同。当时，Rick Richardson领导普华永道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审计团队，我在美国化学银行的审计团队工作。2002年，在为中国银行做审计服务建议书时，他一接到电话，就订了飞往北京的机票。

Rob Ward是我在普华永道悉尼办公室的教练。他在1996年欢迎我到悉尼的做法是他开始聘请了私人中文教师，学习中文。他告诉我绝对不能低估一个人的潜力，特别是领导人的影响力。他曾担任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公会的会长，普华永道全球审计业务负责合伙人。

Phil Rivett是普华永道全球银行业审计部的领导合伙人，对中国金融企业的改革充满热情，并为之付出努力。他曾在2003年就指出，“如果要将国有商业银行转变成为有效的商业运作实体，就需要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这不是大话，而是实实在在要做的事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态度都应该是一样的——既要有鼓励，也要有耐心。”他来中国多次，没有一次会多一天时间去旅行或休息。对他领导普华永道银行改革团队的贡献，读者可以从《普华永道献图，暗绘中国银行业改革秘笈》一文中体会更多。

Tom Huertas是英国金融监管局银行体系监管部的总裁。他是我在英国金融监管局工作的领导。在金融危机的敏感时间，他接受我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金融从业人员去工作，本身就说明了他开放的思想。他在银行业资本监管领域见解独到。是他让我真正理解银行一级监管资本和二级监管资本的区别。

Bob Sullivan对我的指导和帮助令我永生难忘。Bob是我在普华永道合伙人领袖培训计划中的导师。2009年4月到6月期间，我在普华永道纽约工作，是他的徒弟。Bob在摩根大通赢得了客户的尊重，是最值得我学习的。他十分自信，也很刻苦和努力。美国人的这种勤奋没有比我们中国人少一分。

我和Tom Pirolo的直接交往前后不超过4个小时。除了在客户服务方面我们深入地沟通外 ，他介绍了我看《异类》一书。晚饭后，他把我送到酒店门口。我说这是用不着的。他说，中国人说用不着的东西有时的意思是用得着的。他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市领导普华永道团队服务美国银行的审计团队，经常与到访的中国建设银行的领导交流，毫不保留地支持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4 个小时内，他就对另外一位普华永道的合伙人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对普华永道文化的最好定义。

David Eldon是前香港汇丰银行的主席。他没有上过大学，从在汇丰银行当信差开始，做到主席的位子。退休时，他拒绝了许多国内银行请他担任董事和顾问的邀请，而担任普华永道的高级顾问，这是因为他想通过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去积极影响中国的银行改革。每次他访问北京的时候，我最为有幸的是陪同他访问客户。在从北京中央商务区的财富中心 (普华永道的办公室所在地) 到西城区的金融街 (普华永道客户的所在地) ，我们经过天安门。我们在长安街上的对话是最让人受益的。他告诉我，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忘了他是从哪里来的。要向他人学习，特别是从他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当对未来感到有信心，但对过程觉得挫败的时候，请耐心地做点家庭作业，作点准备，且不要忘了常见共识。在本书准备印行第二版时，我征求他的意见，请求将他的《汇丰银行的变与不变》作为第二版的主题序言，他写给我的同意函充满了他的热情和对我的鼓励。

Anthea Rose是ACCA前任总裁。1988年，她制定了投资中国，为中国培养国际会计人才的计划。她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充满信心。虽然历经198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她没有因此而推迟对中国ACCA教育投资的计划。她每年都到访中国，从选择合作单位，安排师资，提供教材等方面为中国内地学生学习ACCA提供支持。一直到2004年我当选为ACCA理事后，我都不了解为了投资中国她所需要承担的巨大压力和委屈。

Willem Houwink教授1980年作为美国教育界的16名领袖访问中国，帮助中国研究教育制度。他在荷兰出生，在抵抗纳粹势力侵略时，因为美丽的女友告密，而被盖世太保抓入集中营，成为希特勒的囚犯3年。美国国会因为他抵抗纳粹的功勋，专门为他通过私人法律条例，允许他在美国永久居住。1985年，他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学生食堂把每个漏水的洗碗用的水龙头关上，告诉我水是最宝贵的资源。而当时，我只知道水是天上落下来的，山上流出来的，井里挖出来的，水是用不完的。1986年，他写信给北京市政府，要求加强发展北京的公共交通。他说，只有北京拥有发达的地铁和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北京才不会走洛杉矶等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的老路。在1985年，Houwink教授同意我旁听他讲授的《西方经济学》一课，并因此机缘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16年10月，Willem Houwink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瓦拉瓦拉市与世长辞。

虽然我没有在国外留过学 (不失为一种遗憾) ，但是因为有了这些朋友和师长的指导，我没有感到与国际先进知识、理念和做法脱节。因为有了与这些朋友和师长的沟通，我获得了年轻时所向往拥有的一份自信。即使在一片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我也鼓励自己向他们学习，走出自信。当然，这份自信更来自日益发展和强大的中国。

2007年10月，我应邀去苏黎世，在普华永道欧洲的金融服务部合伙人和经理的年度工作和培训会议上介绍中国的会计发展和银行改革。我的发言得到了全场近300代表的热烈掌声。回到北京我兴奋地向家人介绍了当时的演讲情景。当时我的儿子17岁，他听完我的介绍后说：“爸爸，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会计师（accountant），孤单、忧郁（lonely and depressed），戴着领带，有胆量走上台，还能说一些英语，大家自然就会鼓掌的。”我想他们的掌声，比我儿子说的理由可能会多一点，因为他们在我的身上能看到我的自信，能看到中国在会计发展和银行改革方面的进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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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走在会计发展和银行改革的前沿》后记（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苏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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