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网络多么高歌猛进，技术也无法取代人的接触——评“技术解决主义”的愚蠢（一）

技术是无能的，否则，怎么解释我们在给我们的孙辈，留下比我们从祖辈那里所继承的更糟的世界？

当

你听到“技术”一词时会作何想？你认为它是喷气式飞机、太阳能发电和水下养殖业？还是它意味着智能手机和机器学习算法？人们的回答大概率是后者。当电视财经节目一位神情严肃的播音员说“今天的科技股下跌”时，我们都知道他指的是Amazon和Apple，而不是波音和辉瑞。当我们说技术公司控制了我们的生活时，并不是在谈论食品工业或者医疗产业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是在讲我们离开Facebook和微信就寸步难行。这些都标志着当代生活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我们对什么是技术的定义已然大大缩小，而这种缩小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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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分钟回顾人类技术史风险资本家彼得·泰尔说：“技术现在被定义为‘快速变化的技术’。如果其他东西没有被定义为‘技术’，我们会把它们过滤掉，甚至完全不去看它们。”这说明我们对其他领域的进展十分失望，也不再相信那些领域里存在更大的可能性。如此普遍的认识显示出我们对自己眼里的技术的深切希望，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人类解决自身所面临问题的视野，正在日益狭窄化，而这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技术进步了，还是
其实停滞不前？

彼得·泰尔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想要会飞的车，但我们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指推特）。”1950年代和60年代的未来学家预测，到2000年，飞行汽车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并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直播、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为主的世界中。看一下《Entrepreneur》杂志列举的十项可能改变世界的技术。除了Crispr、再生医学（regenerative medicine）和火箭再利用，其他七项，从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到机器人助理和语音助手，从虚拟与混合现实、无人驾驶到加密货币，无不与遵循摩尔定律的计算机与数据科学相关。该杂志言之凿凿地说，我们正处于另一次技术繁荣的边缘。这些技术将很快成为主流，从而改变整个世界。

摩尔定律：1965年，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

其实，只需要一点反向思考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其他技术停滞不前的状态。经济学中最接近技术进步的指标是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指标。这个概念有点奇怪：它计算在劳动力增长和资本投资之后剩余的生产力增长。当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时，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劳力，使用相同数量的土地和机器，工作产出却比以前还多。这是我们衡量难以定义的创新和改进的最佳尝试，正是这些创新和改进，借用史蒂夫·乔布斯的著名说法，即做到“更聪明地工作”，为我们带来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简而言之，如果TFP持平，那么生活水平也将停滞。根据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一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的计算，与那些时时涂抹玫瑰色未来的技术主义者的论调相异，近几十年来，TFP基本处于持平状态。自197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仅及1920至1970年的增长速度的三分之一。把这换成经济学外行也能听懂的话，这意味着我们更穷，工作时间更长，给我们的孙辈留下了比我们从祖辈那里所继承的更糟的世界。在未来学家的大本营美国，近20年来，中位数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趋向恶化，即便大学、医疗保健和住房等高价消费项目都日益变得更加昂贵。中产阶级因失业和工资下降而走向“空心化”，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称，从2000年到2014年，中产阶级占比从2000年的55％降至2014年的51％。在25％的大城市，中产阶级已不足城市半数人口。

从1971到2015，美国中产阶级群体比例逐渐下降

如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即孩子会比父母过得更好的几率）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低，这对于这个号称“机会之地”的国度来说构成了一个极度令人不安的事实。创业能力正在下降（技术行业最近取得的惊人成就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工资和福利的发放占GDP的百分比也在下降。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超级精明的硅谷创始人和风险投资家在显而易见的社会下行趋势中却保持昂扬的乐观和自满？或许只能用自私自利来解释。经济上其他部类的乏善可陈使硅谷变得更富有、更重要，也更有价值。由于正反馈效应的影响，钱和声望几乎都流向一个领域，它因此获得了足够的势能，不仅自身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还凶猛蚕食其他领域。蒂尔形容说：“如果你身处IT业，就仿佛大饥荒中的农场主。”而饥荒中的农场主处于这样的情形：别人越悲惨，你就越有利可图。

为技术所甩下的

这些所谓“快速变化的技术”造成了我们的近视。蒂尔所比较的“会飞的车 vs 140个字符”本质上描绘了变化缓慢的原子与飞速变化的比特之间的矛盾。相对于比特世界（软件）中的创新，原子世界（物理事物）中的创新极其迟缓。波音747第一次飞行是1969年，它是全世界首款宽体民用飞机，现在仍然是远途飞行的主力。汽车使用了更少的汽油，也更安全了，但仍然不会飞，只是在高速公路上以70迈的速度行驶，与100年前相比并无革命性的变化。比特则不然。40多年前的手机像砖头一样大，10多年前它开始变得小而轻，但还是部手机。今天它是照相机、摄像机、收音机、电视机、信用卡、健康管理设备和办公工具。

也许手机这类电子玩意的进步分散了我们对社区停滞的注意力。屏幕到处都是，它们是分散注意力的好工具，有效地阻止了我们观察周围的环境。其实，如果把快速变化理解为技术的核心本质，那么就意味着，必定有许多组织、政策和实践都被抛在了后面。最可怕的就是，整个的社会群体被甩下高速奔驰的列车。仅以老年群体为例。当青少年通过Zoom彼此庆祝生日，孩子们一边打游戏一边与小伙伴聊天，年轻人通过APP叫外卖、打出租时，可曾想到很多老年人对这些技术的恐惧和不适？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8年的数据，在欧盟，年龄在75岁以上的人中，有87％从未上网。大多数为网络交流而设计的技术都依赖于看、听和读的能力，这意味着出于健康状况，很大一部分老年人无缘网络。在欧盟，7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9％患有严重的视力障碍，有18％存在严重的听力障碍。而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3％的老年人表示他们的身体或健康状况使他们无法顺畅地阅读（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可以相信，这些统计数据中所包含的群体无法完全参与主流技术。除了健康以外，关于技术的知识对于网络交流也非常重要，而缺乏这种知识是阻止许多老年人参与技术的一个关键因素。老年人的反应灵敏度下降，这使得他们跟上快节奏的技术变得更加困难。多达77％的美国老年人报告说，在尝试学习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时，他们将需要帮助。此外，在那些已经上网但尚未使用社交网站的人中，有56％的人报告说，如果没人帮助，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亲朋好友建立联系（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由于TMT技术一路高歌，它已把自身化作了成员全面参与社会的关键前提。如果这个社会不为老年人提供对技术的访问和培训，就等于将他们拒之门外，从而加剧本已令人担忧的老年孤立和孤独的趋势。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老年人被迫与亲人隔离、断绝仅有的面对面社交，这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可是，随着短期的隔离措施变得长期化，老年人的艰难日子还在后面。新冠病毒有很多方法可以杀死老年人。它可以直接致死，但如果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或最后一个季度被困在养老院或家中的房间内，无法看到和接触到他人，那么这样的晚景也堪称生不如死。这一点也再次证明了技术的无能：无论网络多么高歌猛进，技术也无法取代人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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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解决主义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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