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历史多半靠不住，这三点不可或缺
历史是什么？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历史之中，我们的生活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而我们对自身、对社会的理解也离不开历史的帮助。
北京大学的罗新老师，常年研究中古史与边疆民族史。他在一席一期题为《历史学家的美德》的讲座中指出，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历史，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滥用和错用——即便历史学家自己也不免于滥用和错用。
可以这么说，我们讨论的历史，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多半都是靠不住的，经不起追究的。
人们通常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故事，但是历史不同于过去。当我们讲述或者学习历史时，我们就已经偏离了过去。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本身在时间意义上是等价的，它们本身不带有价值与意义。
但是，“过去”在被诠释被讲述之后，就产生了历史，过去的一小部分内容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就成为了我们所说的历史。此时，过去的无数方向、无数线索被简化成历史的单一方向和单一线索，过去无可计数的参与者被简化为少数人群及其精英，主人公和中心人物出现了，目的和意义诞生了。
正是因为历史一旦被叙述，就受到了人的主观性影响，而隐含了不同人群的价值取向，所以很多人感叹，我们永远无法把握真正的过去，历史的真实性也是不可企及的。
那么，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历史学有什么用？罗新老师认为，既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历史，对所使用的历史本身进行考察，确保历史知识的正确与准确，适当地使用而不是滥用或错用历史，就关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智发育，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确保这一职责得以履行的，就是历史学家的美德。
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想象力。在罗新老师的治学生涯中，他始终贯彻了这些美德，通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研究，考察既有的历史知识。
《历史学家的美德》讲座，来自一席
在《王化与山险》这本探究中古时期边疆族裔问题的小书里，他处处展示出了对于历史边缘人的深切同情、切情入理的历史想象力和触动人心的史家情怀。
01
面对历史首先需要批判和怀疑
因为历史如此有用，生产伪史、窜改历史、制造遗忘，以及滥用或错用历史，就是历史应用的基本形态之一。今天对历史的研究，就是要对从古至今积累下来的巨量史料加以筛选、阐述和考察。
当我们面对旧的历史知识，首先需要的是批判和怀疑。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论辩，是一种不同意，一种对已有论述的质疑、纠正、提升或抗争，是在过去的混沌中重新发现或发明关联、模式、意义与秩序。如果对于已有的论述不加怀疑和批判，就丧失了选择的能力，也就不可能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
熟悉三国史的人都知道，山越、武陵蛮和交趾豪族是长期困扰孙吴政治的三个主要的国内因素。然而，它们是否都是华夏之外的异族呢？它们华夏化的程度有多高？对于这一点，学界有很多争议。
图片来源：《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现代学者对山越的研究相对较多，很多学者一致认为，山越是非华夏民族，是春秋越国的遗族。然而，井上晃、吕思勉、唐长孺等学者都认为，孙吴政权打击的山越主要是那些在乱世中逃入“深险之地”，以躲避政府控制的华夏旧民。他们并非否认山越中可能包含一些非汉族人群，但是宁可从地方豪强的立场来分析孙吴与山越的长期斗争。
但是罗新老师认为，这种分析的前提是山越的华夏化程度已经很高，民族差异几近泯灭，其风险则是过高估计了南方社会的民族融合程度，把华夏化局部的点夸大成了整体的面，从而造成解读史料时有意无意地忽略那些有关非华夏民族的信息。
实际上《后汉书》记东汉桓帝时丹阳人抗徐“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桂阳郡所辖三县“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这都表明了存在着原本不承担国家赋役负担的夷民，他们渐渐被纳入政权剥削下的“平民”之内。
那些学者认为孙吴对山越的斗争，就是孙吴集团把汉末动荡中在江南形成的各种地方性华夏力量渐次强制吸纳进孙吴政治秩序之中，这种理解其实受制于古代留下来的史料。当时史官的记录夸大了山越与豪族政治的联系，而这种夸大是官方记录不可避免的缺陷。
正是因为与山越有关的记载都出现在山越与孙吴政权的利益或政策相冲突的时候，所有记录并不关心山越如何存在，并如何成为孙吴政权的心腹大患，而只关心孙吴一方是如何取得胜利的。
但实际上，华夏豪强在山越社会能够活跃，正是表明了这一带处于华夏与非华夏混杂的边缘地带。相对于华夏百姓而言，山越在制度上仍然能部分地享有独立和自由，不必如编户一样承受过度沉重的赋役负担。这恰恰证明了历史上和现实中华夏与非华夏严格区分的存在。这一结论正是基于对当时历史记载的批判。
02
当然也需要更深层次的反思
批判与怀疑精神不限于以往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方法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如果史学家对自己做历史研究的预设和方法不加批判怀疑，就会从一开始陷入迷途。
在中文写作的民族史领域，对民族族源的论述正在发生方法论的转变，即从起源研究转向认同考察。
罗新老师认为，“一切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都是政治体（polity），都是以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社会团体，尽管这种团体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有《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nation）是一个近代概念，但是近代以来的种种民族主义运动，都将民族概念推向历史叙述中，也影响了历史学对古代族群历史的叙述。实际上，族群认同始终是不稳定和易变的，都是由被选择被建构的历史记忆达成的。
虽然受到“古史辨”学派的影响，学者们都能够批判史料，但是很多民族史研究者都坚信“民族起源”乃是“客观事实”，这使得他们在没有批判怀疑“起源研究”本身的基础上，被导向了错误的结论。
对嘎仙洞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魏书》记载，乌洛侯使臣告诉北魏皇帝，他们国内发现了北魏先祖的祭祀石室，北魏皇帝就派人前往，刻下铭文。而上个世纪末，米文平发现了嘎仙洞的石壁铭刻，就是北魏当时的铭文，这一发现被视为“鲜卑学”的里程碑，学界坚信这证明了拓跋先祖的活动范围。
然而，在起源研究的立场下，他们没有怀疑，为什么《魏书》记载那个洞是人工凿就的“祖先之庙”，而嘎仙洞是天然石洞；而且乌洛侯距离北魏都城数千里，与北魏素无往来，怎么会知道其国境西北的某个石洞，与早已他迁的、部族称号可能已发生过多次变更的拓跋部族之间，竟有某种联系呢？
此外，拓跋氏的历史是否就等于北魏主体民族的历史？北魏建国前后的拓跋鲜卑集团是包含有多种民族成分、多语言、多历史传统的大型复合社会集团。起源研究却是试图“复原”一种线性的、秩序鲜明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显然远离真实的过程中，拓跋部族居然在数百年间保持了稳定的历史记忆，该部族的统治氏族或家族也从来没有丧失其领导地位。
实际上，从北魏太武帝的立场来说，当时新平北燕，东北各地的宗主国刚刚改换成北魏，如果有实际证据证明拓跋鲜卑本来也出自东北，那无疑是有利于北魏宣称其对于东北的统治合法性的。所以史书记载甚至没有表现出他有丝毫的怀疑，甚至很可能，这是他本人暗自下的命令。
这个例子表明了，历史研究只有全方位地批判与怀疑，才可能避免陷入旧历史书写者有意的陷阱中，我们对已知历史的考察，才有可能产生新的、有意义的知识。
03
我们在想象中经历前人的经历
想象力是历史研究的另一大美德。有一句著名的话：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往昔乃是异乡）。过去的人和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多区别，观察他们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历史是揭示人性的，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方式，而是通过让我们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在这一精神过程中，想象力至关重要。
在历史研究中，很多时候得出一个结论往往缺乏直接证据，在推论中需要历史学家依靠想象力，来弥补中间的断层。这不意味着历史学家的结论都是空穴来风，而是面对着过去种种史料，史家必须判断哪些是有价值的、相关的，并基于这个判断解释某一段历史，想象力就起到了作用。
在考察十六国时期刘氏汉赵历史时，罗新老师就根据史料梳理了刘氏最初伪装汉室的步骤与动机。学界的共识是，汉赵开国皇帝刘渊出自屠各，与南匈奴异源。然而屠各刘氏在统领匈奴五部时，冒认为南匈奴单于嫡裔，促进了屠各与南匈奴的融合。
刘氏何时改名为刘姓，已经无法考证，不过根据《晋书》，因为汉高祖将公主嫁给冒顿，约为兄弟，所以冒顿的子孙就冒姓刘氏。而《载记》中，刘渊对刘宣等人说：“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
看起来，刘渊在建立汉国的政治法统方面，走了这样一条曲线：第一，掩饰自己的屠各族姓，冒认南匈奴单于嫡裔；第二，由南匈奴单于嫡裔而冒认汉朝皇室的外甥；第三，以“约为兄弟”为辞，进一步提出“兄亡弟绍”。
之后，刘渊又更近一步，直接自称为汉朝刘氏的嫡宗。在304年刘渊称汉王时下了一道令文，详述自己起兵之合法合理，并没有说到自己是“汉氏之甥”和“兄亡弟绍”之类，而是直呼“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这种冒认自然是为了法统。
在刘渊弟弟刘雄的碑文中，记载“公讳雄，字元英，高皇帝之胄，孝宣帝玄孙。值王莽篡窃，远遁边朔，为外国所推，遂号单于，累叶相承，家云中，因以为桑梓焉”，这块碑立于刘渊儿子刘聪时期，可见此时刘氏仍然冒认刘渊是汉朝嫡亲。
鉴于南匈奴也流传着单于为汉帝外甥的说法，刘渊编造出这个血统谱系，不仅可以号召汉族百姓和汉族士人，还可以弥合并州屠各与南匈奴之间未能完全消除的歧异。更重要的是，这面旗帜给刘渊起兵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持，因为在当时，胡人而为帝王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这种冒认在当初必定有很多人知道实情，罗新老师推测，316年2月发生一日戮卿大夫七人的大案，就是源于刘聪对那些公开怀疑刘渊所造身世谱系之人的打击。
据《刘聪载记》：“聪临上秋阁，诛其特进綦毋达、太中大夫公师彧、尚书王琰、田歆、少府陈休、左卫卜崇、大司农朱诞等，皆群阉所忌也。”侍中卜幹谏聪，有“且陛下直欲诛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之言。可见这次大狱杀人虽多，却没有公布罪名。其实这次大狱与编修国史有关。
汉国初建时，公师彧为史官，被《史通》评价为“良史”，也就是直接记录事情本来面貌的史官。而刘渊的本来面貌，就是以屠各而冒充南匈奴单于嫡裔，以胡族而冒充汉宣帝玄孙。刘聪一怒之下诛杀七位卿大夫，又不宣露罪名，表明刘聪对此事既重视又讳莫如深。这桩案子令人想起后来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大概反映的问题是差不多的。
对于刘渊最初起兵，就开始冒认汉室敌裔的深层动机，也是需要结合当时政治形势，兼用想象力加以推论。
当时刘渊叔祖父刘宣希望“复呼韩邪之业”，但是，作为屠各之子，他势必面对一种危险：呼韩邪之业是南匈奴的事业，不是屠各的事业。刘渊必须确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以保证自己领袖地位的合理与合法，这个目标必须超越南匈奴一族的历史传统。
此外，尽管在并州和河东的局部地区，融屠各与南匈奴为一体的五部之众，在人口数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但从并州、河东的总体人口比例看，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各族的人口数量要大得多。如果五部起兵的政治旗帜暴露了部族的狭隘性，那么五部就得不到其他各部的支持。
更何况，在刘渊起兵之初，他的政治对手是西晋朝廷，论政治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出自胡族的刘渊无论如何是比不上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渊选择了“汉”的旗号。
但是要举起汉的旗帜，仅仅凭南匈奴单于嫡裔的身份还是不够的。所以刘渊就伪造了汉宣帝玄孙的身份。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汉国刘氏法统的问题，因此会反映到刘雄的碑文上，也反映到刘聪对国史之狱的粗暴处理上。
04
历史的意义在于现实和未来
历史学是为了现实与未来服务的，研究历史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嗜古的偏好。为了确保当前社会走向期待中的未来，历史学家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是为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这样，历史学家以回到过去、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参与现实，以保护我们的未来。
通过批判、怀疑与想象力，历史学家才能够避免被已有的历史论述所迷惑，才能提出论辩，在重新考察已有历史的基础上，在新的问题意识之下生产出新的历史知识。
历史教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可能、多种行动、多种方式、多个道路、多种结局。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抗辩和异议的工具，抗辩和异议，提供了改变现实的可能。
##202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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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嘉婧、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王化与山险》，罗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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