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吸烟理得心安，背后曾经大费周章
今天（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显示，我国吸烟人数超3亿，每两位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位吸烟。
尼古丁损害肺部健康、二手烟危害波及妇女儿童已经是人们的共识。然而，戒烟者屡试屡败，为自己糟糕的自控力寻找着借口。“戒烟之后会发胖”是常见的托辞。吸烟者的瘦，是身体危机的信号，反被用来论证烟草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型。
张国荣在《春光乍泄》中吸烟的场景
中国烟民数量世界第一，是多重社会因素的结果。国外的烟盒上往往印刷患癌组织、畸形婴儿的照片，图片带来的不适感让人们在购买前谨慎考虑；虽然我们的烟盒上也标注着“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却对购买者几乎没有警示作用。
英国香烟盒广告，图片来自网络
低廉的价格让更多人有能力获得香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烟民行列中。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中，青少年吸烟率从8.3%增长至12.5%。
电子烟售卖者也将青少年设立为目标受众。草莓味、柠檬味、樱桃味……许多年轻人被新奇口味和时尚设计所吸引，加之电子烟广告通常强调其“健康安全”，烟草被包装成叛逆却无害的潮流消费品，入侵年轻鲜活的肺叶。
备受青年人追捧的电子烟
古往今来，对于烟草，知其危害而不加改者不在少数。烟草往往与特定意义联系在一起，它是中国古代的阶级标志、是西方平权运动的女性自由象征，更是今日青年对新奇事物的追求。
这些人们看重的符号价值，连同尼古丁的成瘾性，拉扯着人们无视科学忠告。为了心安理得地吸烟，人们想方设法洗去烟草的污名。
01
烟草是如何去污名化的？
古代的烟草，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身份象征。即使医生能够观察到嗜烟者往往肺脏受损、身体虚弱，明清医药文化还是倾向于弱化烟草的毒性，将其与药物或者饮食做类比。
在欧洲，对烟草的定义引发了激烈讨论：烟草能够提供给养，还是一种短暂的愉悦？它是一种有效药，还是天然的致醉剂？争论的结果是人们达成共识，即温和地使用烟草不是罪恶，不危害健康。在17世纪，人们甚至认为烟草是“万能的灵丹妙药”。
与之不同的是，中医在17世纪初就已经意识到烟草会伤害身体，但不妨碍其成为一种有效的药物。16世纪时，经济的商业化、加剧的城市化，以及跨区域和海外贸易的扩大使流动性增强，传染病开始更为广泛地传播。一方面，权威医学文本无法解决爆发的新流行病；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层面的交流使当时的医学思想更加多样，包括引进外国的药物和疗法。
烟草就是一种舶来的创新疗法。起初，吸烟疗法未成气候，更多人相信烟草于身体有毒害作用。但慢慢地，这种负面影响的忠告越来越温和。烟草商开始鼓吹，每种人体都有一种对应的有益健康的烟草，只要找对了品种，即使对他人有害，也有可能对自己有益。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吸烟。
《本草从新》烟草条目：宣、辟秽杀虫。辛温。宣阳气。行经络。治山岚瘴气。寒湿阴邪。辟秽杀虫。其气入口。顷刻而周一身。令人通体俱快。用以代酒代茗。终身不厌……
将烟草看作药物，是洗去其污名的一种方法。还有人将烟草描述为饮料，“干酒”、“火酒”的别称就是将烟与酒联系起来。
在北方，烟草被认为接近于高丽参，是一种强效温补剂，这种类比促使医生将烟草作为一种有效药物。在南方，槟榔最有可能是闽粤人接触烟草的媒介，因为二者都属辛、属温，是普遍消费的非食用品。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安东尼·瑞德分析认为，槟榔和烟草对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影响相似，在仪式化社会互动中的作用也可以互相取代。因为与高丽参、槟榔天然的相似，烟草顺理成章地融入中国本草。
槟榔是烟草自东南沿海地区引入中国的媒介，其实槟榔吃太多了也不好，长期咀嚼槟榔口腔癌几率可以达到70%以上
其实，对烟草危害的温和处理，更有可能是为精英阶层的消费习惯提供医学上的合法性。难以戒除的，与其说是尼古丁带来的短暂刺激，不如说是对优越身份的确证，是精英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
02
烟草进一步成为精英特权
《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中，晴雯偶感风寒。贾宝玉怜惜晴雯，忧心忡忡，便命麝月道：“取鼻烟来，给她嗅些，痛打几个喷嚏，就通了关窍。”
实际上，不论是仆人地位还是女子身份，都让晴雯无福享受金贵的鼻烟。在古代，烟草是精英的标志，也是男性的专属，中外皆如此。
87版《红楼梦》中宝玉给晴雯闻鼻烟
当引入阶级和性别的变量，就会发现，吸烟不仅仅是尼古丁带来的成瘾性精神愉悦，更是稳固身份的炫耀性消费，而后成为象征平等和自由的火炬。
自十六世纪首次拿起长烟管，中国人始终以社会分层的方式消费这种物质。吸食烟草的方式随价格的浮动、社会规范的更迭、烟草医药特性观念的流转，以及时尚潮流的趋势而变化。
最初，烟草的“时髦”消费仅限于那些能够获得罕见旱烟烟丝的富有吸烟者。当本土种植的烟草产量增加，下层人接触到烟草并模仿士绅阶层的吸烟习惯。吸烟越普遍，手持旱烟的优越姿态就越脆弱。吸烟时尚的迭代，能够帮助精英维持优越感。于是，鼻烟变得流行起来。
耶稣会传教士被认为是第一批将鼻烟引进中国的人。随后的18世纪，鼻烟成为清朝宫廷的时尚。外交渠道进入中国的鼻烟数量极其有限，仅能在与政治中心有联系的人中间传播。因此，这种罕见的上流社会烟草消费，在清代保持了特殊的社会地位。
康乾时期的瓷制鼻烟壶
嗅鼻烟被纳入宫廷复杂的馈赠体制，成为政治关系的润滑剂。1703年，康熙的老师高士奇退休，便获得了两只御用鼻烟壶和一罐外国鼻烟。久而久之，通过清代礼品经济，嗅鼻烟的习惯从北京扩散至江南和岭南地区的精英。鼻烟鉴赏成为18世纪上流社会外交、宫廷和旗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鼻烟的阶级属性，是稀有性的产物。皇室并没有明确规定平民不能使用鼻烟。当中国商人能够与外国贸易商实现交易，鼻烟作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将在整个精英社会更为广泛地传播。对于渴望进入士大夫阶层的富裕行商来说，吸鼻烟和交换鼻烟壶是具有士大夫身份的外部特征。他们积极参与鼻烟鉴赏文化，挪用士大夫的交往方式。19世纪初，商人的画像中往往展现手握鼻烟壶的姿态——这是进入文化精英行列的标志。
那时的欧洲旅行者，将鼻烟用作打通商人关系的筹码。当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打开装满鼻烟的小包时，“从四面八方伸过来的手指很快将包中的鼻烟一抢而光”。
19世纪末也是鼻烟鉴赏书籍集中出版的时段。赵之谦的《勇庐闲诘》就是这方面的权威专著。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形成一种习俗，使高雅的鼻烟消费区别于较为粗俗的形式。
在赵之谦看来，真正的鉴赏超越了平民百姓的理解能力和财力。这本书正借助这种精英主义的虚张声势，对那些出身低微却渴望了解鼻烟文化的人充满吸引力。
赵之谦《勇庐闲诘香谱》
随着鼻烟向小市民和下层士绅普及，精英鉴赏家愈发不满，对鼻烟的热情日益消退。吸鼻烟的习惯开始向北方和内地退缩。20世纪初，鼻烟不再是精英地位的标志，仅剩京剧演员、满清遗臣，以及“守旧的老人”还在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开始拥抱更为“现代化”的烟草——进口机制卷烟。
民国时期西洋机制卷烟
鼻烟的发展始终局限在少数城市。在乡村，水烟是乡绅身份地位的标志。与鼻烟壶一样，水烟袋的生产时间、制作材料和形式，都可靠地反映了使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一些烟袋制作精美，以书法、象牙或者景泰蓝等工艺作装饰。
水烟袋不仅是个人财产，还经常被集体分享。用玉石、螺钿、犄角或琥珀制成的烟嘴可以拆卸下来，保障人们安全卫生地共用烟袋。19世纪初，扬州引领时尚的人士在街上走动时，会炫耀别在腰上的时髦水烟袋和玉烟嘴。
不论鼻烟还是水烟，都使用一种精致的方式将精英与平民区隔开来。如同今日年轻人学抽烟要向吸烟者请教，明清时期享受烟草的礼仪和品味是高度互动性的。那些标准由皇室、官员或学人定义，商人和平民趋之若鹜。吸食烟草的时髦方法，被用来当作一种表达优越感和鄙视的手段，从中心扩散开来。
03
吸烟还成为女性解放的象征
18世纪初，关于烟草的中国医学著作中，吸烟被含蓄地与男性联系在一起。较之于男性或绝经后的女性，育龄妇女更有可能出现阳盛阴虚的情况。男性可以耐受来自烟草的更强的阳气，但年轻妇女吸烟有患月经不调和不孕症的风险。
“虚劳”是明末医学文本中由无节制的激情引起或加剧的病症，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综合症之一。它类似于近代早期欧洲医学的结核状“消耗性疾病”综合症，其特征是慢性损耗、食欲不振、冷汗，有时咳出血痰。女性比男性有更大的虚劳风险，因为她们被认为缺乏控制情绪的能力。
明清叙事小说中，虚弱、体衰、患有痨病的美女是一类典型人物，她们的痨疾是由过度的女性情感，包括相思病和被压抑的性欲所引起的。
消费烟草在性别方面的限制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在西方世界，女性抽烟被认为是不光彩和不道德的。基督教传教士向各地传递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其中就包含女性吸烟会导致种族退化。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受东方主义观念影响，认为女性吸烟具有“野蛮”的性质。
某种程度上，吸烟是权力的象征，只有白人男子才配得上烟草。美国一些州禁止女性吸烟：1904年，一位名叫珍妮·拉舍的妇女因为在孩子面前吸烟，被指控危及孩子的道德，判处30天监禁。一些民间的妇女团体同样反对女性吸烟：她们让年轻女孩签署承诺，永远不使用烟草。
Lauren Bacall，1942年，《江湖侠侣（To Have and Have Not ）》中的女性吸烟形象
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烟草公司为扩大销量，决定打破这种刻板印象，让女性也成为香烟的主顾。于是，一场主题为“自由的火炬”的宣传开始了。
受雇于烟草公司的公关大师爱德华·伯内斯在纽约一场复活节游行中，安排十几名女士到媒体面前吸烟，公开展现这种有悖传统道德的举动。她们告诉媒体，女性也该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包括享受香烟和其他生活乐趣。当时的美国女性已开始意识到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压迫，这场营销借用了女性追求自由的渴望，也助推了平权运动的进程。
没有吸烟经验的女性不知道如何处理烟雾，也不掌握优雅的持烟卷的姿势，在公众场合吸烟反而容易收到嘲笑。烟草公司便举办讲座，教授女性“吸烟的艺术”。同时，宣传口号还将吸烟与女性魅力联系起来，强调将烟草作为消遣有助于控制体重。就这样，女性烟草购买量占比由1923年的5%，上升至1935年的18.1%，并在1965年达到顶峰33.3%。
上世纪20年代，美国香烟公司的卷烟广告
香烟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域的营销也和不同的解放元素结合起来。在东欧和中欧，香烟是西方自由的象征；在日本，香烟广告鼓励女性变得独一无二；在南非，当黑人女性接受白人男性的香烟，跨越种族障碍的符号意义得以凸显；在印度，广告中的女性穿着西服，是向上流动、提高社会地位的标志。
不论是追求烟草炫耀性消费的精英，还是借助香烟表达平等诉求的女性，都是将吸烟的行为与特定意义结合起来，为此可以无视健康隐患。
然而，鼻烟潮流肇始于紫禁城内的圣上恩宠，自由火炬由资本在握的大公司点亮。吞云吐雾之间，比尼古丁引发的快感更珍贵的，或许是一个无需外物加持的自由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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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蕴霏 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中国烟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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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破了天吸烟有害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