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危机：在集体恐慌中，很多问题都会被放大……
上周五（2020年1月31日）的早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传染病医师纳希德·巴德里亚（Nahid Bhadelia）下了从乌干达起航的飞机，到达第一个中转站，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Schiphol Airport）；她发现大概有1/4的人都已经用口罩武装了自己。而在降落到第二站巴黎后，她查看并处理了大量关于新冠病毒的推文和电子邮件。
此前，巴德里亚一直在乌干达农村帮助当地人建立一个埃博拉病毒研究中心；而这次离开前，正肆虐于中国的2019-nCoV病毒引起了她的关注。
她在Skype（一款即时通讯软件）对我说：“人们吓坏了……不过我没有那么担心这个病毒。”
流行病的剧本
2019-nCoV于12月在武汉市出现。截至2月6日，已经感染了超过28000人；绝大多数病例产生在中国大陆，而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近200位感染者；在中国，已经至少有560人死亡；而在菲律宾，至少有1人死亡。WHO已宣布将此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自2007年颁布了管理全球卫生应急措施的《国际卫生条例》以来，WHO总计宣布了6次PHEIC，前5次分别为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2015—2016年的“寨卡”疫情，2018年开始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
调用PHEIC代表着疫情的局势已经非常严峻，而这十多年来多达6次PHEIC级别的传染病大爆发也提醒着我们，人类正生活在一个流行病时代。
如果我们去回顾科学家、流行病学家、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政府一起应对的每一次流行病危机，会发现它们都遵循着相似的剧本。
流行病种类各不相同，但它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被它影响着的社会的样貌。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度全球化、被现代交通快速串联着，但依然受制于孤立主义和仇外心理的世界；看到了一个，从科学研究到新闻需求，再到错误信息和理性缺失，都在疯狂奔涌着的时代。
在当前的全球大环境下，这次疫情所带来并呈现出的社会景象与我们所设想的流行病爆发应有的图景很接近。巴德利亚说：“与我们的预测相比，内容几乎相同，只是规模不同——人们更狂乱了，这是疾病所带来的，还是由这个与过去大为不同的世界本身所导致的？”
无法与SARS进行简单比较
新病毒的感染者以人类近代史中从未出现过的高速度增长着。在过去一周中，官方报告病例数量增加了2倍多。
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艾米·秦（Amy Qin）报道，武汉的病人数量太多，使得当地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检测设备短缺，医院很拥挤，有些病人不得不被送回家隔离。在2019-nCoV面前，SARS显得有些小打小闹（2002—2003年约8个月中，SARS感染了约8000人）。
然而，这样的比较具有误导性。SARS爆发时期，人们尚不清楚这个新病毒可以传播得多远和多快，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因为病原体检测速度较慢，许多病例未纳入记录；而且很多人的病情并未严重到必须要去寻求治疗的地步。
与SARS不同，人们对于新冠的恐慌或许会导致已知病例数量增多。哥伦比亚大学的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说道：“因为人们对它越了解就越在意，并会报告自己的病情，寻求检测。”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对2019-nCoV进行诊断测试。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已经将测试套件发送给了国家实验室。在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接受测试，而在雷神山和火神山两座医院建成后，测试和治疗的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
更多的测试意味着，除了近期感染的病例外，医生还将开始鉴定那些较早感染该病毒但尚未被确诊的人，这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病例数量激增。
哈佛医学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流行病学家玛雅·马朱德（Maia Majumder）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确诊病例数确实在快速上升着，但这不只是因为每天被病毒感染的人数在增加，医院确诊患者的速度加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健康保障专家汤姆·英格斯比（Tom Inglesby）说道：“病原体搭上了现代交通的快车，对疫情蔓延是有影响的。自2003年SARS首次出现以来，每年乘飞机旅行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
另一方面，科学家经过分析认为，2019-nCoV本身的传播速度也大大提高了。寨卡病毒在美洲传播了16个月，然后才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埃博拉病毒在西非传播了几个月，才有研究人员对其进行测序。但新冠从出现到被研究，不过花了区区几周时间：
研究人员在12月中旬识别出一种新的呼吸道病毒，并确定它是冠状病毒，接着对其进行分离，对其基因组进行了数十次测序，并研究了它如何粘附在人类细胞上。
马朱德说：“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国外同行和WHO特别赞扬了中国科学家在发布病毒基因组和临床数据方面的速度和透明度。
当然，还有很多待解之谜：
病毒的传播能力如何？ 从被感染到出现症状，中间要经过多长时间？ 感染者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 哪些人受到的威胁最大？
目前来看，平均每个感染者会将病毒传播给另外2~3个人；而重症的感染者只占一小部分，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年老的或有过基础疾病的。
不确定性仍然很多，但这完全正常。乔治城大学的健康保障专家丽贝卡·卡兹（Rebecca Katz）说道：“这些都是我们在每次流行病爆发时会问到的问题，鉴于这是一种新型病毒，我们很快就会得到很多答案。”
科学交流的途径更高效，但也带来其他问题
能够这么快地应对一个新病毒，部分原因在于当前科学交流的途径更快捷高效。
在过去十年中，科学家们创建了开放的门户网站来共享和分析病毒基因组，使用预印服务（preprint server）快速发表新论文，并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建立了丰富的资源网络。研究人员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地共享数据和提炼想法，但这也有两面性——这种开源和便捷也给了全体民众几乎与科学家同等的信息获取能力。
很多初步数据如果放在过去，可能需要先经过同行评审才能发表；但现在，它们可以被任何人下载——这可能会引发很多人的误解以及所谓的阴谋论调。
在分析疾病的死亡率或传染性等特点时，研究者往往很难给出精准答案，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是在所难免的，但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民众带去恐惧。
马朱德说道：“我们现在确实还不知道很多问题的答案，但公众对它们的关注程度却是超乎想象的。”
恐慌与孤立
在集体恐慌中，很多问题都会被放大，带来严重后果。例如，虚假消息，它们很容易通过各种渠道级联放大，盖过真实的信息。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甚至比病毒还要快。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如果出现并传播假消息，后果会更加严重。
例如，糟糕的 “疑病症”（worried well）人士。健康的他们会高度怀疑自己被感染，然后去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结果耽误那些真正感染者的确诊和治疗。
例如，仇外心理。艾滋病首次出现时，男同性恋人士受到污蔑和歧视。我的同事汉娜·乔吉斯（Hannah Giorgis）也曾经写道：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期间成为了“非洲”、“黑人”以及“侵扰”等词语组合在一起的代表，而现在，新冠病毒就像2003年的SARS一样，引发了反亚种族主义（anti-Asian racism）的猖獗。
还例如，孤立主义。近年来，反移民的言论和孤立主义政治崛起，所有这些都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显露无疑。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旅行警告（travel advisory），警告美国人不要前往中国；最近从湖北省回国的公民被隔离，近期到过中国的非公民将被拒绝入境。
这些措施直观上看来似乎是明智的，但历史证明边境检查和旅行禁令在控制疾病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
乔治城大学致力于传染病相关法律和政策问题研究的亚历山德拉·费兰（Alexandra Phelan）表示：“拒绝的同时也会失去很多。让一个国家脱离世界其他地区的行为深深植根于正不断增长着的贸易保护主义。我认为它们会使世界不安定。”
禁令还可能打破本就脆弱但又是控制疾病所必需的国际信任，这就是为什么WHO在宣布PHEIC时，也建议别的国家不要下达此类禁令。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知道流行病的爆发会导致自己被孤立，蒙受惨重经济损失，那么以后他们报告疫情的可能性就更小，这会给所有人带来危害。
费兰接着说道：“美国在国际上影响巨大，如果别的国家知道美国这么做，他们的行动会如何？如果我们眼看着中国为这次疫情的公开付出巨大代价，下一次流行病到来时，那个受害的国家会怎样抉择？”
本文作者：ED YONG，《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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