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创新研究专题 | 尼基·厄舍：场所和权力如何扭曲美国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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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了解新闻业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这将如何建构人们最终看到的新闻。众所周知，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新闻机构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在我新近出版的《白富蓝新闻：场所和权力如何扭曲美国新闻业》（News for the Rich， White and Blue：How Place and Power Distort American Journalism）一书中，我发现新闻机构在寻求生存的过程中重新调整了它们的侧重点，以有利于那些愿意付费的受众（无论是在文化资本还是实际资本方面的富裕者）。我还发现，新闻机构在面对多样化挑战的同时，仍保持着顽固的白人机构属性，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服务于自由派用户，服务于他们的新闻偏好，这加剧了美国的分裂。这些趋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但它们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极端。

我特别想讨论的三个观点是：第一，新闻编辑部是权力的场所。如今，对于那些非白人以及缺乏财力的人来说，它正变得愈发不友好；第二，当新闻编辑部从重要的城市空间撤离后，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第三，为了获取新闻收入，数字新闻业更加依赖那些愿意在线付费的人。这些都会对新闻业的社会公平性和地方性新闻报道产生严重影响。

这表现为：在美国，只有国家的、非地方性的媒体才有可能存活下来。那些被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消费的新闻呈现出高度去地方化的特点。报纸的大众市场已经近乎失灵，报纸提供的新闻越来越成为一种私人物品，只有部分人才能接触到，而很少为穷人和边缘群体服务。而我一开始就想表明，地方新闻和健康的民主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一个地方失去了它的报纸，腐败就会猖獗。新闻业在地方建设、历史文化塑造和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记者报道地方新闻的能力下降，那么民主也会受到影响。

“场所”（place）是本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它不仅仅是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等人认为的地理距离，而且关乎社会行动。“场所”反映着始终伴随的权力。与社会网络理论相反，我相信“场所”是与众不同的。这是使它们成为“场所”而不是“空间”的原因。当然，本研究还涉及民主理论。作为对詹姆斯·凯瑞的致意，我认为正是我们支持的媒体给了我们所享有的民主。但现在这种民主越来越像是一种精英民主，为民主服务的新闻业正变得与使用者越来越远。最有可能在经济危机中生存下来的新闻机构是那些位于沿海地区的大型全国性媒体和国际化媒体，但它们根本无法以同样的深度报道地方新闻，那些媒体记者抱有的世界主义取向实际上可能更为狭隘。因此，当《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迪恩·巴奎特（Dean Baquet）谈到忽视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崛起时，他提到了一种“出离场所”的感觉，“我们必须做得更好，在路上、在乡下，与不同的人交谈——特别是如果你碰巧在为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新闻机构工作——提醒自己，纽约不是真实的世界”。

一、新闻编辑部是权力的场所

随着新闻工作越来越不稳定，新闻编辑部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经济和种族的多样性。那些有经济安全网的新闻编辑部才更有能力抵御失业风险。2016年7月8日，一名男子在达拉斯开枪打死了5名警察，并打伤了另外9人。据说他行凶的原因是对警察暴行感到绝望。一天后，我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The Omaha World-Herald）几乎都是白人的新闻编辑部参加编前会。总编辑表示，作为对此事件的回应，她想报道黑人，例如报道“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但是，环顾编辑部，只有一个黑人女性新闻助理，还有一个混血体育记者正在外采。其余在编辑部的三十个人，包括所有编辑，都认为这个选题很敏感，很难报道。于是，编辑部中无人响应这个报道选题。

2018年3月，当我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编辑部看到一些非白人面孔的员工时颇感振奋，但在早间编前会上，我发现那些有权力进入编前会的员工都是白人，而且除我以外只有一位与会者是女性。《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拉丁裔高层也指出，在洛杉矶大约每两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拉丁裔，而实际上拉丁裔仅占该报新闻编辑部员工的13%。平均而言，美国新闻编辑部中的白人比例比他们所服务的城市或州的白人人口比例高得多，而且越大的新闻编辑部离种族平等越远。例如，芝加哥、底特律、休斯顿、达拉斯和费城的白人人口都不到所在城市总人口的40%，但这些城市的新闻编辑部，白人记者的比例超过了员工总数的74%。黑人员工人数仅占14%的《底特律自由新闻》（Detroit Free Press）声称他们可以全方位地报道种族新闻，然而在这座城市中，黑人人口比例超过80%。

那些有抱负的记者能够负担得起自由劳动的代价，或者能够依靠父母的财力支持来对抗自由职业的不稳定性。他们来自于经济上富有的家庭，可以选择一个不太可能有稳定经济收入的职业。《纽约时报》职业发展和实习事务部主任西奥多·金（Theodore Kim）在推特上发表了他对哪些大学能最持续稳定地培养好新闻人才的非常不科学的观点。在他给出的大学清单里，有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密苏里大学、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佛罗里达大学、杜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和《洛杉矶时报》在内的一批媒体，它们65%的暑期实习生来自全美最优秀的大学。尤其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它们的实习生都是从排名前1%的学校中招聘的。

随着报纸的市场失灵，目前的新闻业市场逻辑倾向于恶化现有的不平等。这会影响到何者在何处被报道。正如记者梅格·费尔（Meg Fair）对《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所说的，“如果你的新闻编辑部里没有一个蓝领背景的人，或者了解在深夜擦桌子是什么体验的人，那么当有关工人运动、原有的社区空间被高档楼盘取代等事件发生时，他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

二、撤退的编辑部

媒体位于什么“场所”，这件事本身就十分重要。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最响亮的声音属于记者，他们的观点是通过每天接触那些不和他们一样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而形成的。在20世纪60年代，极端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公开诋毁美国东部的自由派媒体，称它们正在成为许多人唯一可以选择的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新闻媒体。这位出身于亚利桑那州的议员如今会发现，亚利桑那州的新闻使用者，除了他讥讽的全国性媒体外，几乎不关注任何其他媒体了。

如今的美国存在深刻的两极分化，共和党人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程度远远超过民主党人，他们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度比民主党人高大约四分之三。民主党人也更有可能订阅地方新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公民的责任。因此，当地方新闻机构开始从当地撤出，全国性新闻机构陆续进场时，先前存在的问题就会全面爆发。我和伊利诺伊大学的金相勋（Sang Hoon Kim）教授一起研究了部分趋势。我们使用数据集将美国3143个县分为15个不同的集群，比如美国中部农村、工人阶级农村、福音派、大学城等，同时收集了美国劳工统计局关于报纸媒体就业的数据，据此提出下列问题：记者是否都集中在大城市？地方新闻撤出对不同的社区和集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没有证据表明这和党派偏见有关？通过比较2007年与2018年县级区域所雇佣的报纸员工人数（颜色越深表示雇佣人数越多），我们发现，全国范围内有很多黑点消失或变浅了（见图1）。

与此同时，原先那些媒体集中度就比较高的地方，媒体正变得更加集中，但主要是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媒体集中化程度在增加。这表明新闻集中的趋势已经全国化了，政治变得全国化，这意味会有切实的后果。强大的全国性媒体以及最有可能在经济衰退中幸存下来的媒体，持续犯着同样的错误。自2016年大选以来，纽约和华盛顿的记者们一直试图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他们忽略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崛起的浪潮。这些人理应是美国最好的记者，掌握最丰富最重要的资源，但选举报道让他们的至高权威破碎了。为了实现报纸走出纽约、进入乡村的承诺，《纽约时报》记者辛迪妮·恩贝尔（Sydney Ember）在2020美国大选开始前3个月搬到了爱荷华州。她在时报的读者中心（Reader Center）栏目发表了《我想了解爱荷华，所以我搬去了那里》的文章。这种被称为“特朗普游猎体”（Trump Safari genre）的文章，是由居住在华盛顿或纽约并为全国性媒体工作的记者们创造的。他们试图以此解释什么人、如何，以及为什么在2016年和2020年投票给特朗普。

但另一方面，地方报纸将总部搬到更小、更便宜的办公场所，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策略。报社大楼是由砖块和界墙构成的大型建筑性叙事，它暗示了新闻组织的永久性。这样的地理位置也使得记者能够接近其他有权力的场所，如法院、市政厅和执法部门，而新闻机构大楼的建设往往也是历史性事件，与地方城市的发展规划相契合。2014年，《得梅因纪事报》（The Des Moines Register）搬出了原本所在的形似DC漫画中《星球日报》的大楼。一位编辑向我表示，他担心公众会因此认为《得梅因纪事报》也倒闭了。报纸名字在市区内不再可见，原来的报业大楼变成了购物中心。在迈阿密，一个新闻编辑部搬到了奇怪的地方——对面是一个牧场，还靠着机场。如果有新闻发生，记者很难第一时间赶到市区。在洛杉矶，《洛杉矶时报》离开了位于市中心的历史悠久的街区建筑，搬到了45分钟车程之外的埃尔塞贡多。过去，《洛杉矶时报》一直毗邻该市最贫穷的区域，贫民区迫使记者们从停车场走出来或去吃饭的路上直面贫穷和精神疾病的问题。电影《独奏者》就是根据《洛杉矶时报》专栏作者史蒂夫·洛佩兹（Steve Lopez）的报道改编的，他曾经在每天上班时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小提琴手。但如今，《洛杉矶时报》坐落于远离市区的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的一栋办公楼里。“在何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或许在华盛顿特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华盛顿的白宫记者们会为他们家乡的报纸报道华盛顿的新闻。这个群体的人数已经从2005年的大约320人下降到今天的75人。但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东部精英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他们却不会回到为之工作的州去实地报道。我曾遇到过一位为乔治亚州奥尔巴尼市报道华盛顿新闻的资深记者，但他从未去过那里。而身为在华盛顿的记者，要做的就是提问题。

照片里的这些人都是等待参议员们从地铁上下来的华盛顿记者们（见图2）。他们会等着某个参议员从地铁上下来，然后追着他们上楼，试图采访他们，并得到回答。通过这种方式，记者可以直接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不同的记者有不同的采访策略，立法者们很难躲过他们。一位毕业于名校、来自纽约，但在为南卡罗来纳州报道华盛顿的记者清楚地知道参议员林赛·格瑞姆（Lindsey Graham）午饭后回到办公室的行走路线，她的特长就是能够跟踪这位参议员，提出有关于南卡罗来纳州的问题。而这些记者是唯一能够提出针对当地情况的问题的人，他们在新闻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工作也存在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我曾采访的大多数记者现在都不再从事这份工作了。

图2 在地铁站等待参议院的记者们

三、对新闻付费者的高度依赖

我最后想讨论的是，数字新闻业的收入驱动如何意味着对那些付费用户的高度依赖，而这种依赖对公平和特定地域的新闻报道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想谈一谈《纽约时报》这个特例。《纽约时报》以其特殊性作为其生存的赌注。它针对的是对全球政治权力流动、文化及资本感兴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使用者，以及从现行政治经济秩序中获益的使用者。作为一个特殊的、非普遍化案例，鉴于其独特的资源和优势，《纽约时报》有机会在报纸新闻业的市场失灵中幸存下来。《纽约时报》对数字内容经济反常规逻辑的回应，就是建立一个超越美国市场的订阅体系。如果在2025年能达到1000万数字订阅用户的目标（根据《纽约时报》2021年8月份披露的财报，它的全球数字订阅用户已达800万人——译者注），它就能够放弃对数字广告的依赖。因为美国的用户增长存在上限，《纽约时报》在编辑内容上进行全面的国际性投资。《纽约时报》原全球部（NYT Global）编辑主任莉迪亚·波格林（Lydia Polgreen）告诉我：“《纽约时报》以全球新闻机构的姿态崛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平等的加剧。在这个不平等体系中存在一个全球互联网公民阶层，他们依赖少数几个受青睐的媒体，而且多为英语新闻和信息来源。”《卫报》主编阿伦·罗斯布里奇（Alan Rusbridger）回忆说，他曾听到时报执行总编辑迪恩·巴奎特这么谈论正在枯竭的美国新闻生态：“如今有个新的现状：98%的美国人被排除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之外，很可能不得不面对不合格的信息。”

我把《纽约时报》和另一类报纸进行了比较。我称后者为“金发女孩报纸”（Goldilocks newspapers。这里“金发女孩”一词有规模不大不小、恰到好处之意。它出自一则童话故事，后被引申为一种选择居中事物的普遍原则，即“金发女孩原则”——译者注）。它们不仅是所在的地方性都市，也是所在的州或地区的原创内容提供者，它们的新闻报道不仅在当地具有重要意义，往往也会引起全国关注，而它们的数字经济策略是未来财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与《纽约时报》不同，这些地方媒体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们无法逃避的事实是——当地的使用者是有限的。一个地方的新闻使用者只有那么多，从特定地域的使用者中能挖掘出的收入也是有限的。以《迈阿密先驱报》为例。《迈阿密先驱报》拥有报道古巴的优势，这是其他报纸或电视网无法做到的。它在报道卡斯特罗去世之类的新闻上，就不可能让其他媒体抢先。报社也在新闻编辑部立了一块长期白板，上面有卡斯特罗讣告的ID代码，确保相关新闻可以迅速从内容管理系统中被调用，并在确认卡斯特罗去世后立即发布。在卡斯特罗逝世新闻上，《迈阿密先驱报》的努力的确获得了全球性关注和巨大流量，堪称一场胜利，但这又不是真正的胜利——只有少数流量可转化为数字广告费。由于数字经济在新闻业中反常、颠倒的逻辑，《迈阿密先驱报》无法从这种由流量驱动的短暂注意力经济中获得利益。没有读者只会为了一两则关于卡斯特罗的故事就长期关注该报。因此，与经常拥有大量使用者的大型全国性媒体不同，地方新闻的流量激增无法预测并转换成商业价值。

新闻机构要保持偿付能力，就必须优先考虑那些愿意通过数字订阅为新闻付费的人，即富人、白人和民主党拥趸。正如中西部一家大型报纸媒体的一位高管所说：“我们不专门为白人订阅者报道新闻，但最终是他们在阅读我们的报道。”媒体如何获得经济收益？是从最愿意付费的群体那里获得的。

《达拉斯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案例。《达拉斯晨报》有一群富有的、稳定的用户。《达拉斯晨报》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并由家族经营，这与《纽约时报》的A股B股结构也很像（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信托基金的受托人掌握的是《纽约时报》绝大多数的B股股份——译者注）。但该报仍在苦苦挣扎，只有2%的收入来自数字订阅，尽管这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出路。《达拉斯晨报》前主编迈克·威尔逊（Mike Wilson）曾说：“对数字订阅的追求磨练了我们对所报道内容的关注度。”晨报因此决定在普莱诺地区报道更多新闻。普莱诺是一个富裕的达拉斯郊区，电视剧《家族风云》就以这里为背景。《达拉斯晨报》创立了一个订阅用户忠诚度计划，包括门票赠品、仅限订阅者的脸书群组、在一些特别活动享有特殊待遇、双周时事通讯，还有一项活动提供了与达拉斯牛仔传奇运动员艾米特·史密斯见面的机会。这些举措借鉴了美国一些小型社区媒体的做法。对于建立使用者群体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问题在于，谁能参加这些活动？谁能享受这些待遇？在波士顿郊区，门房传媒（Gatehouse Media）为关闭10家周报进行辩护，因为它们针对的是低收入地区，对广告商没有吸引力。更有意思的是，我访问了美国一家大型连锁报社的总部，并对当地人的电脑设备无法支持其笨重的网站表示担忧。然而一位主管告诉我：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负担得起订阅费用。

我最大的担忧之一是，高质量的新闻和信息将越来越多地成为由自由派、民主党人付费和支持的新闻。盖洛普曾调查了美国人对新闻业的经济价值和未来的看法，发现有37%的民主党人为新闻付费使用者，而共和党人则为25%；70%的民主党人和55%的共和党人认为地方新闻体现了一种公民自豪感；30%的民主党人更愿意资助新闻机构，而只有8%的共和党人愿意这么做。此外，72%的民主党人和22%的共和党人认为地方报纸至关重要，即使面临难以维持经营的经济危机，也应保留，而这个比例大体与两党对媒体信任度的两极分化程度接近。

地方报纸需要保留，但当下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会让那些试图为新闻业寻找非商业解决方案的人蒙蔽双眼，尤其是非营利慈善事业。首先，谁来提供资金？以及这些资金流向何处？其次，目前的解决方案暗含高度不平等。按照杜克大学菲利普·拿坡里（Phil Napoli）教授的计算，新闻业的总体资金没有流向它最需要的地方，而是流向了大城市和偏民主党的地区。蓝州不仅过度引导慈善资金，而且在资金流向地区的类别上，基金会和蓝色大城市更有可能向其他蓝色大城市的新闻机构提供资金。

这些趋势不应归罪于任何记者、新闻机构或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新闻用户的政治或社会身份。但讨论到美国新闻环境的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是政治中立的。就这样的状况，我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当然它们是针对美国的特定问题的。

第一，美国的大学学费非常高，而且这种高学费限制了学生实习的选择。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让学生在大学里能获得真正的经济资助。

第二，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拥有党派媒体，我们可以拥有地方党派媒体。我会很想看到民主党资助地方党派新闻媒体。我想一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吃惊，因为美国人喜欢谈论新闻的客观性。但我认为，唯一在商业上可行的新闻是有政治选择性的新闻，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是洗脑式宣传性的。

第三，我们要有一个后报业意识（post-newspaper consciousness）。去想想社区机构做了什么而新闻业却没有做到的，由此思考新闻业的特定功能是什么。我们还需要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关于新闻对民主重要性的迷思（important orienting myth）。对美国而言，这一直是个强大的迷思。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并不总是所有人的民主。如果我们要诚实地看待新闻业在民主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就需要承认新闻业在历史上是如何不公正地对待边缘群体的。

我希望大家看到，市场、种族、阶级和政治如何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形塑了我们所看到的新闻。谁有机会进入新闻编辑部，谁就能塑造我们看到的报道。而那些为新闻付费的人将越来越多地决定记者将稀缺的资源引向何处。某些地方因为拥有特殊的资源和机会，会使其成为新闻机构的重要市场。在美国，还有许多地方在获取新闻和信息方面长期以来都被关注得很少。而按照目前的趋势，能够存活下来的新闻机构，将更加远离这些本就被报道不足的地方和群体。

（尼基·厄舍（Nikki Usher）：《场所和权力如何扭曲美国新闻业》，2021年第1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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