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推介|你也许不了解他，但你一定知道他写的《明室》

中摄协影像中文网 2019-07-12

罗兰·巴特（1915—1980 年）是法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作家和理论家。他的作品对符号学、结构主义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他的散文集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然而，因他刚成年时罹患疾病而被阻断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大量的错误开端。二战后，他加入了法国外交使团，试图成为一名社会学家、词汇学家或成为大众戏剧的积极分子；他还是一名热心的业余音乐家、画家、不情愿的马克思主义者、浅薄的哲学家和编辑。但是，没有一样可以定义巴特，甚至连他的学术生涯都是极其非正统的，一直没能得到人们的重视。那么我们该如何对他分类呢？

巴特绝对是属于如蒙田、卢梭、纪德甚至米什莱这样的法国传统评论家的,并且对他们而言,自我历来就是连接写作与世界的小船。他有可能处于一个更广泛的道德家(尼采、萨特,甚至拉康、莱维 - 斯特劳斯等)的传统中,他们想要通过哲学来解释我们是如何做人的。然而,巴特的作品所具备的特征就是对自我和人格的高度独创性的批判,在对作为社会要素的自我进行深入研究的异化的世界里,他的特征就是有个性。在他最后一部著作《明室》中,巴特似乎在讲述,是最后的实例中的独特、非凡(他的母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促使巴特成了一个深刻的缺乏社交性的理论家。有人可能会反对这种说法。但这不就是存在于人类社会核心的深刻的黑格尔悖论吗? 他的奇异性也许不是我们的奇异性(也就是说,是独特的)。然而, 在我们特定情况的共性里,人人都有母亲,我们都无法摆脱爱与死亡的残忍纠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巴特自己的“魔法的”单词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写作”: 写作是一种与历史休戚相关的行为, 他在他的职业生涯的一头写作,而在另一头,这成了“写作的同时, 需要有爱的回应”。两者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我们关于“巴特”所讲的一切可以被称为是“虚构的”,正如玛丽·吉尔提醒我们的,这是与作家写进他的生活的题词中的“真实”有关的。事实上,吉尔近乎明目张胆地讲述了,巴特是一个虚构的评论家——不是一个小说家,也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的承办商, 而是一名把自己写进所有作品的虚构情结中的梦想家。

这对“晚年”的巴特来说肯定是有道理的,但对早期阶段的巴特而言就不是这样了。事实上,这种改变可能表明了他作为作家的生活的一种叙述。“晚年”的巴特似乎在以某种方式把自我“戏剧化”, 而这种方式在他年轻时候的写作中并没有采用过。但是,在教育方面,在 20 世纪 30—50 年代,巴特是“受到排斥的”,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在研讨会会议室或演讲大厅冰冷的、客观的,甚至科学的世界里,他就已经享有了刻写和审视自我的“奢侈”了。事实上, 巴特半辈子的写作生命都花费在了一个学术研究所(EPHE)里,这受益于那里没有资格的限制;因此巴特的写作的社会学就相当于一种类型的散文制度(学术论文写作)。

所以(结构主义的)提升也许就是为了补足巴特的“摇摆不定”, 即二元化的“两个方面”。他越是分类、重新分类和过度分类——包括他自己——就越能通过语言的运用创造更多机会去挑战拒绝分类(或不能分类):

语言是法规,语音是它的密码。我们看不到语音中的力量, 因为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语音都是分类,而所有的分类都是压迫性的。

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巴特对索绪尔、符号学和语言学的迷恋,是和交际与社会的现象分类——分类学——紧密相关的。事实上, 他标志性的灵活地按照字母表的顺序进行写作,表明了分类的任意性特征。

针对巴特的传记,这一矛盾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巴特是经常热衷于“解构一个整体”的。那么,巴特写作中运用的解构会怎样通过吉尔使用的作为巴特的传记“总”的方法的精神分析法进行分析呢? 吉尔将巴特描写为“摇摆不定”的人物,这可能与他显著的想要破坏“渴望去占有”另一个人的企图是相抵触的,这不存在危险吗?她的传记将巴特框进了一个盒子或洞里,这没有危险吗? 可能是霍迪尼将巴特描述成了一个好的形象,而不是“摇摆不定的人”,这意味着一种概念的创新,他试图突破制度上的和社会的封闭与控制。事实上,随着我们对巴特的美德的讨论,我们可能会问,“贵族化”是如何关乎社会的自我的。这说的是,这个人物本身是“业余的”,是通过他的爱人操控着他的行为,但是其外在表现却总是批判的、多疑的,还是说他的所作所为本就是“专业的”或“大师级别”的,是受制度控制的呢?还有,关于分类最重要的一点是将“社会的”巴特分析为多疑的,这意味着什么?

最近对巴特的哲学方法做的分析中,让 - 克洛德·米尔纳 (Jean-Claude Milner)认为,在巴特的批评、写作和思想里,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巴特的最后阶段,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范畴从他的作品中突然(相对地)消失了, 这大部分是因为大规模的(尽管是含蓄的)对他们的假设造成的, 而与任何抛弃激进的唯物主义乌托邦和批判的举动关系就小多了。米尔纳引用了巴特一生的挚友、索伊出版社的编辑弗朗索瓦·瓦尔的私人评价,他自始至终坚持认为,巴特的生活是寄托于马克思主义者基础之上的。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站在拜物教的高度上通过资本去确认任何物品的所有权。如果资本和语言都是社会关系,那么语言在这些异化的社会关系中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否归因于,属于巴特作品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范畴是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精神分析的批判,而这种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从巴特的作品中已经消失了的缘故呢?解开这一难题的方式就是视巴特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事实上,在马克思的精彩名言中,有一个政治社会心理学上的伟大例子:“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这句格言提出了一种非常开放的辩证法:它慷慨地指向了未来。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本身就是辩证的:通过历史,存在于其与马克思一生的时间的关系中。因此,巴特追随这种社会心理学(而不是社会精神分析学,因为这是一种矛盾形容法,即使在其所有的矛盾中也只关心个人),并提出对自我与社会的一个结构上的认知,以及对社会中的自我的一个结构上的认知。因此,通过自我疏离和自我瓦解,并模仿马克思的警句,我们可以认为,“巴特不是一个具有巴特特性的人”。

最后一篇著作《明室》：

本文选自图书《罗兰巴特传》

作者简介

安迪·斯塔福德（Andy Stafford）是利兹大学法语研究院的高级讲师。他的著作包括《罗兰·巴特、现象和神话：思想传记》（1998年）和《图片文本：当代法国摄影图像的写作》（2010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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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 20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作家和理论家罗兰·巴特的作品对符号学、结构主义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 从书中读者将对罗兰·巴特的经历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及这些经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个性、研究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