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周洁茹：后来的房子
我经常梦到我二十岁前住的中国房子，那个房子的前门和后门，门前绿色的信箱，梦里我时常去开那个信箱，信箱里装着很多过期的报纸和杂志，都被雨雪打湿了。我从没有梦到过我后来的房子，柏拉阿图的房子，艾弗内尔的房子，新港的房子，一次都没有。从加州搬到新泽西州以后，我多梦又疲倦，也许真是像他们所说的，新泽西是地狱的门。
我的故乡一直下雨。我厌烦下雨带来的潮湿和寒冷，我厌烦四季分明的衣服，我厌烦蛀洞和白色霉点，我真的是厌烦极了。我说我将来要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可以用竹子做家具的地方，那些竹子永远都不会腐烂。我说我老年要定居在拉斯维加斯，沙漠可以缓解我的关节痛，我还可以去隔壁的赌场玩老虎机，一分的那种，玩一整天都输不掉十块钱。
我又喜欢雨，那样的喜欢，在空无一人的滑雪场画再多的蝴蝶都不能代替。可是我怎么能够又要下雨又抵抗下雨带给我的疼痛呢？这世界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公平合理。就像我在柏拉阿图一定要住在底楼，地震起来可以翻窗而去，可是我阻止不了蚂蚁们翻窗而来到达厨房。我使用了红花油，红花油无效后我觉得滚开水太残酷，就去店里找到一种好吃的药，蚂蚁吃了再带回去给蚁后吃，蚁后就失去了生育能力，慢慢地，慢慢地，那一窝蚂蚁就灭绝了。是不是比滚开水更残酷？
柏拉阿图最美丽，可是柏拉阿图有蚂蚁，不怕红花油的蚂蚁。艾弗内尔的第一天，我有全部崭新的厨房和全部崭新的浴缸，我想不出来那么巨大的客厅放什么，两张乒乓桌？或者三张？窗子外面在下雪，落下来都有声音的雪，像故乡的雨。后来雪化了，老鼠吃光了壁橱里所有的辛辣面。那个冬天，我和老鼠们一起吃面，我总在白天吃，它们总在夜晚吃，细致又小声。我不太明白，这样的老鼠房子，楼下的印度先生怎么可以一直住着，一直住着，住二十年。
新港有蟑螂，半夜三更奔跑的蟑螂，墨西哥捉虫队和小圆盘的蟑螂药都不能令它们减少。我的中国邻居玉芬说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新港的问题，玉芬说她可是连蟑螂腿都见不着一根，可是玉芬的电话坏了，玉芬拆开话筒，哎，里面住着一家蟑螂，有老有小，玉芬每天傍晚都抱着它们打电话回中国。
新港的蟑螂让我想家，我在中国的家没有蚂蚁没有老鼠没有蟑螂，我对自己说我是来找巴拿马的，我不是来找蟑螂的。
可是你以为《欲望都市》里的凯莉在曼哈顿的日子就会比我好到哪儿去吗？你一定没有注意她饼干盒里的蟑螂你也一定没有注意夏绿蒂甩掉那个完美又有品的双性恋仅仅是因为那只令他们尖叫的老鼠。纽约的地底下，有全世界最多的蟑螂和老鼠。
我回过中国，我看到一个水果店的店主抓住了一只老鼠，他把那只老鼠连笼子放在火上烧。我走来走去就会看到他们那一家，天黑了，水果筐翻过来就是小饭桌，只有一个小方凳，属于瘦小但是有力气的女人，上小学的女儿还有他自己，一岁的儿子，上半部分，全部在桌面上，有碗也有筷，可是下半部分，全部蹲着。他们的晚饭总是有滋有味。
我走过去，不敢看一眼那只老鼠，可是老鼠的目光亮闪闪地扫过来，我努力使自己的心硬起来，我努力去想点别的，我想起来了艾弗内尔的老鼠，它们即使被粘老鼠板粘到，它们还有一次在垃圾箱挣脱的机会。有一天老鼠都消失了，和我一起吃面度过寒冬的老鼠，我注意到外面的树林搬来了一只野猫，我看着它的时候它也看着我，它的脖子上没有铃铛。
艾弗内尔其实是一个印度村，中国人都住在爱迪生村，可是我住到印度村去了。村里有印度人也有巴基斯坦人，那些人住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移动过。还有唯一的波兰女人阿妮塔和唯一的印度尼西亚女人梅娣。如果我是这两个女人，我早就忧郁得死了。
阿妮塔在认识我的第二天就告诉我，她的丈夫比她大二十岁。阿妮塔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很奇怪，可是我看不出悲伤也看不出麻木不仁，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能说大了好，大了就更爱你了。
真正麻木不仁的是那个有两个小孩的梅娣，从我见到她的那刻起她就是一个跳来跳去的小母亲。她向我推销她做的小甜饼，她说上一个圣诞节她靠卖小甜饼就赚了四百多块，她说你一定要试试我亲手做的美味小甜饼，十块钱这么大一瓶，绝对物超所值。她穿着宽大的袍子，袍子下面连胸罩都没有，她的头发看起来像是十年都没有做过了。可是我坐在她干净的房间里，连外面那层窗子都是干净的，她的孩子们在没有玩具的客厅里玩，电视永远开着，所有的玩具都在壁橱里，沙发是白色的，还有宜家的便宜灯笼。我就想我必须有一个朋友了，我在美国必须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她了。我透过干净的窗子看到了她的车，车也是干净的，在阳光下白得耀眼。这正是我需要的，年轻的女人，亚洲女人，干净，大大咧咧，纽约牌照的车，对待钱的态度非常正确。
直到有一天梅娣打电话给我说她急需用我的传真机。我会付你电话费的，梅娣在电话里说，我会付的，我保证。
是的是的梅娣太爱干净了，简易家具，玩具都收起来，没有传真机也没有打印机，每次她需要打印折扣券就来找我。我真的要厌倦了，即使她说她会付钱。可是，喂，这里是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尼西亚。
梅娣二十分钟以后出现在我的门口，她的乱七八糟的头发和长袍子，还有黑眼圈。不是所有的母亲都和她一样，比如阿妮塔，阿妮塔和她的小美女每天上午都去木桥俱乐部游泳，阿妮塔整个下午都坐在她的阳台上喝咖啡吃蛋糕，而梅娣每天早晨七点都送丈夫去火车站，孩子们绑在后座，整个下午她都在擦她的窗玻璃。她们俩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她们俩都信上帝。
我只需要五分钟，然后我就离开，我保证。梅娣一边说，一边把她的那两页纸放进我的传真机。
可是一百个五分钟以后梅娣还在我这里，她在用我的电脑上网聊天。
我得告诉你真相。梅娣说，今天我丈夫在家，我不得不出来用你的电脑，他在等我。
不不不，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好吧，是我以前的男朋友，我要嫁给他的，可是我嫁给了我现在的这个丈夫。可是我的丈夫是一个大混蛋。你的眼睛不要瞪这么大好吧。我的丈夫有外遇，一年多了。是的是的，简直是一场大灾难，如果不是神告诉我怎么做，我早就死了。我差一点死了。我只是和我的前男友聊聊天，你知道的，他在印度尼西亚，我在美国，我们只是聊聊天，可是他呢？他和那个女孩出去！如果不是孩子们，我早就离开他了，我以前是多么漂亮，我没有结婚前是一个大美女。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梅娣的丈夫是一个眼珠灵活的计算机工程师，我也许只和他聊过一次，或者两次？我记得他的热情，完全没有印度尼西亚口音的英语。
这样的人都有外遇，那么全世界的男人都有外遇了。
我不再允许梅娣使用我的电脑，我甚至不接她的电话，有时候。可是有一次我回了她的电话，那已经是晚上十点，梅娣在留言机里说她必须进城，立刻，她需要现金，三十块，或者五十块，她需要我的帮忙。我给她回了电话，我说你最好十分钟内就来取。梅娣没有来。之后的一个星期，她家的电话没有人接，她的车也不在家。我真的有点担心了。
我再看到她，她像往常那样站在阳台上擦玻璃，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我担心了整整一个星期，你甚至不给我一个电话。
梅娣说没什么真没什么，我只是一直在城里。
我不说什么了，梅娣有一个尖耳朵的印度邻居，可是我知道那一定与她的丈夫有关。
是的，是那个女孩。梅娣含糊地承认，我只是需要现金买过桥费。我没有现金那个晚上，我连信用卡都没有。梅娣说，家里买东西都是我丈夫事前留了现金。没有信用卡听起来太可怕了是吧，可这是真的，我的信用太差了，信用卡公司不给我信用卡，梅娣说。
我带着上个月的电话帐单，她没有付我传真的钱，那一天她还打了两个皇后区的长途，一共是五块七毛九。我打算给梅娣看帐单，我只是打算，我并没有拿出帐单，我离开了。一个没有信用卡的女人，我不知道怎么问她要那五块钱。
可是我知道梅娣是爱她的丈夫的，我看到她为她的丈夫准备晚餐，炒得很好看的四季豆和焖得很好看的米饭，还有那么完整的一条鱼，金黄。第二天，不多的鱼肉被剔了出来，盛在小盘子里，拿出来放在锅里和米饭一起炒，还有辣椒，是梅娣和两个孩子的午餐，三个人，一人一盘。梅娣的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一岁。
我参加了梅娣那个印度邻居的派对，她刚刚有了一个新生儿，可派对是为她大女儿的三岁生日举办。派对在傍晚五点，梅娣下午一点才打来电话，梅娣说还有阿妮塔，你们都要来，我的邻居拜托我邀请你们。
我说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的邻居，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梅娣说可是我的邻居邀请你们。
我买了畅销的宝宝爱因斯坦DVD阿妮塔买了三岁女孩的衣服，还有化过妆的梅娣，我们一起坐在印度人的屋子里吃披萨。我，阿妮塔和梅娣，我们是唯一的外国人，我们坐在一起，果汁和披萨，体贴的笑容，我们变成了好朋友，波兰人，印度尼西亚人，还有中国人，在一个全部都是印度人的派对里，变成了朋友。
我搬去新港的前一个星期告诉梅娣我在找人清扫我的房间，我归还的房间必须和我得到时一模一样，如果不是我烤过一次鸭，清理我的房间只需要两个钟头，现在不得不花费五个钟头以上了，因为我的厨房一片焦黑。我听信了我的中国朋友关于烤鸭的经验，在我离开厨房去超市买墨西哥卷饼当春饼的那一个小时中，鸭子在烤箱里变成炭，灰和浓烟跑出来，警报响了。如果我再晚回来十分钟，我和楼下的印度人隔壁的印度人都没有地方住了。总之我需要一个人清理我搬家后的房间。梅娣说她要做，我说这绝不可能，我不会让我的朋友为我干活，然后我付她工钱？梅娣说，你让我做就是帮我，我需要钱，我需要现金，非常需要，你要帮我。我让梅娣做了，她的手臂和袍子都黑了，我付她钱了，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过，我付过钱了，梅娣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从不付钱给我的女朋友。
后来我还会回艾弗内尔看我住过的房子，楼下仍然住着住了二十年的印度先生，门口是他开了二十年的老林肯车，还有他铺了二十年的看不出花纹的地毯。
我会看到阳台上停了一辆自行车，窗帘拉上了，再下一次自行车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一台巨大的费雪摇摇椅，最后一次我看到阳台上是一个玻璃小圆桌，一张雕花的铁椅。如果我在早晨来，我就能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像我一样，坐在阳台上喝咖啡。可是我不喝咖啡。我也坐在阳台上，有时候。我的椅子是木头的。
我时常发呆，我看不到更远的风景，我看到冰淇淋车，一天只来一次，我看到没有门的邮政车停下，邮差仰着头叫我的名字，然后把箱子直接扔上阳台，箱子有时候来自中国，有时候来自全美化妆品邮购排名第一伊夫黎雪。
我每天都盼望着邮差，我盼望着他和他手里的广告，我把广告们仔细地看一遍，然后分类，整理好，然后扔进垃圾桶。
我还是会想起艾弗内尔的好来，夏天的傍晚，村口总有印度老头盘腿坐着，他们指手划脚，像在召开村民大会。大得望不到边际的草地上，阿妮塔的女儿在那里踢足球。永远修不好的秋千架和网球场，只在夏天开放的露天游泳池。很远的远处，铁丝网的外边是树林，树林的外边，是火车的轨道。
有一条隐密的小路可以通往最近的杂货店，我在那里和一个店员吵架，也在那里赞扬一个店员对我一年的彬彬有礼，在我离开的前一天。可是她拖住我的手叫我不要走，她打电话叫来她的经理，她要我把赞扬的话再说一遍。我记得那个经理的德州脖子，红又粗壮。我终于和波士顿市场的埃及主管吵了架，她足够丑陋。我特别无聊的时候，到处找人吵架。我曾经以为新泽西的人民已经够粗鲁的了，那时候我还没有经常地呆在城里。
去火车站的路上有一间很小的鸡汤面馆，他们只做鸡汤面，汤面淡而无味，很多人为了一杯淡而无味从遥远的地方开车来。我看到了两个警官，他们没有电影中的风情，他们冷冷地看着柜台后面也冷冷地看着我，他们和我一样，吃完了淡而无味的鸡汤面就走了。
后来我住在新港了，厨房里有蟑螂我就从不去厨房。心诚的台湾基督徒给了我一份外卖菜单，我按照菜单上的电话打过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变成台湾腔，我说请问是王妈妈厨房吗，请每天都送好吃的饭来吧。我开始吃盐酥鸡和冬瓜汤，送饭的总是王爸爸，如果我不在家，我的饭会挂在我的门把上。后来我在假日酒店见到了真正的王妈妈，她慈祥又有福气，可是只要有的中国人去教会去得太迟，她的脸马上就会板下来。十二点钟的时候大班会送来两盒香港面包，教会里的人说如果你总是十一点五十五分才去教会，你就是只为了大班的面包。
租王妈妈家的车去肯尼迪机场要四百块，我总是在回中国的前夜打电话给她问价钱，价钱从不改变，我就挂了电话。
我离开新泽西的时候坐的是阿妮塔的丈夫开的加长林肯，一个大二十岁的丈夫，光头，风度翩翩， 他的工作就是开那辆黑色的林肯礼车，阿妮塔带着她的女儿送我到村口，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妮塔的丈夫，也是最后一次。
【作者简介】周洁茹，女，1976年生于江苏常州，曾于《人民文学》、 《收获》、 《花城》、 《钟山》、 《十月》等刊发表小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