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东燕：与年少时的自己相比，我还是更喜欢现在的自己｜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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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劳东燕 作者提供
与年少时的自己相比，我还是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文/劳东燕
记得在一篇文章中读到，有年轻的女生曾问董明珠：“如果你和现在年轻漂亮的我互换身份，你干吗？”
董明珠听后，笑而不语。
其实，不要说是董明珠；即便是我，大概也是不愿互换的。
这倒不是说，如今的我有多么功成名就。我不觉得，他人眼中的成功，就是定义自己人生意义的重要标杆。虽然我也不否认，这种意义上的成功，对我而言，也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但是，与外在的评价相比，我的确更为看重自己内心的评价。
不愿意与年轻漂亮的她互换身份，理由其实很简单。今天的自己比年少时的自己要美好不少，也更有力量；在此过程中，我付出相应的努力，收获阅历与智慧，有幸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一直到大学为止，我都是一个敏感、脆弱、容易患得患失的人。我没有深究过，早年的这种个性如何形成。应该多少是跟从小就与别人比学业，经常处于竞争状态有关。
记得大学毕业离校前夕，我曾大醉过一次。除了当时离别的情绪，真正让我伤感的是，我自己觉得，大学四年过得比较失败，没有能够真正地提升自己，也没有建立起内在的自信。尽管在他人的眼中，我的大学四年可能算是成功的。因为在毕业时，我是班上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的仅有的两名学生之一。
回想一下，如果说我在华政的大学四年有所收获，那么，最重要的收获可能就是，我终于意识到，人活着，重要的不是与他人竞争，而是与过去的自己相比，是否有所进步，是否能够获得自己的认可。
在检察机关工作的两年，第一年，在专业的学习上收获颇丰，学到很多实践性的技能。到了第二年，我马上就觉得，学习的边际效益严重递减，常规案件的处理主要还是体力劳动；而且，自己显然并不适合待在机关。
那一年决定辞职而北上考研，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包括当时的年轻冲动与不计后果，都促使我走出那一步。
除了切身地感受到刑诉法在司法实务中的重要性之外，两年的法务工作经历，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认识到，人生原来是一个不断放弃的过程。职业也好，其他也好，若是真心觉得不适合自己，就该果断地放弃。
在北大硕博连读的五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此前，我还从来没有想过，以后要以学术为业。
那五年，我对本专业的理论始终不是太有兴趣，倒是经常泡图书馆，读了不少人文社科方面的杂书。选择读那些杂书，主要不是为了专业，而更多地是单纯的个人兴趣所致。从大学开始，我就一直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中国社会为什么在近代会走向没落，而没有像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亏得北大的学术氛围宽容，我的导师从未指责过我的不务正业。只是偶尔会善意地提醒我，让我注意补强专业的理论功底，不要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北大的氛围，长处在于比较容易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包括批判精神与胸怀天下的视野。短处则在于，学生容易流于坐而论道，不够踏实，形成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
回想起来，读研的五年，最大的收获在于，一是初步有了批判性的思维，二是因阅读偏好所致，比较善于将专业问题放在宏大的框架下来思考，三是终于学会如何当众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在此之前，我其实一直怯于在公共场合当众发言。我内在的自信，终于逐渐地得以建立起来。
可以说，那几年大概是我人生中自我感觉最为良好的时光。这样超好的自我感觉，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当然，在此期间，也染上不少的毛病，比如眼高于顶，甚至不把一般的老师放在眼里。那真是年少轻狂的岁月。
好在博士毕业之后是来清华任职，所以，我身上年少轻狂的毛病，倒是很快就给治好了。老实说，面对讲台下那么多聪明的脑袋，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懂多少，是否懂的比自己要多，很难将先前的轻狂继续保持下去。
另外，或许是自己也曾有过轻狂的岁月，当老师之后，看到年轻的学生表现轻狂，我一般也不以为意。我肯定算不上脾气温和的老师，但几乎很少对学生发脾气，大概是与此有关。
清华的教学与研究风格，都受到工科氛围的强烈影响。五道口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的绰号，可不是白得的。于我而言，这倒是十足的好事。我的专业理论功底，也正是来清华之后，在教学与科研的过程中才慢慢补起来的。
回看学生时代的文章，或许思路与视角有些新意，但多少给人剑走偏锋的感觉。尤其是，一论及本专业的问题，往往没有能力做深入的剖析，只能草草几句一带而过。
入职清华后，我没有刻意想过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只是，在研究特定的专业主题时，会选择尽可能地挖深一些。所以，基本上，我就相应主题所写的论文，不仅篇幅较长，且最终成稿的，经常不只一篇。在深挖特定主题的过程中，不期然地，往往又能进一步发现其他有研究价值的相关主题。
如今想来，在学术研究中选择由点到面的进路，的确有着相当的助益。不仅能够确保相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也使得不同的主题之间能够形成内在的关联。这种由点到面的做法，有助于逐渐补强专业上的理论功底，日后也比较容易形成专著，作为自己的学术标签。
在高校走学术之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过论文的发表关；二是如何对待课题申请；三是如何处理学术批评。
首先，在论文发表的问题上，总地来说，我选择将关注重点放在提升自己文章的质量上，而不是一味地吐槽学术风气的不良。
文章被拒，尤其是如果被多个刊物拒稿，我首先还是会考虑，自己的文章是不是在问题意识或是写法上存在一些不足，或者至少是，相应的文章，肯定是没能做到足够地出色。无论如何，刊物总是需要好文章的。
所以，尽管也经常遭遇拒稿，尤其是刚走上学术之路的前五年，不过，我的心态总体上比较平和。有些文章，当时虽没能发表在自己心仪的刊物上，比较欣慰的是，被拒稿之后对文章所做的修改，使得文章最终呈现的面貌比先前还是要好一些。
其次，在课题的申请上，我会选择自主性命题，将自己正在研究的题目作为申请的主题。
课题申报既然是为职称晋升所必需，那就去申报；但是，绝不随意选择没有研究兴趣的课题，单纯为申报而申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申报成功，便是锦上添花；若是没有成功，也只是花了一些写课题论证书的时间。
基于这样的心态来处理论文发表与课题申报的问题，虽说没能完全消解由此而带给我的压力，但的确没有对我构成太大的困扰。一路走来，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学术之路走得特别艰辛。
最后，在学术批评上，尽可能善意地对待与处理，并根据自己的学术资历，做一定的调整。
早先，我对学术前辈或同辈的批评，所提意见都比较尖锐。随着年岁渐长，慢慢地意识到，当自己在学术上有一定资历后，若还是像先前那样尖锐，可能会给人刻薄的感觉。所以，现在进行学术批评，意见我还是照提，但会适当地注意表述的方式。尤其是，尽量不对比我资历浅的年轻后辈，提具有攻击性的批评意见。
同时，对于其他学术同行对我提出的批评，也试着开放善意地理解。必须承认，好长时间内，我也难以接受学术同仁否定性的学术批评，尤其是对文章学术风格的批评。不过，当我为学术转型不得而苦恼时，静下心来反思，发现此前对我的批评其实颇有道理，至少也是指出了自己学术研究中的短板。当时的气恼，只是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
这让我在学术批评的问题上有所反思。很多时候，其实自己未必能够很好地意识到自身研究中的短处。所以，如果遇到严肃的学术批评，把姿态放低一些，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地从他人的批评意见中受益。
我肯定还是做不到虚怀若谷。不过，这几年来，的确有意识地调整自己对学术批评的态度。包括我的学生，对我学术观点进行批评或表示异议，我通常也是以鼓励为主。既然不认为自己掌握真理，理性、善意地对待来自同行的学术批评，想必有助于更好地认清自己。
在平时与人的相处之道上，有两点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不认为自己已然做到，只能说是有所意识，并努力地在做。
第一，有幸得到他人的帮助时，尽量不负他人的成全；而当自己有能力给予帮助时，记得也要成全他人。
我不是一个情商高的人，更缺乏长袖善舞的人际交往技巧。在一些场合，表现笨拙，甚至举止失当，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认真想想，我应该属于小事犯糊涂，大事上还算清醒的人。所以，虽然从不刻意经营人际关系，但学术交往与日常生活中，秉着自己的诚恳与善意，人际关系都还不错。
对我来说，很多时候，努力的理由可能很简单，就是不想辜负他人的成全。即便这种成全，于他人而言只是举手之劳，对我来说，也理应心怀感恩，因为他人没有义务来提供帮助。同时，我也时常提醒自己，在有能力给予他人帮助时，记得要将这样的善意传递下去。
第二，行动比言辞重要，多对自己提要求，而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最好自己先行做到。
学术职场与其他职场一样，同样存在性别歧视。作为女性，基本上我很少与人争论这个问题。不是认同男权社会的逻辑，而是因为发现，口头的辩驳永远无法改变人们内心的偏见。
对于性别歧视的解决而言，制度性的支持肯定有其必要。但是，作为个人来说，既然暂时无力改变制度，甚至于发出的声音也无法为他人听到，既然根本等不及制度变革的来临；那么，先选择解决自身有能力改变的因素，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比如，女性在职场的处境，至少有一个因素，是由于女性自己比较容易放弃。
我无法要求别人不轻易放弃，但可以这样来要求自己。学术职业相对比较公平，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投入。所以，我会认真地考虑，当外在名利所构成的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作为女性，自己要如何建立起内在的动力机制。我会想着，以自己的行动去证明，只要努力与坚持，女性同样能够成为优秀的学者。
毫无疑问，想要真正地解决职场的性别歧视问题，来自制度的支持与来自女性的自强，两者都不可或缺。而只有当更多的女性处于一定的位置，发出的声音能够为他人所听到，才有可能帮助到其他的女性，也才可能为推动制度性的变革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在读书的问题上也是同样。如果我要求学生不计功利地读书，对知识保持好奇；那么，我会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
这些年，我在社会理论上花了不少的精力去关注，但事先并没有权衡过，这对于自己的学术究竟有什么帮助。包括去年以来，尝试系统性地了解经济学的理论，开始接触一些心理学、生物学、科学哲学与网络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也只是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清华任职十余年，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获得一种反思的能力，以及一种自我学习的能力。
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我承认经常难以平和，难以云淡风轻。这不太像是人到中年应有的样子。但同时，我会有所反思：是不是因为专业的缘故，抑或是性格的原因，又或者是由于朋友圈中记者与律师比较多，平时接触的多是负面信息，所以，别人眼中一片岁月静好，自己却经常视而不见？
包括公号的文章被删，生气归生气，我也提醒自己，切勿反应过度。尤其是，不要变得与那些告密者一样，动辄走极端，背离自由的基本立场。
眼下的我，与理想中的自己相比，还有着相当的差距。所以，内心里我总是认为，自己应该变得更好，也可以变得更好。经常遗憾与懊恼的，便是投入的努力不够，未能达到自己所期许的学术高度。
我清楚自己做出的选择，也对自己为人处世的立场有所坚守。与人相处时，我不觉得自己的职业高人一等，也很少妄自菲薄。
我喜欢与比自己优秀的人在一起，因为经常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也是基于此，我不愿意待在小池塘里当大鱼，而更愿意待在大池塘里。即便在大池塘，我可能只是一条无足轻重的小鱼。
与年少时的自己相比，我还是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在阅尽人事之后，依然渴望天空，依然想要走向远方。
劳东燕，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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