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资格责备明哲保身和沉默，只有资格赞美站出来的勇者 | 二湘空间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真相、手段与良俗
——从母校的开学典礼校长讲话开始说起
编者按：9月18日凌晨，贵州黔南州三荔高速发生一起客车侧翻事故。事发时，车上载有47人。截至18日12时，事故造成27人不幸遇难，20人受伤正在救治。乘客为疫情转运人员。沉痛哀悼贵州巴士逝者，愿他们安息。
我来自一所很著名的高中。这所高中坐落在北京，直到今天，我对这所学校仍然记忆犹新。优美的风景不必多说，它的教学模式就很独特：学校的老师在校本教材的帮助下，向我们介绍更多元的世界，并鼓励我们自己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我们背着老师精选出来的先秦到宋代的古诗文，读着老师亲自选出来的讲述胡适、梁漱溟、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散文写读书笔记。
文科——尤其是历史、语文——上课之后，老师向我们推荐的不是练习题，而是与课文有关的历史或文学读物：讲苏联，我们读《古拉格群岛》和《静静的顿河》，甚至推荐比较冷门的《生存与命运》和《日瓦戈医生》；讲法国大革命，除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原著之外，还有雨果的《九三年》。讲文艺复兴，我们会直接看《神曲》和《十日谈》。
即使是理科，也显得与其他学校不同：海量胡乱刷题是被鄙视的，即使是讲卷子上或者题集上的习题，老师也会经常带我们进实验室，或者至少做实验给我们看。一流的素质教育手段，再配上一流的应试教育结果，这所学校即使在北京，也显得那么独树一帜。
但是真正让她独特的还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在诸多学校中，只有她把民主写进了校训。学生会成员需要竞选，需要自己拉选票，需要经过学代会的投票，才能正式成立；班干部不但是被选举上的，也可以被我们选举下来——我们可以弹劾。老师很早就向我们普及我们即将承担的社会义务和权利，并向我们详细的解释“天赋人权”是什么意思，民主自由应该如何被应用。老师同时还告诉我们，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要敢于站出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正如一位校长说的那样：
“你们都知道，在英语中，‘杰出’被译成outstanding，就是要站出来——站出来担当起社会责任，站出来去影响他人，影响社会，影响世界。不要认为自己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君子，逃避责任的借口。虽然我们每个人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但你仍可以去影响身边的人，再通过他们去影响身边的人，把影响传播出去，就如同核裂变一样，它一定会释放出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的巨大能量。”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在几天前的开学典礼上，当我们的校长在讲话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时，所引起的骚动了：
“其实，老师希望带你看到世间万象的真实，但更在意获取真相的方法。有时候，老师们宁愿你永远不知道真相，也绝不会去伤害常识与公序良俗。”
我举一位学长的评论做为例子：“很难相信这是我们学校的开学演讲”，毕竟它真的不符合我们在这所学校受到的教育，也不符合我们对学校的认知。在校友的错愕声中，我反复的品味着这句话。
这句话可以分成两句来看。第一句，世间万象的真实与获取真实的方法。学术界其实都是看结果要重于过程的，这一点从学术论文的写法上就可以看出来：在论文的最前面是你这篇文章的摘要，而摘要只是写出你的研究结果，对研究的方法往往都是简单的写一句“通过某某方法研究出”即可，详细的研究步骤都放到正文里面去写，而正文只是为那些需要深度研究这个论文的人准备的。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往往学到的是结论，而不去细说研究的过程。你所获取到的真相，做为你的结果，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构成了我们现在科学体系的主体。
那么，我们获得真相的手段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理科生而言，最主要的手段无非是两种：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其中，数学偏重前者，物理，化学则二者并重，生物等学科则更偏向后者。无论何种，只要推理的逻辑正确，实验尊重事实，就能获得真相。然而，问题在于，实验当中需要牵扯到一些涉及人伦物理的事情，这些事情必须要纳入考虑。比如生物医药实验当中需要做动物实验，而动物实验现在在发达国家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因为很多动物实验真的是不人道的，比如，为了检验洗发水的安全性而故意往动物的眼中滴洗发水，或者为了获得实验的样本，向动物体内人为的注射致病因子。会不会有科研人员在使用动物时毫不吝惜？我想一定是会有的。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我上学时，当时，科学家贺某通过基因编辑的手法让一位妈妈诞生下了对艾滋病免疫的婴儿，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当时我与教我的生物老师有很深刻的讨论过这个问题，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他很有可能通过知识信息的不对称，给孩子的家长强化了艾滋病的影响，而没有向他们全面的说明这样做的风险，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当然，随着未来的科技的发展，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科幻小说作家已经不止一次提出过基因编辑人乃至转基因人的想法，会不会有科学家弃人类的尊严与安全于不顾，从事人类与其他动物杂交或基因编辑的实验？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真相，必将会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与耻辱之上。因此，即使在纯理科界，获得真相的手段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文科而言，获得真相的手段会更加多样，而这也意味着，获得真相的过程需要更多的牵扯到与人类的打交道。乾隆皇帝为了写四库全书，收集了全天下的各种书籍，结果导致多种书籍被毁；有考古学家为了探明历史的真相，野蛮的开掘古墓，结果导致文物受损甚至彻底毁坏。获取真相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如果这个真相的代价是人们的幸福，或者获取进一步真相的能力，那我们就必须要重新考虑一下获取真相的行为。
美国科学哲学家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在《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一书中说了这样的话：“科学惹人注目、哗众取宠而又冒失无礼，只有那些已经决定支持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或者那些已接受了科学但从未审察过科学的优越性和界限的人，才会认为科学天生就是优越的。”我们从小学习尊重科学，但能说科学就可以越过人伦，肆意妄为地行事吗？至少在这里，我认为校长说的还是对的。
可是下半句就有问题了：宁愿有些时候永远不知道真相，也不要伤害常识与公序良俗。当一件事被确认是真相之后，它就应该取代旧有的常识，成为新的常识；公序良俗，如果是违背事实的，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的，那自然也谈不上“良”俗，而成为了应该被摒弃的恶习。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不会涉及到公序良俗这个词，而只用“习俗”代替。
从常识的角度来说，日心说之于认同地心说的社会就是反常识的，量子力学之于认为一切变化都是连续的经典物理理论也是反常识的，而最反常识的例子莫过于相对论：虽然他在数学推导上是正确的，在实验上是被证实的，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他的结论就是反常识的：运动的时钟越快，会走得越慢；两个人相对前进，他们彼此之间相对的速度不是简单的速度和叠加，而是要经过洛伦兹变换。
从习俗的角度来讲，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宗教所带来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反智主义就是习俗，而尊重人的尊严的人文思想和注重事实的科学就是反常规，反习俗的；同样，对于晚清的士大夫而言，儒家的礼教制度、社会等级制度、皇帝制度以及男女不平等、缠足、包办婚姻等恶习也都是习俗，而推崇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共和制度等也是反常规反习俗的。常识和习俗都有可能是错的，但真相却永远是真的。如果我们为了维护所谓的常识和习俗而选择放弃真相，世界前进的脚步也将为此停止。
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到校长说的三个字：“有时候”。的确，有些时候，真相是被人厌恶的，而常识和习俗都是被维护的。抛开历史上的例子不谈，在疫情中，我们看到很多虚假的信息、伪科学的谣言乃至纯粹胡扯的阴谋论在网络上，在现实世界中大行其道，而那些掌握着事实、真相和逻辑的人则被斥为“无知”“叛徒”等等。在这些人中，很多人直到今天仍在承受着网络的暴力。
在认知上，人们追求更简单的解释问题的方式，在科学上，正是这种追求更简洁，更全面的模型的目标使科学不断前进，但在生活上，这种方式往往会造成阴谋论、伪科学、伪真相的泛滥，因为有些时候要正确的理解某些事情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事实真相的积累，而没有这些，或者不屑于做这些的话，人们便会滑向理解起来更简单、听起来更劲爆的伪科学和阴谋论。更糟的是，有些时候科学还无法向我们提供真相，而人们对于解释的渴望，就会让人们炮制出几个真相来供人选。
择举个例子，比如马航事件，想要正确的理解它需要你对飞机，雷达，导航，安保，海洋等一系列学问拥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即使这样，也无法给人令人满意的答复。但阴谋论就不同了。想要给别人解释马航事件，即使800多页的调查报告也很难让人满意，听者很有可能听几句就失去了兴趣，或者干脆听不懂。可如果你说“这是某某国的阴谋，他们出于某某目的对飞机做了某某事”，对方的兴趣一下子就会来了。而如果你能把这种阴谋论与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情绪捆绑，你将收获一大堆听众，你的阴谋论也将大行其道。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站出来说他的阴谋论是错误的，你不单需要向他解释技术上的问题，你还需要向他解释为什么不支持他的理论，并不能被说是不爱国，而因为你们牵扯到了爱国问题，就会有很多人单纯从爱国的角度介入这件事，情况就会失控。马航事件还只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例子，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换成更为可怕的牵扯到政治的问题，那么，作为真相的坚持者，你会遇到什么，想必这两三年里发生的事情会告诉你。
可是，我们应该告诉孩子们这些吗？我们应该在他们树立人生理想的阶段告诉他们，社会是险恶的，人心是不可控的，人性是不可依赖的吗？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社会上会发生很多令人歇斯底里的事情吗？我们应该把社会的阴暗面展示给他们看吗？这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即使哲学家也没有义务说出全部的真相”，可与之相反的是，法国作家左拉曾得到女儿这样的评价：“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痛苦，更是耻辱。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联系到他在德雷福斯案中的一系列表现，左拉可以说，在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话。
如果我们把持有真理的人，纠正他人错误观点的这个过程，看做一次拯救的话，那么“是否要违背公序良俗和常识来宣传真相？”就和鲁迅的那句“愚民值不值得被拯救？”有点像了。即使斗士如鲁迅，也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这是社会的无奈，是社会的问题，但是它往往是由个人承受的。
所以说我在这位校长的讲话中看到的，只是一个见过了很多阴暗面的中年人，试图向他的学生传递明哲保身的重要性。他应该也是在经历了很多的无奈之后才说出了这样的话的。而他所说的这个中心思想，也的确是很多人的人生哲学。他的前任们教育学生要站出来承担责任，他则教育学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我不责备他，也不认为他的水平低于他的前任。因为我相信，我们没有资格责备明哲保身和沉默，只有资格赞美站出来的勇者，因为我们只是生活在重压下的平凡的普通人。我赞美勇敢为逝者发声的人，我赞美所有为被伤害和被侮辱的人发声的人。我很惭愧，今夜，我只能做一个为贵州逝者默默流泪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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