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读书人总该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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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厉以宁先生日常平易朴素。我有次遇见他背着装有大葱等蔬菜的布袋子，跟在夫人身后穿过清华园回蓝旗营。我同他打招呼，他也不觉尴尬。摄影+文字：顾建平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厉以宁先生昨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谈及中国股票市场，许多人会想到厉以宁。从1980年首次提出股份制概念开始，他执着地坚守、实践着自己的主张，终使股份制写入中央文件，由构想变成现实。同时，厉以宁关心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进入新世纪后，厉以宁力主城乡二元制改革和土地改革等新一轮农村改革，是这一轮改革的重要推动者。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第三次分配”，他在早年就曾提过。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厉以宁“改革先锋”称号，称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在获得这项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本意学文学，好友帮他填报经济系，竟成为“最佳选择”
1930年11月22日，厉以宁出生于南京。他是家中长子，“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为了纪念出生地。四岁时，厉以宁跟随父母迁居上海，后来又搬到湖南沅陵，直到十七岁那年才回到南京。孩提时代，他酷爱读书，因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毕业后，他在激烈的竞争中考上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之后又先后在赫赫有名的湖南雅礼中学和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学习。
由于读的皆是名校，厉以宁深受擅长诗词的诸多语文老师的影响，慢慢喜欢上了文学，并立志长大后当一名作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一遍又一遍地苦读中国古典小说和唐诗、宋词、元曲，同时广泛涉猎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随着思想日渐成熟，一篇篇充满对生活和世界感悟的散文、诗词、杂感以及短篇小说汩汩涌泻笔头，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和反复议论的焦点。
在金陵大学附中读书时，一次，厉以宁和同学们一起去南京近郊的仪征市游玩，回来后应景填了一首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为了先睹为快，大家竟脸红脖子粗地“抢夺”起来。结果，动静太大，惊动了校长。校长从一名学生手中拿过这首词，轻声读道：“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长跳板，小河岸，洗衣人，绿裤红衫都道是新婚。”读完不由得称赞：“嘿，活生生一幅秀美的江南水乡风情画嘛——不仅意境悠远，而且恪守词律。厉以宁，真乃才子也！”
1949年2月，厉以宁又一次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十九岁的他在还有一学期的课程没读的情况下，被保送进金陵大学。然而，两个月后，南京解放，金陵大学停止运转。不得已，厉以宁回到湖南沅陵参加工作，在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会计。
就在厉以宁暗自为不能读大学而伤神时，新中国开启的高考制度重新点燃了他求学的希望。1951年春天，他给远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好朋友赵辉杰写了一封信，委托他帮自己报名高考。赵辉杰甚是上心，他从厉以宁做过会计的工作经历、文理兼优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需要等多方面考虑，认为好朋友还是读经济学最为合适，遂自作主张地把他的第一志愿填报为北京大学经济系。
1951年8月，厉以宁如愿以偿，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个已经在乡下风里来雨里去了两年的年轻人，终于成了五四运动以来最崇高、最理想的学术殿堂的一分子。欢喜之余，他自然要感谢赵辉杰——多年后，每每谈及这件事，厉以宁都会充满感激地说：“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在北京大学，厉以宁像“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从宿舍到教室，从图书馆到餐厅，他一门心思地埋头苦读，很快脱颖而出。1952年7月，大一刚结束，厉以宁就在《经济导报》上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经济研究文章《波兰经济新面貌》。文章虽然有些稚嫩，而且具有非常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但很好地显示了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在学习上的抱负和独立探索的精神。接下来，在罗志如、陈岱孙、陈振汉等几位老先生的指引和教诲下，厉以宁最终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方向：“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
1955年6月，厉以宁留校做助教。只是，“刚走上讲台还没来得及翻开讲义”，轰轰烈烈的“反右”就开始了，和无数无辜的人一样，他作为“专政”的对象，被剥夺了自由活动的权利，又被“赶进”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美其名曰：面字思过。
既来之，则安之。倍感失望的厉以宁很快打起精神：“你们就闹去吧，我有这么多的书为伴，足够了！”他翻阅书刊，摘抄语句，制作卡片，优哉游哉地徜徉于中外经济学知识的海洋中。后来，虽然他也被拉到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太平庄农场以及北大校园内的“劳改大院”进行“劳动改造”，但他没有丢掉学习，反而更加拼命了。他每天干完活儿后，不像别人那样倒头就呼呼大睡，而是就着昏暗的豆油灯埋头苦读，直至夜深人静。就这样，一晃十余年过去了，在资料室这所偌大且空荡的屋子里，厉以宁的知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紧紧地掌握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开始对许多经济学问题独具慧眼。
1969年10月，厉以宁开始了一段更为艰难的生活。他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住茅草屋，啃窝窝头，喝菜叶汤，干抡锤子、拉粪车、扛大包之类的重活儿，天天累得抽筋，还要被拉去参加各种批判会。即便如此，厉以宁仍坚持读书，勤于研习——因为，正是在来到鲤鱼洲后，他得以近距离观察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和广大农民的贫苦生活，原先那颗充满理想主义的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不是说工厂产值翻番，粮食大丰收吗，为什么到处仍然“穷得叮当响”？由是，厉以宁对大学时代接受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了怀疑：“看来，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是不能再依靠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了，我要重新探寻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子……”
那时已是不惑之年的厉以宁，在心灵和肉体都饱受折磨的痛苦日子里，依旧不曾泯灭服务祖国和人民的理想和追求。
“陈规当变终须变”
一晃又是数年。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沉寂并压抑了二十年的思想旋即迸发出惊人的能量：短短数年，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界发表数百篇论文、出版数十部专著，不少研究成果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决策。其中，厉以宁以力推股份制改革成为经济界翘楚。
1980年夏天，为应对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后两千多万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在这次会议上，此前已研究了许久经济走向与经济模式的厉以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工作岗位从哪里来？答案只有一个：企业。”他大胆提出了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建言：“我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
股份制与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发明”，对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来说不亚于洪水猛兽。因而，厉以宁话音未落，会场立时炸开了锅——有人厉声质问：“实行股份制，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会出现股票交易所？”有人深表担忧：“实行股份制，有人买股票会不会一夜暴富或者瞬间破产？”有人借题发挥：“实行股份制，这不是把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引吗？”见状，厉以宁耐心解释：“这个股份制呀……”不想刚一张口就被铺天盖地的唾沫星子给压了下来。愤懑之下，他狠狠地在本上画了几笔：“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用力之大竟然画破了纸张，然后径直甩门而去。
首次提议即遭极力反对，但厉以宁没有灰心丧气，他坚信“陈规当变终须变”。
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当着主持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面，厉以宁再次慷慨陈词：“不能再照老办法去做了，国家迫切地需要改革。至于是对是错，应该由实践来检验，由后人来评价。我坚信，股份制是我们的改革最终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子！”这一次，厉以宁不但得到了包括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礽、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在内的知名经济学教授和学者的赞同，还得到了万里的支持。会后，万里找到厉以宁，说：“你说的股份制很好，咱们可以先在北京市搞个试点看看，我已经给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说过了，你去找他具体谈谈吧！”听罢，厉以宁喜上眉梢，兴冲冲地跑到了北京市委，不想却吃了对方一个闭门羹：“非常抱歉，我们已经通过银行贷款解决了北京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话虽这样说，但厉以宁还是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到了压根就不相信甚至恐惧股份制的意思。
又一次碰壁，厉以宁大失所望，也终于明白：大家之所以不接受股份制，根本原因在于一直以来股份制只是极少数经济学家在书本中玩味的名词，而广大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士对此却知之甚少，难免会产生排斥感。于是，厉以宁尝试转变方法，由向人呼吁实行股份制改为给人介绍股份制：“股份制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是一种产权清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形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使西方社会迅速崛起。在我们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败，也就是企业改革的成败，不进行产权改革，不明晰产权，企业做不到自主经营，就始终是政府的附属物，那么它的发展也就缺少了动力和自主性。”
厉以宁苦口婆心地四处奔走呼号换来的却是再次“触礁”，而且比前两次更加要命，这就是和“承包制”的狭路相逢。原来，就在他极力介绍并倡导股份制之时，有人也颇为“天才”地提出了承包制的建议，说：“中国可以尝试‘承包制’改革，即国家作为发包方，将企业承包给某个经营者，使经营者取得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并按照契约的规定与国家公分利益……”两者相比，承包制看起来相对稳妥一些。于是，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见到成效后，城市工商业也开始效仿，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风靡全国的“一包就灵”的改革思想。
虽然，承包制后来居上并于1987年5月被写入中央文件，但在厉以宁看来，基于承包合同的承包制无法克服政企没有完全分开、企业行为短期化、生产要素流动性差等弊端，最终还是会把中国的改革引入歧途。由是，他继续耐心推介自己看好的股份制：“很多人说，实行了股份制，国有资产岂不要变成私有资产了？社会主义岂不要变成资本主义了？在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回答：股份制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屡战屡败”，厉以宁为何依旧对股份制情有独钟？按照他的理论，通过国有资产重组后，原来的国有企业或者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或者变成职工或公众持股的企业，或者是国家独资控股。在股份制企业中，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负其责、各取所利，能够极大地激发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因而，中国的改革必须以股份制为目标，只有实行了股份制，才会出现新的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才有了新的中坚力量。这就是他一直以来坚持实行股份制改革、发展新公有制的重要且关键的原因。1986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自己对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在厉以宁的执著坚守中，各种形式的股份制悄悄地以不完善的形式在实践中生根发芽——1983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成立；1984年7月20日，中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86年，上海飞乐音响总厂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飞乐音响股票；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
在实践中，股份制显现出无与伦比的活力，慢慢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部分企业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转变。最终，1990年，股份制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同年12月1日、12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开启，厉以宁倡导的股份制改革开始从理论探讨真正进入大规模实施的阶段。略显青涩的中国股票市场，在怀疑和争论中迈出了探索的脚步，继而蹒跚地爬上正路随后一路飞速发展。
如今，股票交易已是男女老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厉以宁因而被大众称为“厉股份”。
“尝试股田制，则好比是推拿一个人的‘肌肉’，让他更丰满”
在研究并推行股份制的过程中，厉以宁也一直将其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起来。
厉以宁注意到，在浙江温州、台州等地的农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兴办起许多股份制企业，大量闲散资金被导入生产领域，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的就业，从而造就了二十年来每年两位数的GDP增长，贡献了数千亿元税收，还建设了数百座美丽壮观的卫星城镇，至于这些地区的农民则更是早就富裕起来了。
“有意思。”厉以宁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这说明股份制在农村一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嘛。”
为进一步验证股份制在农村地区可以发挥的作用，厉以宁开始在“三农”研究方面投入更多时间。2004年至2005年两年间，他先后考察了全国十六个省的农村，总结推广农村地区的新型合作化、科技特派员制度、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移民下山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前所未有地提出了“股田制”的大胆构想，并在贵州毕节设立联系点进行研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厉以宁不止一次地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推行股份制，就好比是拍打一个人的‘骨架’，让他更强劲；而尝试股田制，则好比是推拿一个人的‘肌肉’，让他更丰满。”
在厉以宁看来，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计划经济的一大支柱——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和国有资产重组，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也就是说骨骼足够强劲了；但计划经济的另一大支柱仍存在问题，即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未被根本触及，这限制了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势必会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也就是说肌肉明显虚弱。这样看来，中国这个“人”的身子骨还不够硬朗，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关注“三农”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在新世纪的一个重要研究任务。
那时，有媒体把厉以宁转战农村列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文章称，“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在做了多年的‘厉股份’之后，开始‘向农村出发了’”。
从“厉股份”“厉民营”再到后来的“厉城镇”……毫无疑问，厉以宁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经历、观点与实践写就了他作为中国经济界泰斗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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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涵，《名人传记》杂志作者。原文《厉以宁：股份制经济倡行者》刊于《名人传记》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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