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我认识的犹太教授女儿一家遇难，无论他们如何极端，我都觉得我无权评判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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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语、震惊，对中东和平不仅仅是缺乏信心，而是彻底绝望了
文/菊子
编者按：菊子是我们空间的资深作者了，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后赴牛津留学，此后又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获国际关系博士，专攻以色列政治与外交，曾在以色列访学生活过，明天我们还会刊发她写的一篇当年在以色列访学的所见所闻和她对以色列政治文化的思考，欢迎关注公号收看。
2023年10月3日，我在万圣书园与书园主人刘苏里对谈，刘师兄步步紧逼地质问我为什么没有继续研究以色列政治与外交。我答：“其实我对中东和平在政治层面上是缺乏信心的。所以让我再继续研究下去，好像我也没有更多的故事要讲，所以我宁可改到另一个方向，以文学的方式传递和平的信息。”
四天之后，2023年10月7日，中东再次爆发战争。我无语，震惊，对中东和平不仅仅是缺乏信心，而是彻底绝望了。
一. 伊兰·特里翁：在电话和短信上，痛失爱女
“德波拉和什洛米·马蒂阿斯星期六凌晨遭到哈马斯武装分子射杀，死于他们在别尔谢瓦的家中。他们的儿子罗特姆幸存下来，因为他的父母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他，为他挡住了子弹。
“德波拉和什洛米被杀的故事，只是众多的故事中的一个。他们的儿子罗特姆肚子上中弹，但幸免于难。我们星期六晚上到别尔谢瓦的索罗卡医院寻找罗特姆时，我们发现，有680个已经被带到这里的伤者的家庭都在经历同样的痛苦和忧伤。所有人都有一个故事。
“我们中大部分人都以密切、持续和完全现代的方式，深切地参与了这些可怕的事件。我们和我们的亲人们都有手机。这不是与后方平民全无联系的前线士兵的传统战争。哈马斯入侵后不久，受害者们就和家人们联系上了。”
我先是在朋友处看到布兰代斯教授伊兰·特里翁女儿一家遇难的消息，后来又在NPR上听到他的访谈录音，熟悉的声音，证实了这就是我认识的特里翁教授。然后，回国后多日无法进入的gmail突然开通，我看到了布兰代斯大学发出的特里翁教授的实录。
“我们先听见app上不断发出‘乒乒’的声音，提醒我们，以色列什么地方发生了导弹袭击。别尔谢瓦居民有45秒钟逃到安全的地方。德波拉打来电话，说他们打算锁上他们的家和’安全室’，因为街区里能够听见枪声和阿拉伯语的喊叫声。
“然后，罗特姆发来很多短信，他在父母的遗体下幸存下来，并且告诉我们，他们已经身亡的消息。接下来十二个多小时，他躲在床下，后来又躲在洗衣房的一张毯子下。营救他的人发现他身上洒满了一层从他家里飘出的黑烟留下的灰黑烟尘，他家的房子，和周围的房子一样被点着了，这样，幸存的人就能被射死。
“罗特姆那天晚上得救时，全国各地的家庭成员们参与的“聊天“，为他提供了建议、鼓励和安慰。
“以色列大部分人都‘在场’。我们听见了射击声和咆哮声，悲剧和救援发生时，我们即时在场。”
我出国头一年就在英国结识了伊兰·特里翁教授和他的太太凯洛，他和我的导师诺亚·卢卡斯共同主持一个以色列研究夏季项目。他是布兰代斯大学毕业生，出生在美国，但对以色列比较忠诚，成年后决定移居以色列，在本-古里安大学任教。我从布兰代斯毕业后，他也转到布兰代斯大学任教，退休后，又回到以色列居住。
我去过他们在别尔谢瓦的家，安息日跟着他们去过一次犹太会堂。拖拖拉拉拖晚了，伊兰被迫开车带我们去，他们最小的儿子艾伯不太高兴，因为安息日开车违反了安息日戒律。
他们比我的导师和其他很多教授都要保守和虔诚一些，在巴以问题上要更为偏右和鹰派一些。我在心中一直对此持保留态度。然而，在他们失去爱女之后，无论他们如何极端，我都觉得我无权评判，无权指责。
二. 加沙地带来的一群小护士
我在以色列访学时，有一天，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圣殿山附近独自闲逛，遇上一群比我还要小几岁的阿拉伯姑娘。她们戴着白色的头罩，嘻嘻哈哈地笑着，互相推搡着，终于推出一个胆子最大的，上前问我：“你是哪国人？”What’s your nationality?”
她们告诉我，她们在加沙地带的一所护士学校读书，毕业后会成为护士。
不记得我们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却经常想起这些姑娘们，她们也会和我一样，走过一个普通女性一生中的生活阶段，成为母亲，在照料医院病人的同时，也照料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吗？她们的孩子成长时，她们将怎样给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如何教给他们和“别人“相处，如何解释，他们和他们的犹太邻居有什么区别？
如果她们顺利完成学业，成为护士，在她们一生的职业生涯中，会有多少次，护理枪伤、炸伤的病人？护理的同时，会不会担忧，她们的孩子是不是安全，在我们担心孩子们是不是感冒发烧、是不是完成了作业、将来能不能上个好大学的时候，她们需要担心，她们的孩子会不会突然成为某一次袭击的误伤人员，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会不会是发动袭击的人？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会不会认认真真学一门手艺，将来找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或者是在不满、绝望和愤怒中变得激进，铤而走险，走上一条不归路，有朝一日，带着枪伤、炸伤血淋淋地来到她们的病房，或者是，干脆没有机会来到病房？
我不得而知，我选择了一条更简单的人生道路，无论持有什么护照，我都很清楚我自己是谁。而她们则并没有这样的选择。她们是谁，取决于国际公约、政客们的博弈和协商、以及各种危险、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随时会被打破，而最近发生的暴力和屠杀，更是把她们抛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她们，甚至她们的儿女这一代，是无法逃出这一重深渊了。
她们问我“what’s your nationality”, 如果我反问她们，这个问题，她们并不好回答。现在，这个问题更加复杂。
每一个女性，每一个母亲，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和担忧，但至少，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大体知道我们的男人和孩子们在哪里，天黑以后，他们会离开学校、职场，回到家中。
而对她们来说，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日常，都是一种奢侈。某一天，边界会突然封锁，她们无法前往“墙内“上班，她们的家人和孩子无法前往“墙内“上学或上班，她们的孩子会在不满、绝望和愤怒中变得更加愤懑，更加激进。
而此时此刻，我又想到，这不仅仅是加沙地带的阿拉伯母亲们的担忧。以色列国土内的犹太母亲们，一样也有她们的担忧。
所有这些犹太女性，除了极端保守派的，或者是18岁之前就已经结婚的，都必须服兵役。女性义务兵役，以色列大约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她们年纪轻轻就已经知道，身为以色列女性意味着什么。
我在牛津时结识了特拉维夫大学的梅努哈·基尔博阿教授。我问起她的家人，她说她有三个儿子，老大在耶路撒冷，老二打仗死了，老三在特拉维夫。大概她向很多人这样数过她的孩子，说到战死沙场的老二，并没有多停顿一下。
我也是在牛津结识伊兰和凯洛·特里翁的。他们有六个孩子，四个儿子，两个女儿。10月7日，凯洛失去了一个女儿。我不知道她会怎样向陌生人讲述她女儿的故事；伊兰向我们讲述了女儿女婿用身体挡住射向自己孩子的子弹的故事，我们没有听见凯洛的声音，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这些无法度过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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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子：武汉人，燕园学子，北美码农，个人微信公号“菊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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