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带走了光影的故事，也送走了一个人丨纪念何藩
小人物的生活日常在何藩记录的影像里颇为大气。他记录旧时光的影像，时空感充盈了整个画面，当我对着屏幕看这些旧日照片，恍惚感觉这只是一块屏幕的厚度，穿过去，就来到了50年代的香港。
1945年，当十四岁的何藩站在落日余晖下的黄浦江边。没有被云层遮蔽的光线直射水面，帆船逆光的阴影交叠排列，冷暖色调穿插在一起。自然发生的光影变幻震撼了何藩，他举起父亲送给他的Rolleiflex相机拍下眼前景象的时候，也正是此刻，他跌入了五光十色的光影世界，从此沉溺其中。
看何藩年轻时的照片，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画面——清秀帅气的富家公子带着相机在香港的街头游走，等待光线与影像的奇妙反应，随手记录下来。
提起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不少人会想到《新难兄难弟》里的春风街，石板、万国旗、轨道电车、市井冷暖……彼时香港刚刚从沦陷期开始复苏，仅仅是1949年到1950年底，就有75万人涌入香港。太平洋的浩渺烟波穿过逼仄的海峡，常年拥堵在这座风平浪静的小岛四周，这里“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的泛白的浪潮，碧澄的海水”。
那时的香港，被许多人称为上海的“镜像”。就连张爱玲都说，香港和上海“天际线有一种惊人的相似”。
一个是殖民地，一个是孤岛。战乱使香港与上海在人才、文化和资本上有了更多的联系。上世纪40年代，大量上海移民涌入香港，“上海”的字样在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街头电车“叮叮”的声响也会将人的记忆拉回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花样年华》里，粤语和上海话的无障碍交流也折射出那个年代香港的“老上海”气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何藩的照片，会有一种看老上海电影的感觉。
何藩也许会怀念那个他生活了18年的城市。他一边接受着新生活的刺激，一边在镜头里描摹着故乡。他举起相机，拍下那些似曾相识，又前所未见的瞬间。
所有的这些，都基于他对摄影，对香港的情感，以及偶尔泄露的乡愁。
无论其中是否有富家少爷的玩票心态，也无论他的记录是否深层全面，不可否认他确实记录下那个时代香港的温度与呼吸。
何藩对普通民众生活的记录，不管什么时候去看，都能感受到一种小小的温情在其中。我们开始明白，即使挣扎在艰苦求生的环境里，每个人也依然有他内心细小的喜悦或者温暖的情愫。
这种超越时间的人文关怀，来自何藩的天赋、直觉和个人修养。精神上的感悟尤其重要。
“我爱香港，也爱香港的人们。”
何藩抓住了香港的魂。
离开香港，打破“电影大师”的桎梏。1982年到1985年的三年时间，是何藩最开心的。因为不用拍电影。
邵氏电影公司演员、香港首个票房过千万的三级片导演、获得300多个奖项的摄影师。不同身份之间的跳跃，也是虚妄与真实之间的转换。与不停流逝和到来的细碎光影相遇、告别，是何藩能够把握的真实。
光影世界，给予他无上自由。而今，何藩化身于光之中。
烟雾笼罩的码头，许多艘大船停留海上，三个孩子驾着小舟飘荡在大船的中间。划桨的少女面向着镜头，背后是看不清的苍山。
阳光穿过狭窄的街巷，幼女坐在阳台上写毛笔字。画面四角也许是刻意用帘布遮挡，看着她，想象着拨开帘布，穿过屏幕去就能站在小女孩的对面，置身于她所在的时空。
车站，人们纷纷走上台阶，光与灰尘发生着丁达尔效应，人们穿着旧时的旗袍或宽大的衣裤，提着布袋的男孩似乎正与镜头对视。
海边，大雨。地上积水被雨点砸起万点涟漪，路人，黄包车车夫行色匆匆，远处的船隐在雨雾之中。
扛着空篮子的挑夫走过斑驳的石墙，裤腿还在随风摆着。
明暗分割强烈的墙边，身穿旗袍的女子侧身站在光线能投射到的角落。
孩子们在街角疯跑玩耍，也许是还不识字，对写着“危险”的牌子毫不在意。旁边的楼房正在维修，街上的店铺照常营业。人们为生计挣扎，也安于当下。
街市上的人来来往往，男子靠墙抽着烟，孩子趴在母亲的背上，母亲目无表情。时间安静地溜走，我们好像能听到街市上叫卖、砍价、闲聊的嘈杂声音。
汽车停在巷子边，被光照得发亮，何藩没有将镜头对准它，而是蹲下来，将拿着新鞋子蹦蹦跳跳地小女孩框进画面。是否在那一瞬间，何藩记起了在上海弄堂奔跑玩耍的童年自己？
夜晚，人影，唯一的光源。迟暮之人从光亮处走入黯淡。
海浪有节奏地拍打岸边，车夫推着三轮车回家。何藩极其喜爱这一张照片，他曾说若能有一张照片留存后世，这一张是唯一的可能。
“海边一个三轮车夫要回家，寂静、苍凉的味道，街上没有什么人，只有他一个人，很疲乏地，推着三轮车回家，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前途茫茫，不晓得明天三餐怎么样，都不晓得。你注意后面有一条白浪，好静的世界，苍凉的世界，有一种庄严感，我能听到白浪拍岸的声音。”
拙见观察员：睿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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