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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君子”的幽灵,偶尔潜入我的梦境
拙见说:这是一个处处讲成功学的时代,这是一个只崇拜胜利者的时代。我们忽略了何为君子,我们遗忘了:君子之学、义利之辩,曾经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议题。
古人立身处世,无非修己、治人二事。修己者,要尚志,要敦品,要笃学;治人者,要治国,要安民,要建功;这两件事又是合而为二,甚至是以修己、即成为一个“君子”为重心,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如今反观我们的社会风气,我们的家庭教育,似乎都在背道而驰,“君子”二字,失去了自省、奉公自我,牺牲的含义,所谓“君子”,似乎仅仅是指社会交往中那些周旋得体的人。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我们希望,籍着对“君子”这一议题的讨论,重新唤起对人类美德的关注,对中华核心传统的信赖,说到底,这是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重新厘定。
为此拙见延请各界人士,请他们谈谈自己对当代“君子”的定义,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这个时代还有“君子”吗?有?抑或是没有。
这一次,我们请到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在他的语境里,“君子”应是“节操”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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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李欧梵的家不过五十米,一株凤凰花正开得轰轰烈烈,树干笔直,枝桠如华盖,街道口砌成一座微型花园,体壮如犬的野猫在树下台阶上打鼾。初夏午后就在这静谧的一隅悄然展开。 知道李欧梵教授是出名的古典乐和电影发烧友,站在他的寓所,似乎置身于庞大的音像资料博物馆——四周是两万多张马勒、德沃夏克、海顿,以及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和伯格曼。你身陷这几百公斤的音乐和影像之中,饭厅到客厅,碟片密密地列在靠墙的木架上,色彩纷繁是作为标记分辨,抽出数本对应色彩和编码的文件夹,能很轻松地找到碟片。 聊起电影,李欧梵转身拿来一沓影视剧光盘,像小孩一样让我猜猜看,他最近在看什么。“我和太太最近在看《兰陵王》,过些日子要找《神雕侠侣》来看,一直想看,但一直没找到。”说罢还让我推荐一些新近内地流行的剧集。 正如梁文道所说,李欧梵是香港高校的另类,治的是学术,玩的是潮流,过的是生活。 香港中文大学50周年校庆音乐会,李欧梵做最后一曲《狮子山下》的指挥。他跟乐团的“后生仔”们说:“我热爱音乐,但还是外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现在我要装模做样地指挥了,你们不要管我,该怎么奏就怎么奏……” 过生活要过得清新有趣,做学问却要做得严丝合缝。 密集排列的碟片中间,偶会插入一些他和太太李子玉游历世界各地的照片。上世纪60年代,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李欧梵负笈美国,2004年以中国文学终身教授身份从哈佛大学荣休,与太太回到香港定居。现作为客座教授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 李欧梵的学生,作家毛尖在《尘世里的李欧梵》一文中这样说:“我在香港跟他读过半年书,选他课的女生人数众多,叽叽喳喳把教室围成半圆形,一撮男生被挤在最后一圈,常用又清高又哀怨的眼神注视前面的小女子。李欧梵走进教室,先用广东话讲几句开场白,论小说谈电影时粤语国语夹杂,不得已提到理论时,用英文;讲完理论,顺便讽刺一下理论的冷血。然后,皆大欢喜地看幻灯或看录像。黑暗中,他的旁白与其说是解说,不如说是台词。” 李欧梵的教学方式,很像他在哈佛读博时的导师史华慈。史华慈言传身教的天马行空在与李欧梵的对话中能感受到,他会把记者抛出的问题扩大拉远,阐述各种不同层面的理解与联系,充盈得像随时都可以来一场智力上的战斗,有时更像答非所问,绕了好大一圈之后,发现他仍然清晰地回答了你的问题。 当问及当下社会是否有谈论君子的必要,他说:“古典的君子的定义,我认为现在已经不适用,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变了。” 他将“君子”一词拆开来,从中文、英文、俄文的语境和文化历史的演变分别进行阐释,“旧书老套没用,要把词汇、文字搞清楚,把内涵挖出来,将一些名词放到一个新的语境里审视、反省。”李欧梵这样解释。 采访中他强调了一个词——integrity。 李欧梵说:“如果你把我当成君子,我就要反省自己。我凭什么资格做君子呢?我想,可能有一点就是,我对人真诚,不会故作虚伪地表演。特别是在学术界,这么多年来我坚守一个原则,那就是‘Integrity’,如果要翻译,可以译作‘节操’。” “将‘君子’重新定义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词会变成一个幽灵,进入他的梦境里去拷问他。和幽灵式的传统对话,会发现这些传统对他越来越有吸引力。站在这个立场上,谈论‘君子’是有意义的。” 将记者的问题拆开来剖析,最后再逐步地组合在一起,这一场问答就像一次完美的逻辑推演,李欧梵最终用各个层面的旁证将问题回答清晰。
(以下对谈,拙见简称“拙”,李欧梵简称“李”)
我们可以做几个游戏。比如说,几年前上海流传一句,叫做小资产阶级。现在流传一句就是波波族,你们听过没有?波波族是从美国传来的,就是波西米亚跟波尔乔亚合在一起,叫做波波族。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问,一个波波族的人是不是君子?波波族的价值是不是能做一个现代“波波君子”,有没有这样一个词叫“波波君子”? 拙:君子需要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吗? 李:儒家最注重的就是教育,特别是生活教育。当时没有大学,有私塾、书院,大学是一种官僚机构,基本上它的教育就是成长的教育,生活教育和文化教育是同一个东西。教育就是文化这很重要,现实反映出来就是,每个人都想当君子。可君子外在的表现就是士大夫,科举中了可以当官。“学而优则仕”,是人字旁的“仕”。士大夫就是一种较为抽象式的,他可以做朝廷的官,也可以退下来在他家里做文化事业。合在一起,都是一个仕的两面。 明清时代,恐怕只有儒家经典里面讲君子。一般人不叫君子,它基本上是从一个贵族的系统进到科举制度的“仕”的系统。宋朝一路下来,儒家原来的定位就改了。所以我刚刚讲的,以文为主,教育为主。孔子的儒家,有多少钱不重要。当时连钱和纸币还没有。我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孔子有多少地,我不知道。可是到了清末民初就非常明显,好像是地主。所以这个名词绅士,士绅就出来了。 拙:“君子”这个词语的消逝在历史上的轨迹是怎样的? 李:“君子”的这个词语的消逝,它本来的意义其实从几千年来的唐朝、明清,就已经开始弱化了。说起民国时期又加上一层变化,就是五四的影响。它把孔子儒家那套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的系统打掉,愚忠、愚孝这层系统打掉,可没有把孔子所代表的内心生活打掉,因为这根深蒂固。
拙:我们在向那些能被称为“君子”的人告别,我们想起符合这个身份的人大多都来自大半个世纪前的动乱时代。
拙:比如林徽因,萧红,张爱玲呢?
拙:那鲁迅算是君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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