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炮”为什么被攻击？
曾于里，文化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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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气质背后是挥之不去的父权制阴影。当我们认定男性应该更坚强、阳刚，应该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时，其实也在赋予男性“一家之主”的地位，并承认男性理应在职场上更有作为。
央视的《开学第一课》不仅因为“迟到”和广告被批评，节目里请的部分明星也单独开启了新的话题，一场关于“娘炮”和“男子气概”的争论持续数日，有人疾呼“‘娘炮’可休矣”，有人呼吁要尊重多元，要包容、开放。
近年来，“小生”和“小鲜肉”等标签和形象在影视娱乐业逐渐兴起，并被大量追捧、消费。同时，针对这类形象的批评也毫不客气，批评者认为“男人就该有个男人的样子”，而不应该浓妆艳抹、柔柔弱弱。有人还担心这样的形象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以致于会影响未成年人的判断，进而影响整个民族、国家的“气概”。这些评价背后潜藏的成见是：男性不应该化妆，男性不应该柔媚；爱化妆且柔媚的男性，并不光彩。
但是，真的存在某种标准的“男性气质”吗？当一个男性举止柔媚，喜欢装扮，就意味着这个男性陷入某种“危机”当中吗？如果不是，我们为何有这样的刻板成见？它又是如何运作的？
▌“到哪去寻找高仓健”
上半年，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被嘲讽，有观众认为节目中的男性大多表现得太“娘”太柔弱，甚至说它是“百Gay相亲大会”， “满地飘0，无1无靠”。
▲ 与批评同时存在的，是《偶像练习生》超过29亿的总播放量和142.7亿次的微博短视频播放量。 © 偶像练习生
在部分学校中，还推出了类似“拯救男孩”的课程。上海、南京等已经在试点“男子中学”，设立全男生实验班，添加拳术、中国象棋、男子电声乐团等“充满男人味”的课程；武汉某小学设立“男老师工作室”，定期进行“男人间的对话”；杭州一所中学在学校里开设攀岩课并建设专业设备，该校校长说：现在男孩太文弱了，要给他们开阳刚课程补钙。
这些评价和举动代表了社会的普遍看法——中国男孩们越来越文弱，越来越“娘”，男孩们陷入了危机当中，亟需“拯救”。
不难发现，当我们认为男孩陷入危机时，潜意识里其实存在着一个判定男孩的标准，即所谓的男性气质，当越来越多的男孩不符合所谓的男性气质时，我们便认定这是一种社会危机。什么样的男性气质？简言之，这是“男人行为的社会规范”，比如男性就应该粗犷、豪迈、果敢，具有好奇心和好胜心，就应该敢于尝试、敢于担当。就像古人所说“宁可教子猛如狼，不可教子绵如羊”。
中国关于男性危机的讨论并非近些年才有，早在1980年代，它就在社会上掀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时整个社会也在为“阴盛阳衰”焦虑，四处“寻找男子汉”。1985年的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在栏目总标题“一扫混沌平庸，扬我阳刚之气”中，刊发了一篇名为《到哪儿去寻找高仓健》的文章。
文章写道：“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上映时，我去看了，深深地被男主角的气质所吸引：刚毅，勇敢，百折不挠，把感情埋得很深，又爱得那么热烈……可是，那毕竟是银幕中的形象，我得在现实的土地上找到‘高仓健’。但我失败了。”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失败的感情经历，并感慨道：“几经碰壁，我已没有了热情。我真不明白，中国真的缺少男子汉吗？”
文章还配了一篇《编者沉思》，把“男人素质”上升到等同于“民族素质”的宏大话语体系当中：“她（作者）的失望，并不仅仅是对某些男人的失望，同样也包含了更深刻的内容——对我们民族素质的忧虑。”
现在和1980年代一样，“男性危机”再一次被上升到社会、民族乃至国家前途的高度。翻译家林少华就说：“男孩有点不像男孩了，男人有点不像男人了，各行各业都显露出阴盛阳衰的迹象……没有阳刚之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阳刚之气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国家。”
性别史研究者陈雁还指出：“东方所谓‘男性危机’，更反映了某种民族主义的焦虑，近代以来，东方一直受到西方压迫。在国内，男人处在上方。但一旦与西方比，又处在下面，所以急于显示男性雄风。”
▲ 电影《战狼II》中，男主远赴海外展示男子气概。 © 战狼II
对“男性危机”的恐慌，以及对男性气质的推崇和不断拔高，也逐渐成为对偏离于男性气质的男性的一种“歧视”，他们常被称呼为“娘炮”“娘娘腔”“变态”，并被“逐出”男性的队伍。可问题是，男性气质真的就是一种价值正确和道德正确吗？
▌被建构的“男性气质”
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发表过一个著名的观点，“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ames，a woman”。她说，女人之所以得像个“女人样”，是后天性别社会化塑造的结果，而不是先天就该如此。
这也是sex和gender的区别。前者为“性别”，后者为“社会性别”——gender的词义包含了传统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等对于性别的建构和规范。在很多时候，后者的标识意义远远超过了前者。
这一论述也适用于“男性”，它既是一种生理性别，更是一种社会性别。所谓的男性气质，显然就是社会性别的范畴，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而不仅仅是生物学的建构。
性别社会学家康奈尔（R. W. Connell）在《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性别的常识性知识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的理性认识，通过这些实践，性别就在日常中‘形成了’或‘完成了’” 。在书中，她将男性气质划分为四种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
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并不是指某种固定的性格类型，而是在一定的性别模式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的男性气质，凭借这一气质，男性声称和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比如男性对政府、企业和媒体的控制；有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财富的支配权；对暴力手段的操控以及将女性赶回家并漠视她们对平等的要求……“男异性恋者更像统治阶级”。
从属性男性气质，是相对于支配性男性气质而言的，二者是从属和统治的关系。比如突出的情形是，男异性恋者处于统治地位，男同性恋者处于从属地位，“所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符号体系所排斥的特征在男同性恋那里都可以找到”。“男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敌意涉及真实的社会实践，从工作歧视、媒体中伤到关押及不时的谋杀……这些实践的要点在于它不只中伤个人，而且还划清社会界限，以与被排斥者的距离来界定‘真正的’男性气质。”
康奈尔深刻地指出，“男性气质事实上就是权力最赤裸的表现形式”。男性气质的本质其实是父权制度，它在构建男性所该具备的品性的同时，同时也在设定了一种性别等级秩序和权力分配方式，拥有男性气质的人同时也在男女关系中掌握着压制性的力量和权力，男性气质成为父权制度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有人会说，古代中国曾长时间对于同性恋的态度颇为宽容，是否意味着男性气质的建构不存在？
并非如此，只不过古代的男性气质建构不是依靠气质阴柔，而在于是否“威胁到家庭的稳定和传宗接代的任务”。徐艳蕊、杨玲在一篇文章中以清代李渔的《男孟母教合三迁》对此进行了论证。小说讲述儒雅秀才许葳在逛庙会时看上了出身贫寒的俊俏少年尤瑞郎，花费巨资百计谋求归家为妻，并许诺为其父养老。为了报答许的付出，尤瑞郎自宫以表明心志。后小人谗妒陷害许葳致死，尤瑞郎守节抚孤，终使许葳与前妻之子科举成名，自己也受到朝廷旌表。
▲ 台湾“創作社”根据李渔作品改编的《少年金钗男孟母》剧照。 © 創作社
换言之，那个时候男性气质的关注点不在于男性是否是同性恋，而是同性恋的男性是否也具有“妇德”，不影响其他男性传宗接代，并帮助其获得功名。她们转述了香港学者赵文宗的结论，儒家文化“不是以性行为本身的好或者坏为基础来考虑的”，而是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中来评价性行为。
也即男性气质的标准是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但始终如一的是父权制度，是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男性正是凭借这种性别构建在社会结构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并保持对权力的掌控。
▌当“男性气质” 成为一种压迫机制
男性气质的绝对权力位置，是通过对女性气质的贬低、排斥和边缘化实现的。男性气质的背后，首先是对女性的不公平。
比如“男性危机”的说法，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歧视，它潜藏着这样一个鄙视链——男性气质要优于女性气质，并且男性气质只有男性才能拥有。一直致力于婚姻家庭研究的研究员徐安琪指出，“我认为那些‘男孩软弱、说话细声细气’、‘女孩强势、言行泼辣’之类的感叹和忧心，反映了一些学者和公众至今仍将男性视作具有睿智、自信、独立、刚毅等品性且学业优秀、职场主角并驰骋世界的强势群体”。
何况，男性气质背后是挥之不去的父权制阴影。当我们认定男性应该更坚强、阳刚，应该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时，其实也在赋予男性“一家之主”的地位，并承认男性理应在职场上更有作为。与之相对的是，女性就应该扮演好“贤内助”的角色，在职场上弱于男性也是理所当然。教育学者朱永新就说过，“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孩，女孩子同样需要拯救”。
不过，被男性气质压迫的不仅仅是女性，也包括部分男性。当男性气质成为一种刻板成见和约定俗成，如果一个男性无法满足期待，就会遭受来自外界的压迫，遭受歧视和嘲讽。李银河认为，“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男性必须工作挣钱养家，承受了重大的生存和竞争的压力；男性不能表现出内心温柔脆弱的一面，在人格的发展上受到压抑；由于压迫女性，男性也丧失了在男女平等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
▲ 美剧《老爸有招》（Man with a Plan）中，在《老友记》里饰演Joey的马特·勒布朗化身为一个“家庭主夫”，他的妻子决定重返职场，留他在家照顾三个孩子。 © Man with a Plan
“知乎”上有一个问答：“男人被人说娘（娘炮）是什么感受？”。底下的留言多是血泪史，答题者往往在小时候因为所谓的“娘”而遭到同学的耻笑、欺负和侮辱，不少人还因此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对此现象，性别史学者陈雁解释道：“男人受到歧视，并不是因为女人歧视男人，而是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性别制度在歧视不符合它的要求的男人，而‘男性歧视’主要归结于社会文化对于霸权性男性特质的推崇。”一旦男性气质被动摇，父权制也会被动摇。
有人乐观地指出，随着“她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女性的消费诉求使得传统的男性气质发生了松动，比如综艺节目《偶像练习生》的火爆以及中性气质的“小鲜肉”“小奶狗”的走红。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松动是有限度的。诚如戴锦华说的，这是“资本对于单纯的男权结构的超越”，但并非资本站立在女性一方，而是“在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中，我们每个人作为‘人’的意义正在不断地贬低和下降，成为资本链条中的一个部件；在工具或部件的意义上，当然没有人在乎你是男是女了”。
要彻底改变“霸权性男性特质”，归根结底还在于改变不公平的父权制度，只有当社会足够开放、男女之间足够平等，每个人才能真正拥有成为自己，并且不被干涉、不受歧视的权利和自由。
*原标题《“偶像练习生”被嘲“百gay大会”：男性气质如何成为一种压迫机制？》，首发于2018年4月，有编辑删改，原文链接 http://t.cn/RmfH1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