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将至，谁来照顾 2 亿中国老人？
作者：章罗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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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17.8%，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同时，我国绝大部分老年人都会在家庭中终老，养老责任与照顾劳动主要由家庭承担。
社会化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养老的需求，市场应运而生的中高端养老机构，也并非普通家庭可以承担。
九九重阳节，是中国的老人节，这是2.3亿中国人的节日。
根据《“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预测，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17.8%，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5.5万个，养老床位合计744.8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0.9张。也就是说，我国绝大部分老年人都会在家庭中终老，养老责任与照顾劳动主要由家庭承担。
受传统性别文化影响，在我国家庭中，照顾责任具有鲜明的性别倾向，据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所做的中国老年人口健康调查，我国老年家庭照料者中，大部分由女性承担（约66.7%-75.0%为女性照料者）。这种照顾密集、持续、长期，因此女性照顾者不得不面临社会生活受限、个人发展遇阻以及健康状况恶化等问题。多数研究者认为，家庭中繁琐而细致的照顾工作容易形成照顾者的压力和负担。
一方面，由于长期重复单调的劳动，负面情绪无法排解，巨大的工作量和照料压力甚至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女性照顾者往往会经历焦虑、沮丧、无力、社会疏离感等各种情绪的煎熬。另一方面，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缺乏休息的机会，会对照顾者自身健康状况产生影响，他们常常要面对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
而对于中青年女性而言，“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会使她们深切感到力不从心、分身乏术，甚至被迫选择低薪灵活的工作，从而加剧家庭中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在照顾模式中，家中的母亲常常不仅要育儿理家，还要承担照顾配偶的责任，而自己的老年生活却岌岌可危，甚至老无所依。
▲ 2016年4月，安徽省蚌埠市，一位乡村小学女教师（左）在婆婆家中准备晚饭，除了学校的工作外，她还要照顾患尿毒症的丈夫和患癌症的公公。 © 图虫
在日本，有一种所谓“看护杀人”——照顾病人或老人的家属难以忍受长期照料之苦，亲手将自己看护的家人杀死。据日本公共电视台NHK统计，日本这类事件每两周就会发生一起。而在我国，也曾出现过这类事件，此外，有些照顾者自身也年事较高，健康状况不佳，甚至会出现突然过世的情况。
这类事件的背后，是一曲曲家庭悲歌。这些“杀人者”，曾经是长期扛下照顾重担的家庭中坚，可能是你我熟悉的亲友。这是老龄化社会的必然吗？如何让这些照顾者得以喘息，而不致抱着求解脱的心态，酿成悲剧？
一些家庭选择聘请家政工来帮助照顾老人。这不但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而且在这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照顾劳动实践场中，一个女性的“解放”背后是另一位女性的悲苦，可能隐藏着另一个家庭无人照顾的现实。
我国约有60万所家政服务机构和2000万名家政工。但这一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大多没有被纳入正式的劳动就业范畴，他们的工资、工作时间、劳动保护或社会保险等都无法获得保障。调查显示，许多家政工都长时间超时工作。据北京科技大学王竹青教授的统计，北京有约36％的家政工每周没有休息日，广州和成都的情况略好，比例在20％左右。
已婚已育的家政工要面对自己和家庭分离的各种焦虑，面临育儿的困扰，而她们中的多数终将返回农村。城市在制度、户口、医疗、住房上，都不容留她们的晚年，他们的晚年不被人看见，衍生出一种“弱弱相残”。
而这些照顾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却往往被忽视。
无论家庭、社会，还是国家政策，都没有正视女性照顾者所承受的种种压力。照顾活动对女性就业的阻碍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女性的附属地位。
▲ 2017年4月，因《我是范雨素》而被公众熟知的范雨素在北京一处打工文化艺术馆附近接受媒体采访访问。作为家政女工的范雨素为了工作，而不得不与自己的小家庭有所分离。 © 东方IC
如前所述，社会化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养老的需求，市场应运而生的中高端养老机构，也并非普通家庭可以承担。以广州某高端养老院为例，该院2017年最低收费为7500元每月，为广东省年平均工资的1.34倍。
老龄化先行一步的国家和地区，尝试了不同的应对路线，也各有苦处。在我国香港地区，政府于2013年开始推行长者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政府向老年人发放补贴，帮助支付市场化的养老服务，解决公共服务的不足。
香港地区政府一直鼓励公私营合作，但养老院的排队时间仍需三年以上，据香港立法会张超雄议员办公室统计，仅2017年就有6000名以上老人在等候中去世。在激烈的竞争下，香港养老机构出现“照顾好的太贵或排不到，品质差者则空床率高”的现象，与其他社会服务一样，呈现出阶层分化。而被评为“五星级”的剑桥养老院也在2015年爆出虐老事件。
北欧的经验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丹麦通过组建社区养老网络，提供在家养老的服务，例如陪伴、组织活动、改造居家设施等，降低老人失去自理能力的风险。同时这种方式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促进新产业发展。
瑞典大力推广“居家养老”，建立了一套养老金体系和家政扶助制度，鼓励老年人二次创业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成绩显著，瑞典被誉为“老年人的王国”。瑞典不仅是世界上居家养老率最高的国家，而且恢复了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速度，近年来其国家竞争力排名一直保持在世界前三的水平。
▲ 瑞典韦特兰达（Vetlanda），经培训后的护工和护工助理在当地社区和老年人们一起。 © commonwealthfund.org
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将破产、经济将停滞。只要人民的照顾需求能够满足、照顾者的权益受到保障、性别正义与社会公平得以落实，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依然能够活力无穷。
老年社会临近，高收入者有更多选择，而多数普通人，特别是收入底层的群体，难以支付昂贵的照顾费用，更加高度依赖家庭或缺乏基本权益的家政工人，造成种种困境。
人人都要面对养老问题。如何不至于老年劳碌、老无所依，如何建立一个普惠的照顾体系，是亟需思考的问题。节省支出是一时，而保障照顾者的基本权益，同时改善社会环境，降低老年人失能风险、平衡性别责任以减轻照顾者负担，则是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