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人才的流动，可能不只是为了钱
辛允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师，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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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组织形式一样，中国高校同样充斥着高度雷同的科层权力运作逻辑。作为一个“组织”的高校是抽象的，但作为“生物人”的领导却是具体的。人才虽然有利于组织的发展，但当人才影响到了权力施展时，他们就不再是“需要珍惜”的对象，转而成了需要清除的障碍。于是乎，在无形的权力魔掌推动下，人才更替成为必然。
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与人力资源市场的初步形成，中国高校人才的自由流动已经成为常态，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这种态势的发展格外迅速。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西部地区的高校人才大规模流向东部地区，即所谓的“凤凰东南飞”。
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的人才流失问题已经十分严峻，最突出的应该就是兰州大学的“衰落”。为了遏制该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国家教育部多次发文，用政策措施来“原则性”干预，明确表态“不鼓励”甚至反对东部高校到中西部“挖人”。
关于中国高校人才流动，人们通常认为主要是“待遇差异”所致，将其视为典型的“人往高处走”，似乎经济利益驱动是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原因。这种说法确实符合部分案例，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情况，它却难以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比如，某高校的A教授已经有了比较丰厚的物质待遇，甚至还享受较高的荣誉地位（如被冠以“XX学者”称号），或者担任行政领导，而他所流向的另一高校并没有提供更好的待遇条件，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流动。对此现象，应该如何解释？
与此同时，另一现象也值得关注：某些高校一方面不惜花费大价钱从外部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却对本校内部高水平教师的某些诉求“保持冷漠”，从而导致校内人才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最终流向其他高校。
比如，一高校为新引进的教授解决其配偶的工作（需有特定的学历等资格），这一政策持续多年，但是，已经在本校工作十年、学术水平远高于新引进教授平均水平的另一位教授却始终未能享受此待遇，最终，他无奈地决定向其他高校“流动”。对于这种“捡了芝麻丢西瓜”的现象，又该如何理解？
对于这些“看似不太必然”的人才流动现象，如果有朋友向当事人询问情由，往往会得到一些“不疼不痒”的理由，比如，“为了换个环境，改善心情”；“找个养老的好去处”；“方便回家乡探望亲人”等等。但实际上，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高校内部权力格局的不断“洗牌”，以及由此带来的员工队伍整合；或者也可以说，高校各级领导（包括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学科带头人）定期更换，新任领导为了巩固地位，就需要更新其管理的教职工队伍。我认为，这才是更多的人才流动现象所隐藏的真实原因。
中国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传统，读书人之间的关系历来不好处理。对中国高校而言，这种文化传统产生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掌握行政权力的各级领导希望下属能够密切配合自己的工作，而享有“读书人”身份的下属则努力追求人格的独立。再加之高校毕竟不同于政府机关，“行政权力”虽然经常处于主导地位，但很多时候又难以彻底征服“学术权威”，因此，当二者不能统一或协调时，交锋就难以避免。特别是在某（些）领导被下属“集体鄙视”的情况下，这种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张。
鉴于中国高校内部存在“领导-员工”二元对立式的权力格局，所以，各级领导班子的更换经常会带来一系列的权力调整与重组，反复出现如下情形——当某位领导引进一批人才，形成一个科研与教学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自然，也相对容易和谐相处；但随着团队领导的更替，新领导需要确立自己的权威，而旧的团队成员却未必“买账”，从而导致错综复杂的斗争与博弈。对新领导而言，便需要更新职工队伍。用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虽然高校各级领导都在公开场合宣讲以“学校的发展”为本，提倡尊重知识、珍惜人才，但常常也存在着以“个人利益得失”为工作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为了更好行使自己的权力，有人寄望于通过某种工作方式与技巧，将“不配合工作”的下属驱离，同时又尽力将其他下属成员转变或替换成为自己的“铁杆嫡系”。两种“策略”由此被水到渠成地创造出来：一边“花大价钱”引进新的人才，另一边则对旧存的某些人才故意疏离，甚至在职称、职位、荣誉评定等方面设置障碍，以促其默默负气出走。
在高校，因为很难“调动”，那些没有多少科研与教学成果的普通员工大多会安于现状，服从权力安排；因为没有“人脉”根基，新引进的人才大多也都会比较配合领导的工作，至少短期内很难形成“对抗性”集团；只有那些学术水平较高、可能被其他高校引进的“旧人才”才有底气在领导前面持“清高姿态”。因此，对于有意“洗牌”的人而言，“清理”一些有历史根基的“旧人才”、引进一批孤立的“新人才”，可以完成本单位人员队伍的“更新”与权力格局的“重组”，这不失为一套巧妙的权谋方案。
当然，高校人才流动还有另外两种“少数”情况：一是，单位领导虽然没有更换，但其某（些）下属的学术水平取得突飞猛进的提高，导致领导嫉贤妒能，或下属不服气且欲意取而代之，于是，二者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导致一方出走；二是，尽管单位领导更换，但“旧人才”并没有遭到新领导的排斥，甚至还备受重视，只是由于看不惯“新情况”，他们便主动走人。很显然，与前面所说的“多数”情况相似，这两种情况下的人才流动同样不是因简单的“经济利益驱动”所致，而是高校权力格局调整的一个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与其它组织形式一样，中国高校同样充斥着高度雷同的科层权力运作逻辑。作为一个“组织”的高校是抽象的，但作为“生物人”的领导却是具体的。人才虽然有利于组织的发展，但当人才影响到了权力施展时，他们就不再是“需要珍惜”的对象，转而成了需要清除的障碍。于是乎，在无形的权力魔掌推动下，人才更替成为必然。只有从这个视角来审视中国高校人才流动现象，才能抓住其中要害，理解更深层的奥秘所在。
*原标题《中国高校人才流动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