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 夺冠之后，“沉迷游戏”的孩子们去往何处？

作者：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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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之前，央视给了游戏行业两记重拳。十月，焦点访谈分别以《沉迷手机游戏的留守儿童》《让孩子放下手机游戏》为题，呼吁关注手机游戏对儿童的影响。节目把留守儿童沉迷游戏的现状归罪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漏洞、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个人原因，最后却得出了“控制游戏源头”的结论。

而在八月底，中国团队在印尼亚运会英雄联盟表演赛的项目中以3比1战胜韩国队，斩获首届亚运会电竞项目金牌，《人民日报》微博称“创造历史”。

11月3日，IG战队（Invictus Gaming，一电子竞技俱乐部）代表LPL（League of Legends Pro League，国内《英雄联盟》最高级别的职业联赛）首夺英雄联盟世界赛冠军，将近6000万人在B站观看了这场“焦点之战”，有人说这场胜利“创造了中国电竞新历史”。更早一些的八月底，中国团队在印尼亚运会英雄联盟表演赛的项目中以3比1战胜韩国队，斩获首届亚运会电竞项目金牌，《人民日报》微博称“创造历史”。

历史一再被刷新，但是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央视却给了游戏行业两记重拳。十月，焦点访谈分别以《沉迷手机游戏的留守儿童》《让孩子放下手机游戏》为题，呼吁关注手机游戏对儿童的影响。节目把留守儿童沉迷游戏的现状归罪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漏洞、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个人原因，最后却得出了“控制游戏源头”的结论。至于留守儿童为什么要留守，不打游戏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却不愿多言。

▌谁在留守，谁在流动？

要回答谁在留守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说一下谁在流动。

1958年之前，人口自由流动尚未被严格限制，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还印着“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曾在1950年代初一个短时期内快速增长。那些时日，指称进城的农民还是用“移民”“徙民”这些非评判性的词汇。

到了1950年代中期，劳动力向城市的自发流动已经成了一个“棘手难题”，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措施以制止农民向城市“盲流”，以此避免大都市的病态增长。195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强化，农民开始成为某一固定农村户口的持有者。

这一制度也将全体中国人划分为两类权利不对等的主体，农村户口持有者难以迁往城市，也不享受针对城市居民的住房、粮食、教育、医疗、就业等等资源。

改革开放伊始，逐步放宽的政策又使得农村人可以在城市暂时居住和工作。这时，正常流动、迁徙的他们却有了一个标签化的身份——流动人口。此后长久的时间中，流动人口在社会结构中没有一个清晰的位置——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

流动人口进城后，他们的孩子就不得不面对流动还是留守的选择，亦或不断在流动与留守之间转换。2015年，中国有2.47亿流动人口，1.03亿流动留守儿童中，其中流动儿童有3426万，留守儿童有6877万；留守儿童中城镇留守儿童有2826万，农村留守儿童有4051万。

1.03亿流动留守儿童，意味着全国每八个儿童中就有三个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其中一个流动，两个留守——人口流动变成了“流动人口”。

▌为何是一个流动，两个留守

对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来说，流动和留守可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虽然对这些孩子来说，流动或许是比留守更好的选择，但是外地孩子进城读书却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很多家长在让孩子流动还是留守中徘徊抉择，最终，更多还是选择了留守。

要论述外来子女上学有多难，实在有太多例证，而打工子弟学校的减少或许是比较直接的例子，因为这之间接关乎他们是否有学可上。

比如非北京户籍学生的入学需要家长提供“五证”（在京务工就业证明、住所证明、户口薄、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卡、户籍地无监护条件证明），不符合条件的，就无法入读公办学校。

长期以来，一些无法符合“五证”条件的外来务工家长，都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不过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却在不断地减少。

今年八月，北京现存规模最大的石景山区黄庄学校也被关停。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北京地区有百余所学校从这个城市的版图上消失。而据办学者估计，在这座城市最多时有超过500所打工子弟学校，现在也仅剩百余所。而这距离1993年北京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开办也仅二十余年时间。

另外，根据《风中的蒲公英：中国流动儿童生存报告》中所示，从2006年到2015年，上海的小学生数量一直在增加，从53万多一直到80万。而且，上海的小学数量也从2006年的626所，增加到了今天的764所。然而，上海这十年来的初中生数量基本维持在42万左右，相比小学，初中学校的数量却增长甚微，仅仅从338所到了362所。而那些未进入初中的孩子很大可能也是回家留守。

▌这个问题有解吗？

对孩子来说，在父母身边流动比在家留守要更好，但因种种原因，留守的数量却远多于流动的数量。这个问题有解吗？在我看来是无解的。因为这不是所谓的教育资源有限的问题，而是一个环环相套问题。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如果仅仅是因为教育资源问题的话，那么让孩子留在父母身边是很好解决的。因为作为一种资源，教育资源不足时，是可以扩大补充供给的。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经济学博士宋映泉，长年跟踪研究北京外来工子女教育。他曾撰论文说北京的公办教育资源其实是足够的。但是政策制定者不把它看成是教育问题，而是人口问题。这似乎又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些外来人员为城市添砖添瓦，做出了巨大的经济上的贡献，但却被当做一种社会负担。

他们的身份平凡又重要，他们是建筑工人、是清洁工、是拾荒者……城市的正常运转已经离不开他们。但他们的孩子却是“风中的蒲公英”，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既不属于城市，却又在城市里飘荡。

*原标题《IG 赢了之后，留守儿童还可以打游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