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富汗体验一场血腥劫难，警察和部落长老帮忙找回失物
经谷雨实验室（ID：guyulab）授权转载
郭建龙，独立作家、前记者
一位卖地毯的阿富汗老人曾经告诫我，在阿富汗，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因为这里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战争和混乱。哪怕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只要一秒钟，一声枪响，一个爆炸，一把尖刀，就会让你无法补救。
后来我才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到来瞬间就已传遍了周围区域。我们原路下山，几乎就是送上门去的诱惑。在一个小径的转弯处，突然闪出三个持刀青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2016年8月的一天，我站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城市边缘的小山上，头上鲜血直流，浸湿了T恤衫。血水顺着胳膊流下，从右手小拇指尖滴到干燥的泥土中。
我头昏眼花，如同一个知觉正被逐渐抽走的动物，感觉脊背发凉，凉意越来越大。但我不能坐下，只能硬撑着扶住墙、低下头，驱开眼前黑色的雾团，我担心如果支撑不住坐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
受伤并不是唯一的麻烦，此刻我身无分文，无法治疗伤口，也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能够证实我的身份。这一切，源于三个持刀的年轻人。我终于面对面遭遇了战争怪兽造就的青年一代。
38年来，这片美丽的土地变成了冲突频发的暴力之地。即便行前就接到无数的规劝和警告，即便当地的人总是提醒，即便自己小心翼翼，仍然没有预料到阿富汗的残酷。
▲ 喀布尔坐落在山间的一个小盆地之中，一片土黄色，没什么植被。图为从飞机上看到的喀布尔城郊。 © 郭建龙
▌绑架还是抢劫，是个问题
2016年8月17日，到达喀布尔的第二天，我和一位在飞机上遇到的中国小伙倪瑞迪去拍摄喀布尔全景。在中午时分，我们步行前往距离喀布尔市中心几公里的巴布尔花园。
阿富汗首都分布在喀布尔盆地之中，周围是一圈高山。这里的山上寸草不生，一片土黄，从空中望去，如同到了月球的上空。喀布尔盆地就是这片荒芜地区的明珠。盆地中央，几座高耸的小山将城区分成两部分，南面是老城区，北面是新区。交界处的一座小山上安装着数量众多的电子塔台，当地人将它称为电视台山。
▲ 位于喀布尔市内的小山，将城市分成新城区和老城区两部分。山上有许多发射塔，当地人称之为电视台山。 © 郭建龙
电视台山的东南方有另一条小型山脉，山上有一条防御墙，类似于中国的长城，这是古代喀布尔的遗迹。这条山脉尾部，是郁郁葱葱的巴布尔花园，这是喀布尔最著名的景点。在中亚和印度历史上，巴布尔是一位声名仅次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英雄，他出生于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却跨越数千里，在印度建立了庞大的莫卧儿帝国。他的墓葬就在如今的巴布尔花园。
虽然喀布尔仍然时不时出现自杀性爆炸和绑架，但出于对巴布尔的崇敬，花园一直被维护得很好。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座战争之都，反而被周围的祥和所迷惑。男人带着女人孩子，在花园里铺开地毯开始野餐。大学生成群结队，对外国人充满友善。恋人们在草地上，显得有些羞涩，却并不保守。
从巴布尔花园向北方的山顶上望去，可以看见不远处喀布尔长城下方的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一个城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扶持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有一支巴基斯坦支持的圣战者武装占领了这里，不断地对喀布尔城进行炮击。
这座城堡是观察喀布尔市区的最佳地点。我蠢蠢欲动的冒险精神终于冲破了谨慎之墙。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街上的人群逐渐稀少，我们决定爬山到那个城堡上去。
▲ 巴布尔花园是喀布尔最宁静最和谐的所在，也是市民们郊游的首选之地。 © 郭建龙
从山上看到的风景果然不一般。庞大的民居，依山而建，如同密密麻麻的火柴盒子。布满警卫的豪宅与毫无保护的贫民窟同在一域，马车、电动车与豪华吉普抢道，时常将马路堵得水泄不通。
我们距离城堡只有几步之遥时，遇到了几位当地人，他们提醒这里都是贫民窟，并不安全，催促我们赶快下山。这时，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没有坚持走到城堡的警卫部，让警察知道我们的到来，二是几乎原路下山。
事后才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到来瞬间就已传遍了周围区域。我们原路下山，几乎就是送上门去的诱惑。在一个小径的转弯处，突然闪出三个持刀青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 小山上的城堡。从这里下山途中我遭遇了劫匪。 © 郭建龙
一天前，一位卖地毯的阿富汗老人曾经告诫我，在阿富汗，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因为这里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战争和混乱。哪怕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只要一秒钟，一声枪响，一个爆炸，一把尖刀，就会让你无法补救。
我被抓住时，跟在身后的同伴转身逃走了。他的逃跑让三位青年愣住了一下，他们没有去追击，而是合力把我死死控制住。一切只是瞬间，但这种被命运裁判的感觉却仿佛持续了很久。我脑子里飞快地猜测，我到底是遭遇了绑架，还是抢劫？
之前阿富汗刚刚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一次袭击和两次绑架。比起普通抢劫，一旦成为人质，所经历的周折将非常复杂，不仅可能面临高昂的赎金，还随时有生命危险。绑架者大都是各地的武装集团，也有说不清身份的部落人士借绑架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遇险的人都会祈祷自己不要碰到绑架，希望只是普通的抢劫。
那一刻我想，他们很年轻，只拿刀，没有枪，可能不是绑架。我把后背靠向一堵墙，等待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三个年轻人并没有直接抢东西。两个人抓住我的胳膊，第三个人拿刀在我面前晃了晃，示意我听话。接着，他们想把我从墙边拉开。
是绑架！我心里一惊。贫民窟中有不少空房间，他们把我拉入任何一间，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让外界知道下落了。不能跟他们走！我死死用脚撑住地，背靠墙挣扎着。
接着，我遭到第一下击打，头顶被重重地砸了一下，无法判断是刀柄，还是石头。我努力地站着，背包在墙上摩擦着，这提醒了我，在他们疏忽的一刹那，我挣脱双手，把背包拿下护在身前。这时，我的后脑勺又挨了一下。
我的眼前开始发黑，昏沉中，继续把背靠在墙上，用脚撑住，避免他们再次抓住我的双臂，这是唯一能做的反抗。
三个青年似乎停顿了一下，他们再次逼上来，抓住我的背包，逼迫我松开。接着，我感到有人把手伸进了我的口袋，将钱包和手机拿走。现在是抢劫！我心里想。没有再反抗。
在我混乱的记忆中，三个人是突然消失的。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人在喊叫，清醒过来。事后才知道，我遇劫的地方在一个村庄边缘，有人路过，三个青年逃走了。路人看到了头破血流的我，但可能没有看到三个劫匪。
至于我碰到的到底是绑架还是抢劫，还是无法确切地论断。事后复盘，同伴的逃脱也许是幸运之处，如果我们同时被控制，他们可能会干得更坚决，我们的危险会更大。
▌除了流血的身体我已一无所有
有中国人受伤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一会儿工夫，我的周围围了十几个当地人。“Police！”我大声喊，一个人听懂了，示意已经打了电话。血如同熔化的蜡烛一般，从我头顶流下，头上、衣服上凝结得层层叠叠，又经过脖子和胳膊，直流到指尖，滴到了裤子上、地上。为了避免昏倒，我不敢坐下，站着又感到眩晕，只好弯着腰慢慢挪步，等待警察的到来。
我发现围观的人都盯着我的右边看，下意识翻了一下右臂，发现有一处伤口如同一张奇异的嘴巴，皮向外翻着，露出了鲜红的血肉。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砍开的。
“What’s happened to you？”有人问我。一位中年当地人，会说英语。在他的帮助下，有人拿水帮我洗掉手上和脸上的血，有人用头巾帮我包扎手臂的伤口。头上的伤口没办法包扎，几乎是在瞬间，刚洗过的脸上又布满了鲜血。
这时，我的脑子才恢复了思考能力，检视所失，背包连同里面的相机、手提电脑和护照，还有钱包、手机包括银行卡和中国身份证，都被抢走了。
在历次旅行中，我都尽量少带现金，多带卡，这一次是个例外。计划中离开阿富汗，我要去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这几个国家都很难用银行卡取钱。为了应付后来的行程，我准备了2000多美元的现金，装在背包深处。事后计算，我的损失包括美元、人民币和阿富汗尼，共折合2440美元。
我曾经独自在藏北无人区骑行，也曾独自在黑夜徒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还在浩瀚的外蒙古草原上艰难前行，但都不像这次在喀布尔，除了流血的身体，不仅身无分文，甚至连护照的复印件也在背包中一并被抢走。
庆幸的是我还保留着一样珍贵的东西：我的生命。在等待警察到来的过程中，我逐渐从眼前的黑云中摆脱出来，心里充满了一种解脱感。在当地人看来，我的表现有点怪异，没有哭泣反到笑出了声。
Inshallah！我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安拉决定的，遇袭已经过去，不要为过去而哭泣。
Inshallah。他们也回答。
▌从派出所到医院的旅程
大约十几分钟后，一名持枪的警察从山顶城堡中姗姗来迟。他向村民简单询问了几句，就急匆匆叫我跟他到山下的派出所。我希望他勘察一下现场，但他并没有这么做。由于失血反应，我的脑子有点昏沉，嘴巴发干，艰难地跟着他的脚步。
山脚下的派出所是一间破旧平房。我们赶到时，我逃走的中国同伴已经在那儿。我的样子吓了他一跳，却又很欣慰，他以为我早就被绑架或者杀了。几位警察迷惑地听着他的诉说和比划，突然抬头看见我，一切都明白了。
▲ 拿回失物后，和喀布尔警察合影。从左开始：Amiri探长（侦查工作主要由他主持）、中国伙伴倪瑞迪、警察局长、我、事发当地的部落长老（他将我的背包拿回）。 © 郭建龙
接下来事情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大约是没有见过受伤的中国人，我的到来引起的不是恐慌，而是兴奋。警局里的人们纷纷围上来嘘寒问暖，还有人拿出手机，和这位受伤的中国人自拍合影。
在他们自拍的空挡里，我提出要喝水，有警察迅速拿来凉水。失血后的饥渴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直到人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一位看上去像是所长的中年人走上来，搂住我沾满了鲜血的肩膀，要带我去医院。
出门时，突然又有人提出来应该先给我洗洗脸。人们七手八脚端了盆水，这时同伴也想起来要在脱下T恤之前给我拍张照，他的这张照片成了当时现场唯一的证据。
“衣服！他缺件衣服！”一位年轻警察恍然大悟地说，他跑去给我找来一件他自己的T恤衫，虽然是旧的，但洗得很干净。这件作为礼物的T恤衫上，有一个大大的笑脸标志，上面用英语写着“Mr.Happy”。
▲ 劫后，我穿着阿富汗警察送的T恤衫，右臂上包扎着伤口。虽然戴上了阿富汗式头巾，依然不像个阿富汗人。 © 郭建龙
所长搂着我上了警车，向医院开去。一位医生微笑着迎接了他，看见我时却拉下了脸。医院的医药紧缺，我又没钱，带过来干嘛？两人把我晾在一边，开始讨价还价。所长从裤兜里掏出钱包，抽了几张小票子递给他，医生才把我请进了包扎室。
医生检查了我的伤口，他的英语很好，包扎伤口时不高兴地对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病？要受伤还跑到阿富汗来。这下刺激了吧？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什么药品都缺乏吗？”
在呵斥的同时，他的手上并没有停。一会儿他又说：“我们只能负责给你包扎手臂上的伤口，至于头上的，现在已经止血了，就不要再碰。如果你要进一步处理，必须到私人医院去自己掏腰包，剃掉头发，才能包扎。”
之前伤口流了很多血，我却感觉不到疼痛。现在，感觉系统仿佛瞬间被唤醒了，心急火燎地疼了起来。手臂上围的头巾已经和伤口粘连在一起，稍微一碰，我就龇牙咧嘴。所长示意我要坚强，冷不丁一把将头巾扯了下来，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从脊椎传到了大脑。
▌游历防爆墙包围的警察局
从医院出来，派出所长决定将我送到他的上级机关警察局去。在路上，我终于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处境：没了钱，也没有身份证明，必须去中国大使馆开具证明信，联系亲人给我汇款，解决燃眉之急。证明信开具之后，结束旅程回国，在国内再办理各种证件的挂失和补办手续。
在我思考着下一步时，汽车已经到达了警察局，也是阿富汗维持秩序最关键的部门。事后知道，我到达的地方是第七警备局，位于喀布尔老区的最南端。整个喀布尔是一个大警备区，下面分成了若干警备局。
警察局所在的路段有一排长长的防爆墙，防爆墙用T字形水泥墩构成，大门仅容一辆吉普车通过，由两个士兵把守。进了大门后两边仍然是高高的防爆墙，先向右后向左拐过两个九十度的弯，到达一个小广场，广场后面是一栋黄色的小楼，警察局就在里面。
在喀布尔，这样的设计并非警察局独有。很多有权、有钱的机构和个人，都利用T字墩构筑五花八门的工事，将城市分割成无数的区块和堡垒，以防止包括汽车炸弹在内的各种恐怖袭击。
派出所长带我来到一间较大的办公室。局长是个不会说英语的中年人，礼貌性地听取了所长的汇报，然后端茶送客，将我们赶往了走廊另一头的办公室。走廊中间正对楼梯的背后，有两间带铁门的小房间，这是关押嫌犯的地方。几位当地人被关押在里面，他们好奇地望着不期而遇的中国人，友好地打着招呼，还有人试图我和握手。
走廊另一头的办公室，这就是探长办公室。主管侦查的探长没有穿警服，身材微胖，会说简单的英语。我再一次把案情向他说了一遍，他并没有认真听，要求我把过程写下来。我以粗线条将事情的经过写了出来，并特别突出丢失的物品和现金。他拿过来看了一眼，随后问道：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我想让他们出示一个我遭遇抢劫的证明，好联系中国大使馆，请求他们签发旅行证。我对警察破案并没有抱多大期望，只是遗憾丢失了相机中的照片，无法用在未来要写的书里。
我的手机丢了，没法查中国大使馆的电话，探长把他的苹果手机借给了我。后来他指派一位会英语的探员，和我一起去看现场。
此时已是黄昏，距离案发已经两个小时。现场泥土上的血迹已经被破坏，不见了踪影。我也把所有有用的细节忘记了。探员不断地询问着各种问题，比如我丢失的手机的电话号码。
我头一天才到阿富汗，还没有来得及买当地的手机卡。我也记不得三个人的相貌了，在中国人眼里，阿富汗人好像都是一个模样的，况且那时候处于危险之中，我没有细看他们的相貌。
你总该记得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吧？他继续问道。
记不住。
他们是否戴头巾了？
我仍然记不住，回忆里就如同一片空白。
倒是围观的当地人还记得我，不断上来和我握手，并向探员诉说着什么。现场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探员带着我们往山顶上走去。山上的城堡边上坐着一圈人，这里是观看喀布尔日落和夜景的最佳地点。
侦查员在山顶上和其他几位警察会合，他们交谈着案情，不断打着电话，把我们剩在了一边。喀布尔的美丽在这一刻都收入了我们的眼底，太阳即将落山，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金黄色之中，住房如同一张斑驳的地毯铺散开来，将整个山谷填满。
数千年来，不管是最初到这儿的雅利安人，还是战神巴布尔，或者遭遇了全军覆灭的英国人，二十多年前刚刚撤军的苏联人，都一定登临过这里俯瞰。只是，所有的人都如匆匆过客，唯一没有变化的只是山川。
有不少当地人从村子里爬出来到这儿眺望，孩子们好奇的围着我们，打着招呼。
过了一会儿，侦查员示意我们该离开了，看来案情进展不大，受害人已经把所有一切细节忘得精光，又怎么可能破案？
就在离开前，我突然转身对着侦查员，指着在城堡上围观的当地人，说：请帮我翻译一句话给他们，行吗？“请告诉他们，我爱阿富汗，我爱阿富汗人，我知道你们经受了苦难，但我也知道你们是勇敢的民族。”
我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突然间接不下去了。听到我的话，侦查员愣住了。他盯着我的脸，问道：“要知道，正是他们刚刚抢劫了你。”侦查员有些动容，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我的话翻译了过去。
后来我和伙伴转身上车，准备下山。但是侦查员却姗姗来迟，还跟来两位在山顶上值班的警察。令我吃惊的是，他说，“三个人里，我们已经知道了其中一个人的身份。”
▌喀布尔探长Amiri的纸条
车子到了山底再次停下，侦查员离开了。半个多小时后，车子启动，要回到警察局去。路上经过一个商店，同车的文书下车卖来五个冰激凌发给大家。
后来到了警察局外面的饭店门口，下午接待我们的探长，在等着我们。“放心吧，我们锁定他们了。”探长示意我坐下。他拍了拍桌子上的一张纸，上面用当地语言写着三位嫌犯的名字。
吃着晚饭的间隙，探长手里的对讲机传来杂乱的对话声。“放心吧，”他再次说，“你的包，你的钱、护照、照相机、手机都会找到的。”
我按捺着心中的惊喜，不敢相信，在阿富汗，丢失的东西也能找回来。
探长似乎想当天晚上就知道结果，但经过了半个多小时，进展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他抓过一张纸，用当地文字写了点什么，交给我。
“你用英语写上：Hauzi Haftum，Didono。”这是当地语发音的直写，Hauzi Haftum是第七警备局的意思，Didono是地名，也是第七分局所在地。讲到这儿，他又在纸条上写下了“PD7”，即Police District 7。
“明天早上八点，你们打车到这里来找我。打车的费用是150阿富汗尼，或者200，最多不会超过300。”他随手把这几个数字写在纸上。“你就跟司机说，Didono，他就知道来这一片，到了Didono，就告诉司机把你带到Hauzi Haftum。”
接着，他又把自己的名字写了出来，然后让我用英语标出，我最初写的是Ahmad Zahed Amidi。直到后来，我有了他的名片，才知道当时记的并不准确，他的大名实际上是Ahmadzahir Amiri。除了名字之外，他又把电话留了下来。
“到了第七局，你把这张纸让警卫看，或者告诉他们我的名字，他们就会联系我，然后把你们放进来。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来找我。”
事后，我才知道，这位探长如同有强迫症一般，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小卡片上发给别人，以免别人忘记了他嘱咐的事情。
嘱咐完毕，他亲自打了辆的士，帮我们付了钱，让司机把我和同伴送回旅馆。
关于喀布尔警察如何破案，我后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其他地方的侦探依靠科技线索破案不同，他们依靠的是关系。
勘察现场时，探员已经大致确定，案子很可能是当地人干的。于是他们开始求助最有效的当地势力——部落长老。
阿富汗乡村仍然是以部落为单位居住的。我探访的城堡属于城郊，也是部落居住区。在阿富汗的政治生活中，部落是一个重要概念，长老则是一个部落中半自治的领袖。
几年前，曾有中国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被绑架，警方求助于部落长老，长老与绑匪取得联系，再通过斡旋将被绑者释放。在这个过程中，人质被关押的地点也许对村民来说并不是秘密，但只有长老同意，他们才会配合警察。
当一个长老帮助过警察，警察就欠了一个人情，必须在其他时机还上。在一般情况下，警察并不愿意轻易求助。只有在大案要案时，才会发出请求，由长老配合执法。看来，我的案子可能已经达到了级别。
锁定了嫌犯的身份，长老会带警察前往，这时嫌犯必定已经逃走，但在阿富汗，控制嫌犯的家人却并不被视为侵犯人权。我返回旅馆后，旅馆的经理瓦西杜拉（Waheedullah）听说了我的遭遇，首先的提议竟然也是：控制嫌犯的家人，把他们抓起来，不信抓不到嫌犯。瓦西杜拉是一位英语熟练的年轻人，曾经担任过自由记者。
那天晚上，警察与嫌犯在进行着复杂的博弈。到底警察应该施加多大的压力逼迫他的家人？如果过重，没法向部落长老交代，如果过轻，对方又不会退赃。之前我在Amiri探长身边时，听见他在电话中不断提及护照、相机、美元等词汇。中间有一次，Amiri对我说：其他东西都没问题了，但他们不愿意退回手机。
▌和普什图老人的对话
第二天一早，我打车来到了第七警备局。Amiri探长仿佛一夜没睡，神态疲惫，见到我们只是简单打了个招呼就消失了。办公室里另一位人员告诉我们，他去办事了，大约11点才会回来。
11点，探长没有现身。我们被带到一位普什图老人的办公室。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第一大民族，近代各个王朝的国王都来自普什图人。老人戴着当地款式的帽子，留着白胡子，坐在办公桌前。另一张小桌子前坐着一位哈扎拉人（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可能是他的助手。
我们一进房间，老人就摇起了头，用责备的语气问道：你们为什么来阿富汗？这里在打仗。我回答：我尊重阿富汗人，想来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回去告诉关心阿富汗的中国人。
但我的说法没有打动他，他缓慢地、自言自语地说着：这里一直在打仗……我今年已经55岁了，自从我17岁开始，这里就一直在打仗……苏联人、美国人、塔利班……从来没有断过……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们：他的父母死于战争，自己活到55岁已经不易。阿富汗人曾经把高寿和儿孙绕膝当做幸福，但现在，年轻人纷纷死于战火，每一个家庭都有在战争中离去的成员。
我试图安慰他，毕竟，喀布尔在大部分时间里已经安全了。既然安全你怎么还被抢了？他反驳说。
我只好表示赞同。虽然暴力事件已经变成了少数，但对于游客来说，最麻烦的是，不知道危险何时出现，会如何出现。这种不确定性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老人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间抬起头来说：你才来了几天就知道说什么不确定性，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忍受这样的不确定。他举例说，就在距离警局不远的集市上，十几天前就发生了爆炸，数人死于非命。
我们说话的时候，Amiri探长进来露了个头，看见我在，显得有些躲闪，和老人聊了几句就出去了。
等探长走后，老人才摇着头对我说：他们已经跑啦，跑到潘杰希尔（Panjshir）山谷去了。
潘杰希尔山谷，是喀布尔以北一两百公里外的一个谷地。这个地区并不大，却在阿富汗鼎鼎大名。在苏联入侵时期，阿富汗的民族英雄、最勇敢的游击将领马苏德就在山谷里抵抗。这些嫌犯所在的部落当初就从潘杰希尔谷地过来。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一旦他们逃回去，就逃出了喀布尔警备区的管辖范围，抓不到了。
他的解释也可以看做阿富汗尴尬现状的写照，首都的警察只能控制市内，嫌犯逃出首都到了乡村，警察就无能为力了。
▲ 连接喀布尔老城区和新城区的道路。山下有喀布尔河穿过。 © 郭建龙
不过，老人安慰我，嫌犯的家人被控制之后，他们为了赎回家人的自由，愿意将我背包内的东西还回，办法是藏在城外某地，由部落长老取回还给我。但是，他们绝不会将钱还回来，因为他们已经成了逃犯，逃亡的路途需要花钱。
我这才明白探长不愿面对我的原因。在前一天晚上，他曾经信誓旦旦表示要把我所有东西找回，尽管他努力了一夜，仍然没有做到。
我告诉老人：当我失去东西的那一刻，就没有指望能够拿回来，现在已经超乎了预期。
没多久，探长回来了，这一次他带了个英语水平更好的翻译，让翻译告诉我：下午时，一个部落长老会带着我的背包前来警局，除了钱，一切都找了回来。
中午吃饭时间，Amiri探长亲自带我们出了警局，拦了辆共乘三轮车，替我们付了钱，让我们去吃饭。
下午，一位缠头的老人背着一个黑包过来，正是我被抢的背包。老人就是当地的长老，他显得镇静、不卑不亢，反而是警局里的人有些拘束。
一时间，感谢声和寒暄声混成一片，探长让我把包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展示。检查完毕，除了钱，其余的东西都在，唯独少了几双袜子。也就是说，我的护照、银行卡、身份证、相机、手机都回来了。
Amiri警长为背包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拍了照。文书写好了报告，让我们在每一张纸上都按了手印，签了名。他们再次核对了我报告的钞票损失。“我一定要把美元给你找回来。”探长再次保证说。
在离开前，Amiri探长又展现了他强迫症的一面，拿出两张纸片。第一张画了一幅图，写上我们旅馆的名字，并在图上标出方位，便于我们回去；第二张则标注了一个距离我们旅馆不远的酒吧。阿富汗的娱乐活动很少，有钱的人家在自己家里搭建KTV和酒吧，而对外营业的酒吧却很少见。Amiri探长显然知道它们的所在，“如果你们闷了，可以去那儿消遣，唱歌喝酒。”
我们临走前，探长叹了口气，终于说了实话：“这是我来第七局之后，第一次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这已经是你们的幸运。至于美元，我会尽量去寻找，如果可以找回，那是安拉的意思，如果找不回来……”他做了个捋胡子的动作，意思是：那就一笑而过吧。
▌我和阿富汗警察加了微信
离开警局后，直到我离开阿富汗，也再也没有看到探长，钱自然也没有找到。我在喀布尔重新换了一点美元，出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但由于丢失了经费，我不得不把未来的行程做了简化，放弃了过境的土库曼斯坦，改坐飞机从乌兹别克去往伊朗。
我身体的失血反应持续了十几天，直到离开乌兹别克斯坦，才逐渐消失。
喀布尔之劫之后，我和阿富汗的警察还保持了联系。阿富汗并不是电子荒野，警察们除了最常用的Facebook，中国的微信也被广泛使用。
当我加上一位警察的微信时，他立刻发来了大批爆炸现场的照片，有一部分拍自警局外面的集市，也就是那位普什图老人告诉我们的那次爆炸。照片中充满了硝烟和尸块，在别人看来是如此恐怖，但对他们而言，却是司空见惯。
参加阿富汗警察队伍的除了普什图人，还有哈扎拉人、塔吉克人等。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个棘手问题，我却在警局里看到了其乐融融。
由于战乱的影响，阿富汗已经变成了一个“飞行国家”。大城市保持着相对安全，出了城市，就进入了危险地带。在连接城市公路上，塔利班就躲在山谷里，带着肩扛式武器埋伏在路边，随时可能袭击来回的车辆。因此，政客、富人和外国人，都不敢随便走陆路，而是选择坐飞机穿梭于城市之间。
但在城市里，警察局却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他们和地方传统自治机构配合着，共同维持着治安。
Amiri探长们的工作很辛苦，每两天，他就有一天在办公室过夜。和我们讲述他的作息时，他摇着头，叹着气：太累了！
但是做过自由记者的旅馆经理瓦西杜拉却怀疑他们：“我能猜到你的其他东西会还给你，但钱不会还。因为钱也一定被找回了，只是被警察们贪污了！”他试图拉我去总警局再报一次案，让第七分局再查一次。
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疑心，但仅仅是一瞬间，就打消了。从和警察打交道的过程来看，我不认为他们贪污了美元。对于案情，他们都做了详细记录，即便到最后，它们也把我丢失美元这件事作为案件的未了事情记载下来。破案的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我可以观察到。更可能的情况是：三位嫌犯拿到了钱就迅速离开了喀布尔。
2000美元对于阿富汗人来说是一笔大钱。阿富汗的人均收入一个月还不到100美元，对于三个没有工作的青年，可能会让他们高兴一阵，但随后，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他们成了通缉犯。也许未来，他们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去参加地方武装集团，为割据的军阀卖命。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仍然不足以支撑就业，青年最好的职业就是从事持枪的职业。这种情况不改变，和平就不会长久。
由于美国的撤军行动，在喀布尔已经很少看到美军士兵。虽然天上还有摄像气球和四处盘旋的黑鹰直升机，但为了避免伤亡，美军大部分时间龟缩在军营中。美军撤离的同时，Amiri探长这样的警察却在逐渐控制局势。
▲ Amiri探长在社交媒体上发的最新帖子的配图，他们最近抓捕的绑匪。
如今，Amiri探长仍然活跃在我的Facebook空间里，只要我能登录的时候，总会看一眼他的最新动态。2017年，第六警备局遭到了自杀袭击，他的一位能干的同事受了伤，他代表全体同事去看望伤者。
2018年1月12日，他转了一篇帖子，上面写道：一位商人在第九警备区被绑架，绑匪索要300万美元赎金。阿富汗警察迅速破案，在喀布尔和巴尔赫两地共抓获绑匪12人，并成功救出了商人。在文末，这篇帖子骄傲地写道：所有罪犯和黑帮，特别是绑架者，必须知道，他们的个人特征和地址都已经被喀布尔警察犯罪调查部门锁定，一旦他们参与犯罪，立刻会被依法逮捕！
*本文作者郭建龙将于2019年1月6日参加“南都观察年度对话｜欢迎和时代一起进入“中年”，点击超链接了解对话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