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挥霍的时代
乔瑜，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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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的消费主义为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重塑了一道全新的社会契约：没有什么是真正昂贵的，请尽情消费。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扮演了推行者、建构者与同谋者的角色。大众媒体将消费与文化行为合二为一，赋予商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并把社会的各个阶层裹挟其中，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最终使消费主义成为大众的生活理念与追求。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美国就是依靠廉价的化石能源构筑起来的。这种建立在廉价能源基础上的生态策略意味着一旦环境改变，任何调整都将变得十分艰难。
《圣经·传道书》中说：“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事。”而美国历史学家、著名环境史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却以《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为题，写就了一部20世纪的环境史。20世纪的这件“新鲜事”在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技术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发生了剧变，其结果又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这场剧变使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挥霍的时代——廉价的能源、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以及迅速发展的经济，它们供给并纵容了人类在这100年里生产、消费模式上的挥霍行径。
“挥霍世纪”最重要的推力之一就是福特制。福特制孕育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它以亨利·福特的名字命名，特指大型公司从事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一种工业体系。这一体系将标准化的机械化生产与精确化、可互换性、同时化充分结合，催生和实现了制造业的高产量和低成本，使美国的工业革命体现出不同于欧洲的显著的平民化特征。
▲ 1930年前后，福特A型车的装配流水线上，负责不同细节的工人正在工作。
20世纪初，福特公司吸取了“泰勒制”管理科学并进行改进，开始推行流水线生产，将生产的步骤拆分为不同环节，依靠工人在装配线上使用通用零部件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并通过传送带推动生产速度，在技术工人减少的情况下实现了汽车产量翻倍。1925年，福特工厂每生产一辆汽车仅需10秒。福特工厂的生产组织和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使得批量生产廉价消费品成为可能。福特公司还意识到，如果工人太贫穷就将无力购买汽车，为了让汽车的制造工人可以开上汽车，福特制的“精髓”还在于提高工人的收入。
随着福特制的推行，汽车开始大量进入美国普通家庭。这一模式也被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领域。福特制催生了平民的消费模式，其核心就是通过消费实现对商品的占有和支配。原来只有上层社会可以享用的奢侈品成为工薪阶阶层可以支付的普通消费品。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美国人率先体验到手持货币，通过购买实现富裕生活带来的满足感。
▲ 1927年，洛杉矶街头拥堵的商贩和车流。 © hankermag.com
1930年代，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凯恩斯论证了消费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积极作用，也为消费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扮演了推行者、建构者与同谋者的角色。大众媒体将消费与文化行为合二为一，赋予商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并把社会的各个阶层裹挟其中，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最终使消费主义成为大众的生活理念与追求。
在消费主义文化之下，媒体不断调整形式与内容，创造新的媒体产品。从报纸杂志宣传到广播电视广告，再到在线视频直播，通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使用更是使消费主义无孔不入、登峰造极，无时无刻不在操控着人们的欲望和兴趣。
时尚快消品牌H&M有这样一支广告：一位摩登女郎从H&M专卖店走出，对于从购物袋中掉落的衣服不屑一顾，继续迈步款款向前。广告旨在展示H&M的核心竞争力：时尚与廉价。如果说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使威尼斯人意识到：我因勤勉而富有，我可以花钱购买精巧的艺术品和物质财富，体验尘世的快乐。而20世纪以来的消费主义则是为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重塑了一道全新的社会契约：没有什么是真正昂贵的，请尽情消费。
▲ 2015年11月，法国巴黎奥斯曼大道，排队等着买“联名款新品”的消费者们。 © Michael Graae / DailyMail
消费主义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极大缩短了单件物品的使用寿命。人们很少选择多次修理同一件家电，因为购买同类新款产品的价格未必高于重复修理的成本，而面盆修补、钢笔修理、缝纫织补这些日常生活中曾经不可或缺的行当，宛如儿时晚霞下的担货郎渐行渐远、几近绝迹。家具亦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耐用品，宜家“民主”设计所引领的耐用品时尚消费加速了这类商品的新陈代谢。对美丽和时尚的追求更是让无数女性非斩剁双手不足以抑制更新衣橱的欲望，为了腾出新的空间，极少的衣物是因为破旧而被丢弃，许多美丽的衣服可能仅仅上身一试便匆匆了结使命。
尽管我们大部分人不会自诩富翁，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如今的生活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奢侈得多。这种奢侈生活所仰赖的基础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几近败家的消耗，而现在这一基础早已岌岌可危。
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然观，人为割裂人与自然的联系，将自然当作被征服和利用的对象，被人类开发、管理和使用是其毋庸置疑的宿命。当20世纪的科学技术服务于这种自然观时，人类对环境的改造和影响也一发不可收拾。浸泡在化肥中的土壤、流淌在管道中的水以及以各种形态的化石能源促进了人类物质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又在科技迅猛发展、人口爆炸的情况下沦为以发展、进步、时尚、效率为名，最大限度榨取自然的手段和工具。
在《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中，约翰·麦克尼尔把人类社会分成了两种型态：一种是“老鼠型社会”，一种是“鲨鱼型社会”。
老鼠的饮食多样，灵活多变，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因此“老鼠型社会”追求一种可变通的、灵活的环境政策，在面对无序状况时可以保持适应性的生存策略。
而鲨鱼生活在特定海域，以少数品种的鱼类为食，其种群会因周围环境的急剧变化而受到强烈冲击，因此“鲨鱼型社会”意味着高度专门化和弹性缺失，面对外部巨变时不堪一击。
在麦克尼尔看来，20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接近于“老鼠型社会”，进入20世纪，人类社会逐渐向“鲨鱼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廉价化石能源，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采用最大适应现存环境的策略。
▲ 中国大庆，居民经过一处油泵。 © Nicolas Asfouri / AFP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美国就是依靠廉价的化石能源构筑起来的。这种建立在廉价能源基础上的生态策略意味着一旦环境改变，任何调整都将变得十分艰难。本来历史并没有赐予其他国家向“鲨鱼型社会”转型的机会，但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二战后开启的全球化进程不仅使福特制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也把鲨鱼型的消费文化散布到所及之处。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迅猛增长，而这一进程对环境的影响则远远超出了大众消费本身。经济一体化为商品消费谋求全球市场的同时，亦为商品生产寻求全球工厂，将众多分散的需求聚集到有限的供应地，也将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聚集到供应地。而这些产品的生产地大多经济落后且管理制度缺失，伴随着全球资本席卷而来的，往往是当地生态资源迅速枯竭，生态环境彻底改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榨取和对环境的破坏也由地区性衰退演变为全球性恶化。
正如曾经刷爆朋友圈的《牛仔裤的代价》所示，在中国的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有成千上万个像新塘和谷饶这样的“专业加工镇”，高度集中地从事着服装产业，新塘产出中国60%以上的牛仔制成品，谷饶被誉为内衣之城，每年生产的内衣超过2亿件。
▲ 2010年，广东增城市（今广州增城区）新塘镇，满街的制衣厂招牌。 © GreenPeace
作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环，中国的专业加工镇赚取的只是占产品价格份额极少的加工费，但是加工过程却造成极大污染。而加工产业的从业者既是污染的制造者又是污染的受害者，他们在从事高强度劳动的同时承受着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毒气侵害，而这些专业加工镇的周边被废水污染的乡村土地也成为他们回不去的家园。
去年秋天，我曾经给学校的留学生上过一次中国国情课，学生们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尼泊尔、韩国和泰国等周边国家。出于热场的考虑，我向他们提问：“你们熟悉哪些中国名人？”我心里盘算他们的答案或许是孔子、毛泽东，或者是姚明、成龙。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两名来自巴基斯坦的男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喊出“Jack Ma”（马云），这个答案令我不禁迟疑了两秒。
在接下来的两分钟内，全班同学用英语混杂着稚嫩的汉语热烈表达着对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的期盼。那堂课本应给学生介绍中国古代生态思想，但手握课本的我，第一次最真切地感受到，面对现代生活方式时古老东方智慧的无力。我立刻问学生：“购物过程中何时最开心？”学生答：“等待快递的时候最开心。”说完，哄堂大笑。
诚然，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为了欲望在消费。正如甘地曾说：“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当马尼拉帆船辗转运来的白银被送入明代中国的秘窖，兰陵笑笑生就在《金瓶梅》中描绘出一幅从吃穿用度、男盗女娼到卖官鬻爵都疯狂用银的画面，如果说白银的进入已经启蒙了明代商业前沿市镇中无休无止的消费欲，而由经济全球化和商业文化带动的消费主义则把人彻底异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消费异化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城市化的进程催促着我们从田野走进流水线和格子间，我们可曾记得，已有多久没有踩过雨中的乡间泥地，在泥土的芬芳中避开钻出地面的蚯蚓，和突然蹦上岸边的蛤蟆。当你将自己关闭在城市的鸽子笼中，足不出户等待着快递和外卖上门的时候，你可还愿意回归朴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