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了六年外国留学生，碰到过拿奖学金的“倒爷”
田方萌，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全文共4600余字，读完约需9分钟
如果问我的课程对留学生有何帮助，说实话我真不清楚。我只是尽力将自己认为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具体如何应用取决于他们了。我希望教过的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值得终身奋斗的价值，让世界有一点不同。至于我自己，也许通过教育他们，已经让世界有了一点不同吧。
“吾国文明全盛之时，泱泱国风，为东洋诸国所表则。稽之远古，则有重译之来朝。洎乎唐代，百济、新罗、日本、交趾，争遣子弟来学于太学。中华经籍，都为异国之典谟；纸贵鸡林，以觇诗人之声价。猗欤盛哉！大国之风也。”——胡适《非留学篇》
▌全世界人类的小样本
2012年初，我从美国留学五年后回到国内，就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简称社发院）。该院开设了全英文授课的硕士生项目，招收各国留学生。我刚来就被安排讲授一门新课“公共政策分析”，前后准备了一年多。这是我独自设计的第一门课，为了找本靠谱的教材，我翻阅了一些政策分析的英文读物，最后选定了美国学者邓恩（William Dunn）编写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此书按政策阶段介绍相应的分析工具，也适于其他国家的学生学习。
2013年秋，我第一次给留学生上课，从此连续上了六年。我教的大部分外国学生就像中国学生一样，上课不懂装懂，下课也不提问。我自认还算个严师，上到第三年，组织了一次期中考试，发现不少学生连基本概念都没有掌握。为此我反思了自己的教学方法，更换了学生感到陌生的事例，又加入了针对以前内容的复习环节，才增强了一点教学效果。有的学生从网上抄袭了几段文字，直接上交当作业。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严惩不贷。
除了在北师大社发院，2018年秋，我还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兼职代课。几年下来，我教过来自近五十个国家的一百多名留学生，并指导过其中十几人的硕士论文。留学生们的国籍遍布各大洲，就像各人种的一个小样本。他们的母国文化与中国有异，不时会闹点笑话或尴尬。
记得东非某生作风剽悍，与老师约谈推门直入，旁若无人。我跟某同事开玩笑说，这是把办公楼当成大草原了吧？拉美的学生则活泼好动，有时尺度稍大了一点。一次学生组织新年晚会，我在抽奖环节拿到巴西某生准备的礼物，打开一看是盒避孕套。我那时还没结婚，心想这孩子真替老师未雨绸缪。去年结课以后，有个西非学生发来邮件，盛赞我的课程质量。我回信表示感谢，她很严肃地回复道：“我们那儿有句老话，送花就要趁人还活着的时候送。”
虽说国际班上的学生肤色各异，信仰不同，我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更多感受到了人类的共通性。这些留学生来自天南地北，坐到一起却很快消除了交流障碍。每次授课，我会给他们布置一篇学期论文，要求就某个政策问题写份简报。大多数学生都选择自己国家的一项发展议题，比如性别平等、贫困救济、营养改善、毒品管制等等。我从他们的简报中看到了每个国家面临的政策问题，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的普遍性。学期末所有学生依次演示简报，大家也会分享各国有关的政策经验。他们处于同一个世界，也许没有同一个梦想，可至少认识到彼此相似的处境。
我一面给留学生讲课，一面也从他们那儿学了不少东西。我从小就爱看世界地图，中学的地理课上常常拿高分。当一名非洲学生告诉我她来自“厄里特里亚”时，我才意识到世界上还有我没有听说过的国家。该国紧邻埃塞俄比亚，经过与后者的长期斗争，于1993年宣告独立。我在大学时读过丹麦哲学家克尔恺廓尔（Soren Kierkegaard）的著作，后来见到他的另一译名“齐克果”，只当是归化的译法，听起来像中文名罢了。去年班上来了一名丹麦学生，他也叫“Kierkegaard”。我叫他“克尔恺廓尔”，他没有任何反应。原来“齐克果”才是丹麦语的正确发音，中国译者“望文生音”，为哲人取了个错误的译名。还有一次，一位坦桑尼亚同学说当地农民为了集资，将现金都放到木盒里。我马上问了一句：“为什么不存到银行？”他平静地解释说：“因为没有银行。”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
▲ 坦桑尼亚人用于集资的木盒。 © 田方萌提供
▌师夷长技以育夷
社发院的留学生项目全称为“当代中国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有些课程介绍当代中国，有些课程介绍发展研究，我的课属于后一类。虽说近年中国的发展势头令全球瞩目，发展研究的学术中心仍在美国和欧洲。我的课程不只使用英文教材，很多案例也来自西方。像我这样有留学经历的老师，其实充当了西方理论的二传手，将美国学到的知识又传授给其他国家的学生。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则是“师夷长技以育夷”。再现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所说的“中华经籍，都为异国之典谟”，只有等中国先成为社会科学的学术中心吧。
有时看到美国的学生出现在自己的课堂上，我都会纳闷他们为何要来中国——在本国学习不是更直接吗？后来我发现，这些西方学生大都对中国怀有兴趣，这里的语言、文化和制度都让他们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异国情调。有些欧美学生虽然不通中文，仍然选择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作为论文题目。我课上有位华裔美国女生梳理了北京的交通政策，还提出合理的改进措施。另一位英国同学的毕业论文则研究了北京英语培训学校聘任外教过程中体现的种族观念。他们的视角也许仍是西方的，可在新环境中发现了新问题。
相较而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来华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解中国，而是要学习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胡适认为留学的意义在于“洋为中用”，将外国所学用于中国发展。类似地，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也是为了“中为非用”，将中国所学用于非洲发展。不过，社会科学毕竟不像物理学那样具有普适性，如果生搬硬套，甚至会产生淮橘为枳的后果。虽说人类具有共通性，可具体的政策实践还需要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
留学生课程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理论的适用性。如果说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有层隔膜，经过我这种二传手就又多了一层。因此讲课头两三年，我将很多时间用于学习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分析。对邓恩和其他西方学者的著作有些心得后，我上课才觉得腰板挺得直了一些。学生有时向我提问，似乎也能给出让他们满意的答案。不过，自己觉得懂了，并不意味着真懂。我始终有些担心，西方的发展理论通过中国的二传后，转到非洲和其他地区又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儿。
政策分析课一般都要选取案例讨论，我选取的案例大都来自美国和中国，少数涉及其他国家。这虽然帮助留学生了解中美两国，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熟悉这些案例。一次分析人才外流问题，我播放了马拉维医生流向他国的短片，非洲同学参与讨论的热情明显高涨。可惜我一直没有时间研究非洲国家的政策问题，否则也可以针对他们真正关心的公共事务组织讨论。就像我当年留学时对美国教育的印象一样，非洲学生也会发现我的课程并不能提供他们国家问题的现成答案。
作为一门方法课，我的课程没有将案例局限在某一政策领域，而是从多个维度体现政策问题的复杂性。从种族概念到计划生育，从广岛核爆的伦理考量到留学生食堂的饭菜质量，每学期我会围绕十个左右的大小案例组织学生讨论。我在讨论中尽量保持中立，质疑每个学生的立场，自己决不表态。因为政策分析课程的目标在于训练学生的思辨和表达能力，而不是灌输某种价值观或判断标准。我的一位美国老师曾颇为自豪地宣称，学生永远不能根据她在课堂上的表现猜出她的政治倾向，在这点上我以她为楷模。
在课上讨论过的政策问题中，同性婚姻是学生争论最激烈的话题。欧美学生一般持有宽容的态度，非洲学生则抱着保守的立场。如果不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外人恐怕会以为黑白之间爆发了种族冲突。在欧洲人尚未登陆非洲之前，当地很多土著部落并不排斥同性之爱。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使黑人民族将同性恋也视为“罪恶”，原本信神的欧洲人后来却远离了上帝。当代西方人依然相信自己代表着正确的价值观，虽然他们的观点同殖民时代相比反转了180度。被殖民者的后代捍卫着殖民者的传统文化，这多少也有点历史的吊诡。
▲ 北师大留学生在“公共政策分析”课上讨论的场景。 © 田方萌摄
▌留学生的数量与质量
我在北师大为三类学生授课：本科生、专业硕士和留学生。每类学生中都存在好学生和差学生，可根据我的观察，最差的学生总在留学生中。每当为水平很差的留学生批改论文，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招他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追查到教育部制订的《留学中国计划》和国际大学排名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高校扩招留学生的低效与不公》一文。此文被多家媒体转载，引起了很多大学教师的共鸣。
某些西方媒体发布的大学排行榜本是为考生择校提供参考，最后却演变成高校改革的权威指南。有两家国际知名的排行榜以留学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来衡量一所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这一比例越高，该校得分就越高，在排行榜上的名次也越靠前。很多中国高校据此扩大留学生规模，甚至不惜将中国学生赶出宿舍，为外国学生腾出居住空间。这两年中国公众对留学生扩招的怨声越来越多，已经成为突出的政策问题。
中国的留学生政策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除了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还有着外交方面的考虑。例如，为了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有些高校加大了针对沿线国家的招生力度。这些国家来的留学生被认为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可他们到底有多了解中国，也很值得怀疑。虽说我在美国首都呆过五年，生活范围基本不出大学和住所，连华府的黑人都很少接触，更不必说南部的红脖子梗和西部的硅谷精英了。可以推想，在华留学生能够接触的群体也很有限。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吸引的留学生，其平均质量不仅逊于美国吸引的留学生，而且明显不如中国本土的大学生。我在六年的教学工作中对此深有感触。一般来说，中国高校的排名越高，留学生的规模和比例也越大。为留学生提供的教学项目占用了高教部门相当可观的教育经费和师资，可生源质量却不能匹配如此巨大的投入。我在北师大教过的学生应该属于来华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其中水平较差的学生能否考取国内三本的大学，我心里都打个问号。
我曾接触过一名巴基斯坦籍的硕士生。他为人奸滑，总是应付课程考核，想方设法回国。后来我侧面了解到，此生经营着中巴之间的生意，借留学生身份一边拿奖学金，一边当国际“倒爷”。将教育经费花在这样的学生身上，浪费还在其次，实在不利于中巴友谊。某名牌大学的留办人员提出，对留学生应当“同等对待，适当照顾，严格要求，加强指导”。“适当照顾”就是降低考核标准，“加强指导”则意味着增加工作量。由于留学生平均素质较差，高校教师不得不多花时间教导他们，其实是将教育负担转嫁到了教师身上。
教育部制定的《留学中国计划》表示，2020年来华留学人员将增长至50万人。在有些官员的意识中，留学生招生规模扩大就是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他们确立了“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留学生工作方针。这里“扩大规模”总是重于“保证质量”的，而且“质量”主要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即教学质量，而非学生质量。
由于重视规模胜过质量，中国的留学生扩招变成了“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国际化，远非胡适描述的“大国之风”。这不仅减少了中国考生的入学机会，长期来看也不利于国内大学提高国际声誉。规模和质量不可兼得，保证生源质量就必须缩小招生规模。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每届留学生都会出现两三个很差的学生，学院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常常需要投入不成比例的时间精力。有一年社发院的留学生项目少招了四分之一的学生，我很快发现作业的平均质量提高了，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录取最差的几名申请者。
2018年12月底，我在北大给留学生上完了最后一次课，这意味着六年的教学工作告一段落。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但若周游世界，我总还能联系到课上的学生。如果问我的课程对留学生有何帮助，说实话我真不清楚。我只是尽力将自己认为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具体如何应用取决于他们了。我希望教过的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值得终身奋斗的价值，让世界有一点不同。至于我自己，也许通过教育他们，已经让世界有了一点不同吧。
▲ 田方萌与北大政管院留学生的合影。 © 田方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