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杰伦与蔡徐坤“流量圣战”背后的大众心理
吴畅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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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文化的“集体行动”缺乏追求最大公约数的政治热情，因而与社会平等的主张毫无关系，只强调基于个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异质性的文化身份。
问题不在于追随者们太过激进，或者太过犬儒，而在于他们以纯粹的文化主义的热情，却往往把日常生活的休闲活动“政治化”为带有市场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行动，甚至高度自觉地内化为一种可复制和可再生产的生活与生存方式。
前不久，周杰伦与蔡徐坤的粉丝之间爆发了一场“流量圣战”，引发坊间热烈讨论。大多数评论集中关注微博作为营销飞地的成功，或剖析流量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或资本的游戏化（gamification）策略，结构化了粉丝的劳动形式和成果。
如果这场“圣战”集中体现了不同代际的粉丝的集体行动在形式和结果上的差异，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周杰伦的粉丝能够迅速高效地“击溃”微博上蔡徐坤的流量热度？
▲ 在2019年第29周的“明星超话排行榜”上，周杰伦以过亿的影响力“抢占封面”。 © 新浪微博
如果这场“圣战”，周杰伦粉丝赢得如此“潇洒”、“体面”，为何“流量”能够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意识形态，反过来作用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粉丝，从而成为具有再生产功能的物质性的力量？
为了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我将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是身份政治，二是大众心理学。
▌“流量圣战”：以代际为显色的“社会身份”之争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南希·弗雷泽的观点，上个世纪中叶起，西方就进入了再现政治（politicsof representation）的年代。所谓再现，就是基于种族、阶层、性别、性存在等“身份”的差异性，强调不同人群在公共空间里发声与行动的平等性。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冷战的到来，“再现政治”反而暗合“历史的终结”、“国家退场”、“生活政治登场”等宏观论述，而演变成一种强调文化和权利平等的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它实际上构成了全球范围内地方分离主义、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核心动力。
强调粉丝的能动性，例如与资本之间的议价或协商等粉丝/迷群文化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在新媒体的技术加持下，粉丝文化从线下转至线上，加剧了网络社群的进一步部落化，用现在流行的术语形容——圈层化。它们彼此之间的互不认同，导致了社交媒体上经常发生粉丝群体间的骂战。这些大多局限于网络言语暴力的“集体行动”，有其自身的政治性和意义。例如，它缺乏追求最大公约数的政治热情，因而与社会平等的主张毫无关系，只强调基于个人喜好和偏向的社群差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异质性的文化身份。
所以，周杰伦与蔡徐坤粉丝的这次流量大战，争的是什么？身份。是两代粉丝对文化身份的一次争夺。
然而，代际只是其中的变量之一。周杰伦能够迅速登上微博超话数据首位，与其粉丝所能动员起来的庞大的社交网络，密不可分。对流量明星自身水平，以及流量造假的质疑、对粉丝的流量贡献和工作方式的不了解、不满或不屑，激活了为数不少的“路人”的权力意志和战斗力，促使他们激昂澎湃地加入到这场“圣战”之中。
同时，与其着重分析周杰伦和蔡徐坤粉丝的代际差异，不如认为，流量并非完全虚假，而是它太过集中于尚未在现实社会中掌握实际的话语主导权或文化领导权的年轻代际群体，因而它的文化生长，只能几乎完全依托于社交媒体，形成野蛮且排他的闭合模式。当它流入现实社会时，或与现实社会发生碰撞时，很难直达文化核心，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跨文化冲击。
▲ 演唱会和大屏幕上的粉丝们。© 摄图网
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文化核心？国家意识形态包裹之下的城市中产阶级文化。
虽然这些年，中国的中产阶级面临诸如“下流化”、“无产阶级化”等经济主义困境或问题，但他们作为一个松散、尚不具备共同（自为）意识的群体，在话语影响力与社会动员等层面上，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有机的”主流阶层。只要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交通、安全、环境、教育等问题一旦被引爆，往往就会演变成全国关注的重大或公共媒体事件。
很难从人口学特征上给话语阶层下一个绝对且清晰的定义。但大体上，能够成为“话语阶层”的人，至少在粉丝这一文化身份上，自动与流量作业保持一定的安全性距离。这不仅跟他们的时间和选择成本有关，更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趣味有关。他们对流量明星及其粉丝的狂热，一般保持不动声色、听之任之的态度，很少发生正面冲撞的情形。
这次“流量圣战”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周杰伦在超话榜的登顶，被高度符号化为一次文化身份和话语主权的在线亮相。这早已不是某种政治名分的争抢，而是建立在占有性个人主义基础上，以代际为显色，实则以阶层和文化趣味为动员机制的社会身份之争。
▌饭圈文化：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活动“政治化”迷思
粉丝文化的形成，得益于战后消费主义的兴起。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消退”，“中产阶级化”的发展趋势，暗合了资本对产品消费与分配的重视；而物质环境的宽裕，保障了私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偶像化的可能，这也是文化工业对个体意识产生直接影响的领域。
偶像和偶像化，是用来解决个人的精神信仰问题。因而，从劳模到商业明星，直至当下的偶像，这难道不代表着某种转变？这难道不是商业和资本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有效侵入个体日常生活的直接表征？
执法兰克福学派之牛耳的阿多诺认为，个体的恐惧，是导致集体行动走向狂热的根本原因。然而，国内粉丝文化与行动的狂热，甚至出现某种宗教化或社会运动的特征，与恐惧无关，而与匮乏相连。物质或精神哪一个维度的匮乏，都容易让个体沉迷在一个高度媒体化和商业化的社会所造就的“美好的”偶像产业里。
习惯于碎片化阅读和思维的新媒体原住民，通过自身的在线劳动，以一种替代性的“政治行动”的形式，与资本一道，共同生产出了现在的流量明星。
▲ “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ur），由Smythe在1977年提出，他认为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受众”实际是为广告商工作，是广告支持下的传播业所生产的一种特殊商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对传播体系的经济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生产这种学习消费的受众是大众媒体的主要目的。© the Dailydot
粉丝用打榜、控评、反黑等一系列系统化的流水作业，一条一条累积刷出来流量，苦自己（苦中作乐），便宜了社交媒体，塑造了新媒体化的偶像。问题不在于粉丝劳动的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表现形式，而在于，流量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能够动员起新的代际群体，跨越社会经济地位的根本差异，手拉手走到一起，锻造新的文化图景。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究竟造就了什么样的集体性心理结构，才能反过来影响个体行动，从而产生某种“积极”的物质性力量？
在此，我想介绍一位近一个世纪前的“公共知识分子”赖希，他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本身也信奉马克思主义。与一众分析二战爆发原因的学者大异其趣，赖希关注的问题意识是，为何在德国，无数具有热爱自由、反帝国主义倾向的工人大众，最终会选择一条与中产阶层为伍的非革命之路，建立第三帝国？
赖希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必定对大众产生一种心理结构，前者需要这种结构来达到它的主要目的。而人的心理结构主要有三层：表层表现为含蓄、彬彬有礼和负责任；中层体现为残忍、嫉妒、好斗；深层则包括勤奋、诚实、合作等“生物核心”内容。
在赖希看来，威权主义机器文明，以及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使得几乎每一个工人或中产阶级个体，在父权制家庭所养成的性压抑的基本情感的推动下，越过了表层，直接停留在中层，而拒绝往深层进驻。“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得第三帝国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宣传获得了根基。
▲ 电影《白丝带》的背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座德国村庄，“所有家庭几乎都有一个极端暴力的父亲，极端的父权导致了（希特勒）少年团体的诞生，反抗父权甚至发展成为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反抗”。© The White Ribbon
赖希的言论可谓惊世震俗，并遭到同时代大多数学者的杯葛。不过，他对马克思关于经济与意识形态二分法的修正，转而强调大众心理学的路径，似乎能微妙且恰切地适用于对当下粉丝文化和集体行动的分析。若按照赖希的思路，我们应当关注，当前粉丝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群体，具有哪些典型的共同心理特征或结构呢？
对他者的自居作用和忠诚感。自居，是精神分析的术语，类似于某种共时感，即共同成长。
日韩以及国内近两年的团体选秀节目里的练习生或养成系偶像，充分利用了他者的自居功能。这里的他者也可以用威权来代替。只不过，半个世纪前李逊形容的依靠某种克里斯马威权而获得的政治名份，如今已经转变成由资本打造出、用以解决生活正当性的他者，对追随者（粉丝）的示范、想象，甚至用赖希的话形容，利比多的刺激以排解性压抑，从而产生的高度忠诚感和文化认同。
这种认同，可以强大到在想象的层面上最大限度地抹去个体社会经济的痕迹，以实现某种虚拟的愉悦感。但这种愉悦感，与共时性，在感性直观层面上，都是高度排他的。一旦被侵入，那么粉丝的心理结构很容易从表层直接上升为中层，并且执拗于此，直至获得某种被数据化的、直观的“话语优势”。
散居或矛盾感。早期韩国偶像的国内粉丝，经常会遭遇一种进退两难的网络“族裔散居”（cyborg-diaspora）的身份困惑，即在国族身份与偶像粉丝身份之间的矛盾（近十年前，百度贴吧经常遭遇铁血社区等网络国族主义者的“爆吧”等“圣战”行动）。如今国内偶像产业的壮大，国族主义反而加持了偶像及其粉丝身份的正当性，却又陷入另一种文化等级与优劣身份的纠缠和争夺之中。前段时间，汪涵在节目现场的批评，恰好体现了现实社会和话语阶层，早已察觉出已成为某种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即流量，同粉丝个体的社会或经济地位之间的裂缝，以及对此所持有的非多元文化宽容的基本态度。
国内粉丝文化短短数十年光景里迅速崛起，集体行动的模式、组织和动员方式，以及“劳动”成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媒体原住民从小就生活在占有性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夹缝中，面对“作为一种例外的”新自由主义丛林环境，他们抱持一种极度敏感的政治正确的意识，以高调的存在主义的方式，经常提醒甚或挑战主流社会的文化构成。
但问题不在于他们太过激进，或者太过犬儒，而在于他们以纯粹的文化主义的热情，却往往把日常生活的休闲活动（马克思认为这是再生产劳动力的重要环节）“政治化”为带有市场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行动，甚至高度自觉地内化为一种可复制和可再生产的生活与生存方式。
然而，这些行动，或生活方式的主体，无法也不会触及核心的政经议题，似乎他们永远都在战斗，都在维护，都在作业。实际上，他们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结构，一定程度上，仅仅契合了那些身为话语阶层一份子的偶像产业执行者、新媒体中高层管理人员或选秀节目制作者，所感受到和试图表达（的政治或社会诉求）以及逃避主义的心理动机。何况，后者完全需要借助流量粉丝的劳动，实现自身的占有性物质积累。这或许才是当前讨论粉丝集体行动和心理结构，最讽刺的地方。
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对粉丝行为，我不做任何价值评判。只不过，在本文结束前，我在想，若是赖希活到现在，他会不会跑到香港街头，动员现在表现“爆裂”的香港年轻人，来内地参加各种选秀节目呢？
因为，事情早已起了变化，各方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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