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程码带星的医生，决定回老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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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北京某医生
撰文：Tsunami
全文2600余字，阅读约需5分钟
“我警告你哦，不要乱说话知道吧，你是签了同意书的。恶意返乡是要拘留的！”
今年，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三个农历春节。过年、返乡、核酸检测，再次作为热词出现在每个人的信息流。
一位北京医生告诉我们，今年因为母亲的身体原因，他提前申请了返乡。但回乡前后，他却屡次遇到因各方信息偏差带来的问题、困惑。
以下是这位北京医生回乡的自述。
▌我是医生，但我想回家
这是今天给老家打的第十通电话了，依旧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用红笔在废病例上将两个正字涂出厚厚的血色，等着老家不知道哪个单位能给我一个详细说明白我究竟能不能回家的电话。
在北京工作这七年，其实也没几年有回家的机会，毕竟是科室所谓的骨干嘛。主任也说我这样的年轻人得起到科室骨干的模范作用，“勇做医院排头兵”。
但今年，我必须回去。
那天，父亲在电话里说，你娘不行了，这个虎年恐怕是她这辈子最后一个年。
撂下电话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天天跑科秘和主任的门路，小人送出了人情，骨干敲出了骨髓，排头兵被骂了逃兵。好在，调休申请终于过了。
但中午的一条微博，却让我刚泛热的心头为之一凉：1月15日，北京海淀区新增一例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确诊病例。
虽然我的活动范围离海淀还有一小时的地铁，但严防严控下，究竟能不能回家，我还是心里打鼓。
按照家乡的防疫要求，那天下午我立刻提前跟有关部门进行报备：
第一个电话按要求打给市里：“啊北京回来的啊，麻烦你给区里打电话对接。”
第二个电话。区里：“啊北京回来的啊，我登记了，你还得给街道办打电话报备。”
第三个电话。街道办：“啊北京回来的啊，你打错了你应该找社区。”
第四个电话。社区：“我这边记录了，但是你还得跟市里联系找一下疾控要一个表.......”
截至1月17日，三天，十个电话，我终于摸清楚了回家路数。
不过，当我到高铁站那一刻，第十一个电话来了：
“喂？你是在医院上班是吧，那你不能这样就回来了，你得去开一个证明，不开的话你可能得集中隔离。”
就这样，我退票、改签，又回去见了我的主任。
“小王，怎么还没回家？你这假期可不能延后啊，年后的手术高峰还得等着你这骨干呢。”
我心想，我现在只是一个想回家的软骨头罢了。
▌核酸和自费 CT
1月18日，走在挂着雪霜的黄土上，就是久违的家乡。
迎接我的，不是鲜美的羊肉和甜掉牙的苹果，是一根根我早已习惯的棉签。
在当地疾控和街道办的要求下，我已在北京进行了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
本当我以为万事大吉，现实又给我脑瓜狠狠敲了一记：1月18日，北京市朝阳区发现1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不巧的是，我就住在朝阳区。
当地的街道比我急，新闻发布会开后不到十分钟，就来了夺命连环 call，意思是让我马上去指定医院进行核酸检测，不然将安排自费的集中隔离。
于是，我按照要求，去到了一个定点区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本来，我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看到那个小小医院门口要排到宇宙尽头铁岭的长队，和一片片脑瓜子上冒的热蒸汽时，我两眼一黑。
说实话，我在北京抗疫这么久，各种拭子+抽血+CT，这么“奇怪”的要求还是第一次见。后来，等我进去跟里面医生核实的时候，被告知这种检测是“规定”的。
我掏了掏衣服口袋，翻出来防疫通知，却发现对面防护服里的人已经不耐烦了：
我想了想，冬天的西北晚上早，今天是必做不完的。我不如到市医院碰碰运气。
“呦，北京回来的？有绿码嘛？”
“有的有的，但带星。”
“没事，绿的就行，出门左转做核酸。”
“啊.....不需要 CT 啥的么？”
“不需要啊，你听谁说的？”
“区医院啊，说是规定的。”
“我这也是规定的，做核酸就行了，赶紧去吧，我再给你标一个加急。”
拿着管子，我不禁纳闷：到底是什么规定的呢？但转念一想，似乎这个问题在哪都是罗生门。
罢了，不如归去。
▌薛定谔的隔离
做完核酸，结果都是阴性。我想，我可算是可以过个好年了。毕竟对我来说，家乡是故乡、是父母、是过年。
现在的问题是，我并没有明确接下来该是“集中隔离”还是“居家隔离”，抑或是“健康监测”。
据我所知，跟我一车回来一起核酸的农民工大哥，被拉去集中隔离。
一起从京返乡、住在隔壁小区的师妹，签了自我健康监测后，已经出门拍照约剧本杀。
而我这里，社区大姐给了我一张封条、一个警报器，然后告知我的父母必须马上离开家里自己找地方住，立刻开始居家隔离。
作为医生，我知道理应遵循防疫政策，不能给疫情防控团队添乱。
可泥人尚有三分火气，从北京打电话到核酸的层层问询都无所谓了，但想到父亲得带着虚弱的母亲卷着铺盖另找住宿，我还是没能忍住，找到我的负责人问询。
结果并不乐观：
“隔壁小区只要健康监测？那你去隔壁小区报备吧。”
“核酸阴性？你也不看看现在北京啥样了？三个区可都有病例了，谁知道你去过哪没有。”
“你父母住哪里我管不着的呀，或者你可以选择自费集中隔离14 天。”
“我警告你哦，不要乱说话知道吧，你是签了同意书的。恶意返乡是要拘留的！”
一听到恶意返乡，我就像针扎了皮球，顿时没了脾气。
安排好父亲住宿后，大门口封条一贴，小灯一挂， “居家就居家吧，起码能过上年。”
后来，我的运气似乎变好了许多。
1月21日，人民日报评“恶意返乡”太伤人后，我再也没听到这些话出现在电话里。1月22日，北京新增一例高风险，除了再次核实我的行动轨迹以外，我的身边无事发生。1月23日，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几张出入通行证，说下周隔离结束后再做一次核酸就转入健康监测，可以出门。
这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把父母接回来过年了。
1月24日，北京同事给我打电话，埋怨道过年是肯定回不去了，还顺便狠狠羡慕着我在家里的暖气里啃西瓜：
“回家肯定比北京好吧。”
“凑合吧。”
“明年要是还有疫情，你还回家不？”
“老郑，”
“嗯？”
“可以的话，明年我想把爸妈接到北京过年。”
不知道为什么，说完这句话后，我已经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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