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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于里，青年文化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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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演唱会以其惊人的影响力，重新昭示的是：音乐仍然可以是一种公共表达；当人们心中有郁积的压抑和苦闷，嘶吼的摇滚可以帮我们宣泄出来。
4月15日，崔健首场线上演唱会“继续撒点野”在视频号开唱，截至整场演唱会结束，看过的人数超过4500万，创下内地男歌手在线演唱会的单人纪录。在这场久违的歌迷之约上，既有《假行僧》《花房姑娘》《不是我不明白》《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等经典老歌，也有《飞狗》《时间的B面》《末日海滩》等出自去年新专辑的新歌。 这场演唱会在朋友圈刷屏了，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从60后到90后很多人都在看这场演唱会，也在讨论着它。人们在共同被音乐的魅力所感染时，也纷纷感慨：没想到崔健的演唱会影响力这么广泛。 人们从来不必怀疑崔健的音乐成就，他不仅是中国摇滚第一人，也被业内一些人誉为“文学表达、思想表达与音乐表达完美结合第一人”。只是，如果说崔健从1986年红到现在，也是一种粉丝说辞。不必讳言，崔健“过气”很久了：他的新专辑、他的新歌，再无昔日的轰动效应。但周五的演唱会上，朋友圈的热闹仿佛昔日重现。或许跟1986年一样，崔健再一次被时代选中，他的呐喊再次成为时代的公约数？当我们厘清崔健的音乐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会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了《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崔健的这一场演出，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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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个具体的时代语境。1976年“十年动荡”结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中国终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社会面一片欣欣向荣，文艺界也得以重新焕发生机，诗歌、小说、音乐等艺术形式充当着那个时代的先声，代表着年轻人的一种公共性表达，唱出了年轻人的情绪、情感与生活体验。不过，时代的开放，并不是一蹴而就完成的。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开启，音乐圈也“春江水暖鸭先知”——邓丽君以及各类港台民谣已经悄然在大陆流行，但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譬如当时邓丽君的音乐被称作“靡靡之音”，1979年李谷一演唱的《乡恋》也因声音的甜美、旋律的温情遭到严厉批判，被认为是软化人们斗志的“迷魂汤”，一度还被列入“禁歌”。 最典型的标志，莫过于1982年，中国音协主办的《人民音乐》杂志组织编选并出版《怎样鉴别黄色歌曲》文集，把流行歌曲直接等同于“黄色歌曲”加以否定。书中写道，“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一场摇滚乐集会实际上就是一场疯狂的骚乱，有人甚至在其中丧生……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当然，博弈也一直在发生。一边是1983年文艺界在“严打”，一边是1983年全国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李谷一在晚会上唱了《乡恋》，让这首歌第一次登上全国春晚的舞台，让流行音乐更进一步走向全国。时间来到1986年。那个时候，同样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主流舆论场里自然是一片欣欣向荣，年轻人积极昂扬；但也有另外一个民间舆论场，隐藏着年轻人的苦闷。 对于像崔健这样的60后，他们的成长岁月经历了“动荡十年”，他们曾经信奉的价值观一夕之间不作数了，他们曾经的追求被视为荒谬和错误的。崔健后来在歌曲里唱道：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
很多年轻人内心中有一种被欺骗感，他们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弃了，有着很深的失落和迷茫。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国门，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年轻人如饥似渴，却也直观看到悬殊差距的存在。改革的艰难、分配的不均、落后者的状态，让很多年轻人感到迷惘，他们很着急，却不知道从何发力。崔健1986年在工体演唱会上首度公开演唱《一无所有》，无心插柳地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公约数。这是一首从词曲到表演都完美的作品，崔健挎着吉他、裤脚一高一低，用粗野嘶哑的喉咙、无所顾忌地吼出了年轻人的孤独、苦闷、压抑和愤怒，就像是火山爆发。© 风声opinion
这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摇滚，灰色的人生豁然开了窗口，很多人也是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第一次宣泄出了自己——或许大家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人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满意什么，自己想表达什么。
是崔健创造了时代，也是时代造就了崔健。或许崔健仅仅是把《一无所有》当做一首情歌，但年轻人把它当做一首呐喊之歌，理想的遥远、现实的苦闷、前路的渺茫、对历史的愤怒，都在这一声声“一无所有”里。
后来在谈到《一无所有》的成功时，崔健坦率地承认：“那个时代正好被人赶上了，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尝试自由创作的音乐人，我写《一无所有》完全是出于无意，就是现在，哪怕我想有意写这首歌，那效果也远远不如当时。”
▌“过气”的崔健：“要么我选择孤独？”
从1989年到1994年，崔健出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和《红旗下的蛋》三张个人专辑。之后崔健在主流平台消失了十余年时间，既有“禁演”的风波，也有时代的因素：人们不再需要崔健了。哪怕这么说有些冒犯：是的，进入1990年代，崔健慢慢地就“过气”了。不是崔健的音乐性有什么问题，而是时代本身在迅速变化。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浪潮把所有人裹挟，商业化、世俗化是主流，赚钱才是第一。顺口溜说出时代的心声，“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文艺界惊诧地发现：无论是小说还是音乐，都失去昔日的轰动效应，失去了引领的力量。很多人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表达些什么，他们忘却了高远的理想——赚钱才是第一，自然也不需要文艺代替他们“发言”了。 昔日年轻人热切捧出的文化英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们不再被需要了，他们的反抗失去了对象，就像一个打游击战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敌人”。当他严阵以待时，大家都在嘻嘻哈哈，他只能陷入失语的窘境，留下一个孤独而苍凉的背影。当摇滚的反抗对象模糊了，呐喊的诉求改变了，就像资深乐评人李皖所说：“痛苦摇滚变成了低吟摇滚，低吟摇滚变成了快乐摇滚，最后变成了纯粹的听觉愉悦。当旧有的对立面被抽离，反抗变得没有意义，精神追求失去了玩味的对象，转而随着物质主义的兴起和壮大，人们投向审美和享乐主义的怀抱。”中国摇滚音乐在不断发展，但慢慢成为一种纯粹的音乐符号，变成商业、消费和娱乐，鲜有公共表达的能力和能量。1998年，崔健发行了新专辑《无能的力量》，这张高质量的说唱专辑市场反响平淡。崔健敏感地察觉到这种失语状态。之后崔健停顿了7年时间，直到2005年才发行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反响更为寂寥。红色已经把鲜血污染了
真不知血和心到底哪个是热的
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
要么我选择孤独
要么我选择堕落
▲崔健吹响《蓝色骨头》号角 © 风声opinion
沉潜十余年时间，崔健一心在打造电影《蓝色骨头》，电影几番修改在2013年上映，公映版已经跟原剧本几乎是两个模样了。在电影中，现在和过去两条线穿插，过去那条线回到了“动荡十年”，延续的是崔健早期的追问。但外力因素下的细碎故事，很难吸引新观众，当崔健站在原地时，老乐迷已纷纷从他身旁走过。《蓝色骨头》票房惨败，血本无归。时代真的变了，崔健渐渐成为一个怀旧的符号。他还在出新专辑，2015年有《光冻》，去年有《飞狗》，影响力局限于乐迷圈层。崔健得以公开的反抗对象，也变得具体而“细小”，他在反对假唱，反对盗版，反对音乐的过度商业化。当很多人以为崔健已经“过气”，他的线上演唱会能够吸引超过4500万人观看，才显得如此的出乎意料。 显而易见，4500万的观看次数，绝不仅仅是怀旧的力量。事实上，更适合怀旧的契机，是2016年崔健举行的“滚动三十”纪念演唱会，中国摇滚乐因1986年的《一无所有》正式拥有自己的历史纪元。2016年，当演唱会来到北京工体时，固然吸引了无数过去的歌迷，但去往现场的乐迷写道：“后面的一排几乎是空的——没错，整个阶梯看台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座位都是空的。”怀旧的力量，支撑不了4500万。因此，准确地说，这一场演唱会以其惊人的影响力，重新昭示的是：音乐仍然可以是一种公共表达；当人们心中有郁积的压抑和苦闷，嘶吼的摇滚可以帮我们宣泄出来。30多年过去了，在某个偶然的时间点，崔健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公约数——人们或许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却清楚地知道他们此刻不想要什么。
我无法断言，4500万人到底不要什么，但我知道近来身边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不快乐：反复不定的疫情、层层加码的管控，带来了更多次生影响，很多人的公司快倒闭、业务订单被取消、店铺一直在亏损；无人机从天上飞过，对着人们的歌声喊话“请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但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现实让太多人感到压抑；今年还有着超过1000万的毕业生，当之无愧的史上最难毕业季，多少投递出去的简历没有回音，整个社会在不断内卷，机会却没有增多…… 人们迫切地渴望“继续撒点野”。或许跟1986年一样，崔健又一次被推到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疫情语境下的乱象丛生、百业凋敝，这场在线演唱会或许不会有如此轰动的效应。 4500万人，会感谢崔健带来的这三个小时，嘶吼出了无数人的憋屈和愤懑。演唱会过后，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有些改变也许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