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阅读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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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巨大的“分裂”和多元中，有一个共识却一直扎根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土壤层，那就是对常识，尤其是严肃常识的强调。这些常识寄生在通识读物中，至今仍然如此。
起源于1995年的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是一个晚近的故事，迄今不过二十余年。最近这段时间，很多对谈、直播扎堆出现。阅读既成为春天的接口，又成为焦虑的接口。无论商业还是公益，如此喧哗令人不得不怀疑，此时的4∙23和彼时的11∙11又有何区别呢？这种模式下，阅读更像是商业的一个对象，人们真正在阅读什么，从阅读中获得什么，似乎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关注。
▌知识分子的书单
1923年4月下旬，梁启超暂居翠微山，《清华周刊》又一次邀约梁启超，筹备拟定一桩看起来繁琐的题目，即推荐人们应该读什么。梁启超下笔回想所读经典，不仅列了一个冗长的书目，还给每本书都作了批注和推荐语。三日之内，竟写了万余字。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且兼顾了体系和实用。成为当时学蒙最重要的参考书目。
1920年代列书单，并不像2020年代列书单那般轻松、随意。
首先它做起来不容易，一份书单背后往往是整个文化史；其次，它的对象是全中国的青年群体，并非某一地域某一领域的读者。1920年代累积的中国典籍非常多，如何阅读，甚至是如何找寻一个系统去参考、思虑，都是一件难事。
在梁启超之前，胡适也曾开列一个书单，却因为涵盖众多，无法真正令读者受用，“叫青年如何读起”，受到众多指摘。梁启超的书单毋宁说是一次中庸的回应，既避免了大而无当，少了实用，又避免了删繁就简，少了体系。
1920年代，《京报副刊》也曾广邀名士征集书单。胡适、梁启超、周氏三兄弟、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马叙伦、许寿裳、太虚等77位都向青年群体表达了回应和关切。顾颉刚还不忘叮咛，“学问的路向来是走不完的，大家应当顺应自己的性情，去拣择自己愿走的路……我们只要依了自己的志愿尽力去做，在无路处开路，积以岁年，当然有成就的希望。”
如众人所知，鲁迅偏不“合作”。鲁迅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鲁迅劝诫青年少阅读些古书，多阅读些外国书，“现在青年最需要的是‘行’，而不是‘言’”。那么，何谓言？何谓行？鲁迅迥异于梁启超的态度，又表明了什么？
理解鲁迅的态度，要回到其时文化的语境。
晚清民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常被提及的是社会经济，但文化的变化同样不能忽略。在新一轮和外界的接触中，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知识、常识的变化背后，是知识系统的更替，即从古典知识过渡到现代知识。
这个时期，《四库全书总书目》过时了，《西学书目表》也成了过去时，只有《生活书店全国总书目》保留了下来，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体用之变告一段落，西学终究夺得了上风。放之于知识群体的心态，则是文明转捩为文化。放在时代语境，鲁迅的话并非挑衅，他无非告诉青年，西学是未来通用的语言，是未来知识和社会的基础设施。
▌第一代（学术）通识读物的诞生
教科书在人的成长和知识的训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代教科书再怎么被看重，恐怕也不为过。第一代教科书不仅普及了现代知识和理念，比如地理上的“七大洲四大洋”，还从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角度，改造了人们对现实和社会的认知。今天要追溯一个词汇和概念的源头，很多需要回到这个时期的语境里，不单单是因为那时它们刚刚出现，更因为很多个它们构成了一个彼此确认的思想世界。
更难能可贵的是，参与编撰这些通识读物，特别是教科书的，主要是学者或者学问家。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再也无法想象，学者们用一般的、日常的用语去谈论他们熟知的理论和生命。
由王云五策划的《万有文库》可以说是知识系统转捩的一个样板。参与编撰《万有文库》的作者很多都是今人眼中的大师，如胡适、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任鸿隽、竺可桢等。《万有文库》始于1920年代末，前后共两辑，八千册，分有工学、商学、医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小丛书。
要消化数量如此多的丛书，平常人家自然无法承受。尽管过程坎坷万分，《万有文库》还是找到了它的客户：政府机关和图书馆。
1906年，端方、戴鸿慈等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向清政府请设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动物园）、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作为“优游休息之地”，“足益见闻之陋”。
1909年开设的国家图书馆是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开端。据《教育公报》，1916年中国21个省有公立、私立通俗图书馆237个，1931年达到1052个，1936年达到峰值，那一年也是出版行业的巅峰。在全国各省市涌现的图书馆，最适合的藏书大概就是《万有文库》吧。
王云五打造如此浩大的工程，离不开他对现代知识的眷恋。这里的知识不是实用的、专业的，而是广博的、超越功利的知识。
和《万有文库》一道出现的，还有举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系统的撰述。他们创造了第一代现代学术教科书，且于今日教科书相比，往往更为简约和凝练，也更适合不同需求的读者。如《中国美术小史》《中国建筑史》《西洋音乐与诗歌》《墨经的逻辑学》《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植物学小史》《普通物理学》《半农谈影》等等。时隔一百年，大部分著作仍然是第一流的经典，甚至有些还是不可复制的珍品，比如《半农谈影》。
晚清民国，现代教育确立而后深化，但王云五所设想的“普通读者群体”最多也不过两三千万（按1920年代“大学热”后期），不超过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据统计，1949年，中国有4亿多文盲，占人口数约80%，农村和女性文盲率尤高。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素养和教育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扫盲工作。全国性的扫盲先后进行了四次，到1964年四次扫盲结束，文盲率已从80%下降到了52%。这个数据在过去这些年进一步降低。2020年，中国文盲人数只有不到9000万。
农民群体扫盲工作全面展开后不久，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并推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出台。《简化字总表》等一系列文书的公告和出版，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定下了基调。这时，新文字运动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它所追求的拼音化、口语、简易、国际化、现代科学、经济等原则很快就要实现了。
1949年，中国有55个公共图书馆，1965年增加到562个，如此少的数量，很难惠及普通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
为了让农民可以更便捷地接触到书籍，图书室的模式开始在全国推广。这些图书室主要建立在农村地区，好些并不固定，采用流动和巡回的模式。根据一份统计数据，1951年，东北区建立农村图书室4900多个，中南区3100多个，华北区4000多个，华东区1500多个，西南区、西北区也超额完成了任务。此外，农村供销社也会承担图书发行的工作。根据一份资料，河北定县翟城村图书室有《美帝怎样侵略中国》《新婚姻法》《妇婴卫生》《百万雄师渡长江》等不同主题和类型的书籍。河北涉县原曲村的读者很爱看《看图识字》《王贵与李香香》《李自成故事》等书。
1963年，农村读物出版社建成，先后出版了《大众物理学》《地球的面貌》《送蜜桃（唱词集）》《农民家史四部曲》等书。1949年的中国图书市场，面向农村群体的读物并不多，但到了1960年，这类图书已经达到4688种，125192千册，约占总数的1/6、印数的1/4。
与之映照的，是一系列通识丛书的出版发行，比如《农村青年知识丛书》《政治经济学通俗丛书》《人民公社小丛书》《通俗音乐小丛书》《工农通俗文库》《工农百科知识文库》等。此外，还有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语文小丛书》等。这些丛书与《万有文库》已然大异其趣，其重点已经不是知识、思想，而是通识、普及。
这些通识读物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它们会和广播喇叭、读报组、扫盲班、黑板报、街巷标语、戏班剧团演出、电影放映等搭配在一起，并往往是劳动的附属品。
浙东余上县某群众描述，“我们的学习，不是先生讲学生听，识几个字的死读书，我们还讲故事和地方新闻……另外还用各种会议活动来教学，如二十日晚上阿拉开了个娱乐晚会，备些茶点，先讲讲切身问题——农民的痛苦和被剥削情形，大家很起劲。再联系到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抗战无能，应立即改组。然后再唱歌、做独角戏，各人表演其特技。来参观的老婆婆、小孩子都看得眯眯笑，民众自动赠送香烟来参加娱乐，情绪很高。”
在这个阶段，很多作家都转成了通识作者，如沈从文、何其芳。从新文学到通识读物的历程，串起来很多故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工农阶层和大学之间的距离缩短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前者是社会结构，比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三线城市大发展；后者则意味着通识性的考量第一次成为最重要的考量，纵然它很多时候是基于工农阶层的立场。
到了当代，在大众层面，通识被一股脑接受了，而通识所要求的体系、品质却被忽视了。人人需要通识，但好像又不是。与此同时，如何生产通识也是一大难题。
在今天的畅销榜单里，通识读物仍占有大半份额，但单论每本书却未必是通识读物。这归根结底就是，认知和理解通识仍未被重视，未被解决。没有通识，没有共享的语言，没有一致认可的畅销书，这些问题都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个灰色过渡时期的好命题。
以“豆瓣2021年度读书榜单”10本最受关注图书为例，《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都是通识读物。
这四种通识读物，正代表着当下中国读者的四种心态和情况：大学教科书般的平稳和中庸感；被打断的理性探究；封闭性的自我觉察和疗愈；百科全书式的事实调查。
这些通识都不是新鲜的事物，1990年代开始就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事实。经过了二三十余年，改变的主要是内容取向，它更为当代，更关切城市生活和理性精神。它们勾勒出了一个画面感十足的场景：一对刚步入职场的青年情侣，在晚餐桌上交换着关于乌克兰局势、彼此抑郁症的意见，而后各自埋头做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个充满暧昧和悖论的时空，但也是充满可能和方法的时空，如何实现它，正在变得复杂。
文化热至今，读者和社会的变化都很大，很难一概而论。但在如此巨大的“分裂”和多元中，有一个共识却一直扎根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土壤层，那就是对常识，尤其是严肃常识的强调。这些常识寄生在通识读物中，至今仍然如此。
1985年前后，艺术家还没有今天这么有地位，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和商业效应，但他们几乎人人都在阅读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思想家，尽管不太能读懂。张旭东在中学时代就阅读了当时能在上海找到的几乎所有西方现代学术经典，这些学术经典很快就成了大学生阅读的最重要的参考项。
与王云五的万有文库相比，这些经典更为丰富，也更遵循原有的语境，而绝少本土色彩。2000年前后，各个学科的学术教科书接连出现，它们是迄今最后一代通识读物。这些通识读物在过去二十年引进了1990年代以来全球学术生产的新现象和新品类，比如概念史、生态主义、后殖民、游戏，以及我们熟悉的技术工程术语AI等等。中国的通识视野又一次敞开，但它面对的社会境遇较以往却复杂了很多。
如此境遇下，重申梁启超百年前的劝诫或许正当其时：“一个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是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专门喜欢读这类书的人，久而久之，会把自己创作的才能汨没哩。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是哥伦布初到美洲时。”
题图来自商务印书馆
参考资料：
许欢，《中国阅读通史 民国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
梁启超，《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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