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还是困守：皇帝与大臣的博弈
虽然崇祯皇帝知道待在北京只有死路一条，非常想南迁，但是又不愿背上骂名，要将南迁的责任推给臣下，推给提出建议的人。崇祯皇帝至死不悟，是自己和战不定、争功诿过，对臣下极为凉薄的行为早已经让臣下绝望透顶。
松锦大战后，明朝形势越来越危急：在山海关外，仅余吴三桂的一支战后残军；而在中原，由于精锐明军都已被抽调出关，起义的农民军借着饥荒声势大起，已经攻进了中原腹地，多名藩王被杀。黄河流域与华北地区经过多年饥荒和战乱，已经无法维持明朝中央政府的运转。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崇祯皇帝与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事宜，并叮嘱周延儒千万不要泄露消息。明朝有两都，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南京。明朝初年的首都在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在南京还留下了一套备用的班底。
天启皇帝的张皇后，也就是崇祯皇帝的嫂子听到消息以后，就问崇祯皇帝的周皇后：“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太庙、宗庙和祖宗的陵墓都在这里，怎么迁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张皇后还说了周延儒很多坏话，结果南迁一事就搁浅了。
崇祯十七年正月，关外的清军因为皇太极去世以及继承问题，暂时没有对明朝发动攻势，但关内的农民军势力越发强大，李自成也已经率军攻进了山西。
山西在明朝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其地势居高临下，农民军翻过太行山就可以打到华北平原，可以从西、北、南三面包围北京。眼看就要被起义的农民军一网打尽，崇祯皇帝终于急了，秘密召见李明睿、李邦华、吕大器商量南迁事宜。
李明睿非常坦率地要求南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要求皇帝不要再让群臣商议了，一定要乾纲独断。
崇祯皇帝说：“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皇帝言下之意是告诉李明睿，他早就想迁都了，只是因为没有人支持才拖延到现在。他的想法和李明睿一样，但是如果大臣们不同意怎么办？这是大事，因此崇祯让李明睿保密，万万不可泄露出去，否则治他的罪。
这与之前的陈新甲与清军议和的情形一模一样。陈新甲议和是崇祯皇帝指使的，但是议和的消息泄露了，崇祯就杀掉陈新甲，然后跟大臣们说议和的事是陈新甲背着自己干的，以此来推卸责任。李明睿现在也面临与陈新甲相似的处境，非常危险。
虽然崇祯皇帝知道待在北京只有死路一条，非常想南迁，但是又不愿背上骂名，要将南迁的责任推给臣下，推给提出建议的人。
崇祯皇帝还详细问了南迁的具体方法，李明睿建议可以伪称到曲阜朝圣，然后快马加鞭南下，二十天内即可过黄河、淮河，到达安全的淮安地界（明朝时期，黄河不是从现在的山东入渤海，而是夺了淮河中下游的水道，从江苏北部入黄海，所以黄河与淮河是一体的）。
此时明朝在南方还有五支主要军队，由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高杰、左良玉这五位总兵率领，前四人驻扎在江淮流域，四地合称为“江淮四镇”，左良玉驻扎在武昌一带。当时明军号称还有四五十万人，当然这个数字是假的，毫无意义，不过几万能打仗的兵士起码还是有的。如果崇祯皇帝顺利迁往南京，依托黄河、淮河、长江天堑进行抵抗，未尝不是一条生路。但能否就此挽救明朝的国运还是个未知数。有人认为，崇祯皇帝一旦南迁，明朝就能中兴。我认为还真是未必，但起码比在北京坐以待毙强。
由于崇祯皇帝的犹疑不定，南迁计划一拖再拖，直到李自成攻下山西，马上就要兵临北京城下了。李邦华、李明睿再次上奏疏，提出了另一个南迁方案，即太子去南京、皇帝守北京，这样起码在北京被攻下后，还有一个无可争议的合法继承人在安全地带，免得明朝出现群龙无首的状况。但很不幸，这个方案最终也未能落实，导致了一年后南明小王朝群龙无首、相互倾轧的混乱局面。
南迁方案之所以没有被落实，跟崇祯皇帝的“抠门”“小气”的性格有关。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多余的军队护送太子南下，必须征召新兵，而征召新兵就要花钱。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不仅无法征募新兵，而且南下途中也无法犒赏将士，势必会有很多麻烦。李明睿提出，因为国库紧张，费用应由皇帝的内库（皇帝私人的小金库）出。
但是，崇祯皇帝坚持认为应由户部开列一个特殊的支出项。在这一点上，两人产生了分歧。李明睿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将受到致命伤害；而如果抽调北京城防军队或者边防军，就等于放弃北方和中原，南下之行无异于逃跑。李明睿请皇帝为宗庙社稷考虑，赶紧下决断，不要临渴掘井。崇祯皇帝低头不语，最后也没拿定主意。
时间一天天过去，李自成一天天逼近北京。李明睿公开上疏要求南迁，这一次他换了个说法，叫作皇帝“亲征”，留下太子镇守北京。其实，皇帝“亲征”应该向北征清军，或者向西征李自成，怎么向南“亲征”呢？当然这只是让人听上去好听一点儿，就像宋钦宗被金人俘获去黑龙江，叫作“北狩”一样。
但是，这一次受到了首辅陈演的坚决反对。陈演将李明睿的奏疏透露给了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让他出来公开反对。于是，光时亨称南迁是邪说，不斩李明睿不能安人心。李明睿因为受到皇帝警告，不好为自己辩护，所以他不能像陈新甲一样，说南迁的主意皇帝也同意。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谁是谁非，但他为了面子不肯公开自己的意愿，只好责骂光时亨是泄私愤，说邪说这么多，他为什么只攻李明睿一人。虽然崇祯皇帝这次算是有点儿良心，没有把李明睿像陈新甲那样杀掉，但他还是不敢公开自己南迁的意愿，于是南迁计划又一次搁置。
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李邦华与李明睿又分别提出了两个南迁方案，李邦华提出太子南迁、皇帝留守，李明睿提出皇帝南迁、太子留守。没想到，迫于舆论压力的崇祯皇帝突然态度大变，公开宣称：
言下之意是，老祖宗们好不容易才在北京定都，现在李自成等“流寇”来了，如果轻易地就把祖宗基业丢掉，怎么对得起祖宗、对得起百姓？况且如果他一个人跑了，那宗庙社稷怎么办？十二陵怎么办？京城老百姓怎么办？尽管现在“逆贼”猖獗，但仰仗天地祖宗保佑和各位大臣的辅佐，相信事情不会太糟糕的。
崇祯皇帝还定了个高调：如果实在不行了，自己作为国君为社稷而死，也是正义所在，理所当然，所以他已经下定决心，实在不行情愿死在北京。这样的高调一出，其他人根本没法反对。
崇祯皇帝此言一出，有大臣又提出，让太子去南京监军，但也遭到了反对。崇祯皇帝说，自己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太子）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大家还是商讨一下战守之策，其他话就不要再说了。
崇祯皇帝对南迁的态度为什么突然转变，行为乖张？亲历者吴伟业分析了崇祯皇帝的心态：
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许。诸大臣材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
意思是说崇祯皇帝在内心里不是不想南迁，但是怕遭骂名，怕被人指责他逃跑，怕遗臭万年，所以他需要大臣们举国请求，需要大家三番五次地集体跪在地上请求他南迁，他才会“被迫”答应——南迁是被大家逼的，将南迁或者逃跑的罪名安在群臣头上。
其实崇祯皇帝还担心大臣们没能力保卫他的安全。明朝禁卫军不比唐朝的御林军和神策军，如果南迁路上遇到农民起义军追击，恐怕难以抵御，弄不好皇帝、太子和皇子们都要被俘。
当然，吴伟业的解释并不是全部原因。
人是非常复杂的，崇祯皇帝表面上坚决反对南迁，但内心又极度渴望南迁。他一面说“国君死社稷”，显得非常忠烈；另一面还做着南迁的准备，派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想知道自己一旦跑到南京，南京城能不能守卫得住。他又密旨令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三百艘漕船在直沽口待命，准备走海路。其实走陆路可能会被农民起义军追上，走海路确实更安全。冯元飏不断敦促崇祯皇帝立即南迁，认为北京不可能守住；他愿率劲旅五千驰赴通州，恭候圣驾，由海道到南京，并派其子冯恺章进京敦请。但此时已是三月初七，李自成马上就兵围北京了。
崇祯心里想南迁，但不敢公开承认，主要是因为南迁遭到内阁首辅陈演的坚决反对。对此，崇祯皇帝很恼火，召见内阁辅臣时，唯独不召见陈演。陈演对此深感不安，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职。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崇祯皇帝对陈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意在怪罪陈演。
继任内阁首辅魏藻德也坚决反对南迁，但他比陈演油滑。崇祯皇帝让魏藻德表态要不要南迁，他始终一言不发。魏藻德深知崇祯皇帝的心思和行事风格，坚决不当替罪羊，所以始终不表态。
三月初三，大学士李建泰再次奏请南迁，并表示自己愿意护送太子先行。次日，崇祯皇帝召见大臣说，李建泰劝其南迁，可他作为国君是要死守社稷的，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再次让大臣们表态。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等表示赞同，并请求先护送太子去南京。结果遭到光时亨的激烈反对，光时亨说了一段极为恶毒的诛心之语。他说：“你们带太子跑到南京去，心里到底想干什么？你们不就是想模仿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旧例吗？当今皇帝不就变成唐玄宗了吗？你们拥戴太子，有了拥立之功，既可以保富贵，又到了安全的江南，你们难道要皇帝一个人在北京死社稷吗？”
此语正中一向多疑的崇祯皇帝的心思。光时亨此语一出，没人再敢说“南迁”二字。在极度尴尬的沉默中，崇祯皇帝又问大臣们怎么守卫北京，诸臣一片沉默。
于是崇祯皇帝恨透了这帮大臣，深深叹息，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意思是他不是亡国之君，他做得很好，自己光明磊落，能力超群，责任心强；是臣子们不好好干，所以才导致国家灭亡。崇祯皇帝至死不悟，是自己和战不定、争功诿过，对臣下极为凉薄的行为早已经让臣下绝望透顶。明末一批最忠勇、最能干的大臣、统帅、将领，被他一批批地逼向辽东战场，不是战死就是被杀。到此时，他还将责任全部推卸给下属，没一点儿担当。真是至死不悟、不悟至死。这种领导作风，与关外的对手皇太极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至此，命运已经注定、心灰意冷的内阁及六部大臣开始怠工。在京等了七天的冯恺章痛哭离京。
但就在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皇帝又有“神来之笔”，突然又动了南迁的念头。于是他就去问姐夫、驸马巩永固，说能否招募人马护卫南迁。巩永固早就劝他南迁，但被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现在巩永固告诉他，为时已晚，自己已经做好了全家自杀殉国的准备。
几个月的宝贵时间就这么耗完了，崇祯皇帝心里恨透了那帮故意架着他的大臣，但此时已毫无办法，只能坐困危城。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崇祯皇帝身上应验了。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坚决反对南迁的光时亨立刻投降，而坚决主张南迁的李邦华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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