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种地的农民开始购买大米
作者：寺泽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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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吟亲自前往地方行商，周防棉布的“棉屋中”也要自己乘船从濑户内海前往大坂开展中间交易。在乡商人为追求利润，都要自身成为行商，前往远方。这种动向在全国各地如潮流般汇集，引发市场结构的变化，系统化的国内市场趋向确立。但要让这种结构变化落地生根，还必须继续积累商人打破自身地域或藩国限制而活动的经验。
▌“买米售棉”
如前所述，日本进入19世纪后，先进的棉纺织产地引入互动踏板机，广泛形成了八九人规模的工场手工业，棉花种植、纺纱、织布三道工序已实现分工。19世纪前半期，本州周边的伯州（鸟取县）、周防（山口县）、知多（爱知县）等棉织品生产地甚至从其他藩国购入棉花来生产棉织品。
加贺藩（富山县）的新川棉布就是从遥远的泉州堺（大阪府）、备后福山（广岛县）、备前下津井（冈山县）购入棉花进行纺纱、织布生产的。19世纪前期，据说有一百万反（反，布料计量单位，1反=宽36cm，长12m）的新川棉布销入江户市场。当时，越中国（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地域上相当于今天的富山县。）的人口增长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就在于新川棉布支撑了加贺藩经济的增长。
18世纪中期到幕末，大坂平原的农村普遍从其他藩国购买大米，因为年贡米制度（将大米作为年贡上缴的制度）、大面积种植棉花以及纺纱织布和外出打工者的增多，导致畿内农村大米不足。不论是中农还是规模更小的农家，买米都已成家常便饭。棉织品等商品作物的生产在18世纪后向畿内以外地区扩展，这些地区进入19世纪后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例如，在长州藩濑户内的吉敷郡小郡町（今山口市）和以宇部市为中心的周防地区等棉织品生产地带，最迟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天保时期），从事商品生产的规模在中等以下的农民也开始需要购买大米。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和19世纪濑户内农村人口的增加。在畿内的大坂平原地区摄河泉，18世纪的人口或是持平或是减少，与此相对，濑户内各藩国人口在18世纪以后呈现增长趋势。19世纪以后直到幕末维新时期，濑户内人口的增加倾向更加明显。到明治初期，增幅从一点四倍增长到一点九倍，由于濑户内城下町人口减少，因此濑户内人口的大幅增长，也就意味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治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长州藩（周防），以及艺州藩（安艺）的濑户内农村地区人口出现大幅增长。
据本城正德推断，19世纪初（文化文政时期）输入大坂的大米为两百五十万石（三十七点五万吨）至三百万石（四十五万吨），这是因为畿内中农以下农民的自家用米都是购买得来。
直至最近，近代经济史领域一直有定论称，“即便是高度发达的畿内的农民，也并没有达到买米售棉的商品生产者水平”，也即认为江户日本19世纪的社会分工发展程度仅限于此。但本城经过对近世后期粮食市场的详细调查，推翻了这种定论。
近年研究发现，在19世纪前后，其他藩国大米以堺、贝冢等地方城市的商人为中转，大量流入畿内的农村，而未经由批发商控制的大坂。而且，流入畿内的一部分米还“流回”濑户内等地因商品生产而需要大米的农村。集中在畿内的大米价格下跌，于是“买米售棉”的农民进一步增多。由此，米的流入与商品生产发展形成的经济循环开始缓慢运转。
19世纪，濑户内地区“买米售棉”的农民增加，买米的农民分布广泛，阶层扩大。到了19世纪30年代，大坂以外的贝冢、堺等地周边的摄河泉港口也不断发展。由此，不仅是濑户内农村的大米，九州、山阴、北陆、东北产的大米也开始直接卖到下关（山口县）、鞆（广岛县）、兵库等地，当时这些驶往大坂的商船被称为“国卖”或“道卖”。
如此一来，流入大坂的米量在文化文政时期为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石，但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天保时期）锐减到一百二十万石（十八万吨）到一百三十万石（十九点五万吨）。大坂的人口在天保元年（1830）左右时一度达到三十八万多，但此后持续减少，未能回到巅峰期。市场结构也发生变化，原本以中央市场为巨大核心的市场结构，开始转变为以地方市场为无数分散核心的模式。这与研究者以前的推断不同，19世纪日本经济的成熟程度其实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行商商人”的出现
18世纪，下野国盛行女工“加夜班”（家庭手工业）纺织真冈漂白棉，但进入19 世纪以后，武州（今埼玉县南部）开始盛行纺织平纹棉布，取代漂白棉勇夺“关东棉布”的宝座。武州平纹棉布用的不是此前的卧机，而是互动踏板机，织女也是受雇的专业织工，而非散工。关于武州新兴平纹棉布的生产、销售等来龙去脉，可参照林玲子的研究。
在武州平纹棉布出现之前的漂白棉，一般由江户的棉布批发商转给染坊，再经由中间商和零售商，到达消费者手中，几乎没有产地直销或者不经批发商之手的情况。但先染后织的平纹棉布，都是由织坊直接卖给消费者，并且即买即用。江户周边出产的平纹棉布，也不是卖给江户的棉布批发商，而是应小宗订单的需求，直接送往零售商处或者周边农村。当时从畿内、东海地区经海上运来的棉布被称为“下行棉布”，与之相对，关东棉布则被称为“本地流转棉布”，在幕末维新时期产量大幅提升。“本地流转棉布”的代表是武州的青岛棉布，用于制作围裙、细筒裤等平民衣物。
纺织这种先染后织的平纹或飞白花纹布时，需要熟练的技巧。平民便装爱用的平纹棉布和飞白花纹布正是代表江户的服装，颜色是素雅的靛蓝色、红色、紫色、茜红色，使用的不是西方那些过于艳丽的茜素红等化学染料，而是用天然的蓼蓝、红花、紫草根、茜草等染就的柔和色彩，特别是蓝色，越洗练成色越好。
19世纪的市场变化催生了一批商人，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林玲子在研究中所提及的近江商人丁吟。丁吟本是近江国爱知郡小田刈村（彦根藩领）的小林吟右卫门，18世纪末，他从八两资产的店铺开始经商，“东下”东国行商，定期拜访老客户，经营平纹棉布等大众商品，到19世纪前半期开办名为丁字屋的江户店。
19世纪30年代，是江户批发商和市内中小批发商、零售商激烈竞争的时代。丁吟没有加入江户批发商，而是经营江户批发商不经营的武州青梅平纹棉布等大众商品，避开主要是江户批发商销售对象的城下町和主要街道沿线的城镇，走进两侧的城镇，面向靠近农村和渔村的在町零售商，还前往奥州或北陆开展商业活动。这种商人被称为“在乡商人”或“在方商人”，他们不像以往那样与江户批发商交易，而是积极前往远处的市场售卖大众商品，是19世纪在日本出现的新型商人。
▌地区间市场
近江商人丁吟正是发展成了这类新型商人。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18到19世纪人口大幅增长的濑户内地区。
在周防（山口县）濑户内地区，当地通过引入各地的棉花生产棉织品（白棉布），这种方式被称为“换棉”，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从纺纱到织布的工作。周防棉布由山口的棉布批发商通过濑户内地区的中间商集中收购，然后卖给大坂的棉布批发商人。这种做法在18世纪7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销量达一百五六十万反，但是此后，大坂批发商所经销的周防棉布逐渐减少，19世纪初已经不足七十万反。
19世纪前期，日本全国以大坂、江户、城下町为中心的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原本以这些大都市批发商为中心的流通结构开始与地方市场形成无数个新市场。江户、大坂、城下町的批发商也重新被吸纳进来，与中小商人形成对立关系；在周防等地，城下町商人和在乡商人也呈对立之势。当然，因为是在经济领域，所以大都市的批发商与中小商人、地方的城下町商人和在乡商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世纪的日本市场在结构变化之后继续向前发展，并没有经历“挫折”，而是已经开始形成近代的国内市场。
*本文摘编自《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日本及其历史枷锁》（中信出版集团）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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