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千年商都”游走8年，见到了地摊背后的人生 | 谷雨影像

在这座号称“千年商都”的城市，“走鬼”也曾有过高光时刻，甚至激励了一代人。眼下，这依旧让许多遭受冲击的人，得以在城市顽强谋生。

摄影｜林宏贤 段卉

撰文｜林见非

编辑｜车车 周安

出品 ｜ 腾讯新闻

一夜之间，和其他城市一样，地摊重现在广州的街头。这座城市号称“千年商都”，方寸之间的小摊，让许多人得以在城市顽强谋生，有人视之为生活的希望，有人慵懒待之。

2020年6月4日，广州站西路天桥

2012年，我大学毕业，在广州员村租房，彼时的员村临江广场，每到夜晚会有各色小摊聚集。租房4年，我无意中拍下这个富有烟火气的广场，从热闹到后来流动商贩被清空的转变。在媒体工作时，又因做报道遇到吴大宝一家。他历经沉浮，最终又回到地摊。
无论如何，他们的喜与悲，爱与恨，希冀与失落，都与自己寄身的城市息息相关。

疫情下的地摊
2020年6月4日，我游走在紧邻广州火车站西广场的各大服装城。这里以前小摊贩密布，而现在，除了打货的商人、搬运工、出租车司机等，看不到一个摊贩。线下批发城经营不佳，加上疫情的影响，人流稀少许多，不复当年的热闹景象。

2020年6月4日，广州白马服装城

广州火车站再往西走，是站西路。傍晚，服装城休市后，人们疏散至周围的城中村。广佛肇城际铁路像半圆环一样围起了城中村。横跨铁路的天桥上，摊贩卖的是客单价低的瓜果蔬菜等，只有魏女士是卖服装的。

左一 魏女士

魏女士一家从老家温州来穗已十多年，原本在站西服装城经营一个七八平米的小档口。疫情来袭，档口毫无生意，她退租了，但积压了一大批库存。这几天，她也闻风而动，加入摆摊的行列。天桥位置有限，她显然来晚了，远离主桥上的黄金位置。每晚从5点摆到9点，净利润每天约100元。她一个人把货品从出租屋搬过来，要搬3次，东西放在天桥上，没人看管也没人拿。“这边的人心地好。”她对我说。 31岁的陈先生在天桥上摆水果摊。他从茂名来广州打工10年，因鞋厂倒闭失了工作，从4月开始卖水果，每晚从5点摆到10点。陈先生独自租住在附近的城中村，妻儿都在老家，乡下盖新房欠了债。“天桥上不允许摆摊，城管在白天来，所以晚上出摊。”

2020年6月4日，陈先生和他的水果摊

广州火车站西侧的华丽宫，主营外贸鞋，诸多鞋城受疫情冲击较大，档主们近日纷纷在鞋城外摆摊。对这些个体经营者来说，摆摊多多少少能减轻经营压力。

2020年6月4日，广州环市东路华丽宫处鞋摊的小贩们

华丽宫拉下闸门，摊主通过缝隙与顾客交接货品

38岁的福建人Vivi带着22岁的女儿一起摆摊。2013年因前夫外遇离婚后，Vivi没再结婚，她说一个人也过得很好，不一定需要男人。来广州10年了，没早点买房，而是把钱全部投入生意，这令她后悔不已。她们在华丽宫里有商铺，这周由商场管理处组织出摊，最早下午5点半开始，一般做到9点后。

Vivi在她的鞋摊前

Vivi从3月就复工了，尝试过发快手短视频及直播，但发现自己作为中间商并没有优势，货不如厂家多，也没有豪华的店面。摆摊卖货的价格只会比店里更便宜，每双鞋净利润仅10到20元，每天平均卖10来双。

历经沉浮，为了儿子重摆摊

有媒体统计，超过七成的摆摊者此前都是在打散工、务农、或者无业。他们依赖摆摊，在城市里顽强谋生。但这样的生计，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2013年8月30日，广州天河南一路

与大多数流动摊贩不同，吴大宝从摆地摊起家，原本已过上宽裕的日子，却因变故，不得不重新依靠摆摊这种谋生方式。
2013年，一个夏日夜晚，我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南一路见到吴大宝。熙熙攘攘的街上，每隔一米多，就有一个摊位。吴大宝把折叠铁架撑开，从面包车里搬出牛仔裤，一边铺开一边开始吆喝。

2013年9月5日夜，吴大宝带着妻儿在路边摆摊卖牛仔裤

1994年，21岁的吴大宝只身一人，从湖南老家坐上绿皮火车，到广州打拼。彼时的天河村灯光夜市正旺，他的第一桶金，约五六万元，就是从摆摊掘得。3年时间，吴大宝从地摊转到早点铺，拥有了自己固定的店面。在老家时，他当保安，每月收入只有100多元。得益于广州的开放和包容管理，吴大宝实现了改变人生的梦想。顶峰时期，他同时经营着5家早点铺。

收摊之后，吴大宝推着轮椅送儿子回家

然而，随后的10余年间，吴大宝的生活遭遇多重变故。大儿子出生时因窒息造成大脑缺氧, 导致左脑脑细胞萎缩。在他的牛仔裤摊位旁，11岁的大儿子坐在轮椅上，不会说话、无法行走、右半身偏瘫。早点铺经营所得，全花在了儿子的治疗上。2002年左右，广州城市扩容带来大面积的旧城、旧村改造。2007年，杨箕村和冼村先后开始拆迁，吴大宝的早点铺档口生意大受影响，多年攒下的积蓄基本耗尽，只剩下一辆面包车。

摆摊的空隙，吴大宝和儿子在玩耍

吴大宝又做回曾经的流动商贩。为了节省房租，他带着妻儿在广州郊区租房。白天到沙河服装市场进货，夜晚，他开着面包车，一家人到天河南街市摆摊。在这里摆摊久了，流动商贩们和城管有了一定的“默契”。夜晚8至9点是城管检查的时间，大家都会收拾好东西暂时离开。9点过后，他们又会回来。

夜里12点，吴大宝收摊，把儿子从轮椅抱上车回家

在天光墟摆摊，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同为摆摊，如果说夜晚的流动摊贩是在积极谋生，那么零点之后的天光墟则显得有些慵懒。 天光墟，是广州的民间集市。粤语中“天光”是天亮的意思，“墟”是集市，顾名思义，天光墟往往在凌晨过后开始，天亮时候结束。

2018年，海珠桥天光墟摆摊场景

改革开放初期，商品逐渐变多，“走鬼”也在变多，天光墟成了广州的一种潮流。早期的天光墟，就是地下的旧货市场，逐渐形成了文昌北路、人民南路、海珠中路、海珠桥、陶街、海珠桥等多个有名的“天光墟”。而今，市中心仅剩海珠桥南、光塔路、文昌北路等天光墟按点开市。

2018年10月6日，广州海珠桥天光墟，武楷斯在摆摊

武楷斯入了一箱子旧物，和朋友搬回家

95后武楷斯是天光墟的常客。他大学专业是法律，毕业后自嘲是捡破烂的。他长期混迹于各地旧货市场、鬼市，曾经在美国一边流浪一边收破烂。2014年，入不敷出的武楷斯在这些旧货买卖里，找到了养活自己的方法。在广州小洲村深处，他租了村民的屋子做旧物仓，专门收藏他从各地搜罗来的旧物，也对看客开放参观。

2018年，天光墟晚上摆摊场景

2018年，天光墟摊位，路人在挑选商品

凌晨两三点，海珠桥南侧人行道上早已铺满旧物摊位。这处天光墟从海珠桥南延伸至南华东路，集纳了上百个摊位。桥上有售卖零食、手机零配件、生活用品的摊位，也夹杂着卖瓷器、银饰等旧物件的摊位，其余多是旧衣服旧鞋子等用品为主。光塔路的天光墟则非常文艺，多数是古书，文昌北则主打古玩。 无论是摊主，还是寻宝的淘客，在天光墟摆摊更像一种生活方式。

正在午睡的摊主

对比街市的流动商贩，天光墟的摊主不爱吆喝，只是在摊前铺上报纸睡觉，或坐在小板凳上。有顾客询问，才站起身来。

地摊，是隐秘在城中村的市井生活

流动商贩也会隐秘在城中村的市井生活中。 员村曾经是广州的轻工业重镇，得益于珠三角水利运输原料的便捷，上世纪六十年代，亚洲最大的罐头厂——广东罐头厂建成投产。员村距离广州中心CBD城区仅一步之遥，承担着CBD向东延伸的角色，后来因工业排污备受住户投诉，被分批治理、转产或者搬迁。代表员村辉煌时代的广东罐头厂，被改建成创意产业园红专厂，在最新的城市规划中，员村被纳入国际金融区内。

2012年10月4日，员村临江广场上村民们在卡拉OK摊围观

遗留下的大片城中村里，基本设施完善，生活配套便利，最重要的是居住成本低，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栖息地。以员村二横路、红专厂、临江大道为界，围拢着密密麻麻的楼房，大多以六七层高度为主，胆大的房东会加建到九层。 2012年，我开始在员村租房。从五号线地铁口出来，路上随处可见墙面贴着密集的招租单。这里是典型的握手楼，楼与楼间距不过几十公分，一间二十来平方的一居室，600块钱就能租到。 夜晚躺在木床上，不经意就能听到隔壁楼房传出的声音，吵架听得更清晰。窗户是不开的，反正也不通风。只在正午时分，能瞥见直射的光线穿进两栋楼房的间隙。

天河区员村临江大道，大人教小孩打塑料玩具枪

天河区员村临江大道，一名小男孩在替妈妈看管摊位

2013年8月21日，广州临江广场，长沙臭豆腐小摊

夜幕降临后，地铁口可以看到炉火正旺的烧烤摊，夹杂着浓郁的外地口音，盛满啤酒的玻璃瓶在烟雾缭绕中推杯换盏。沿着员村二横路往南到珠江边，砂锅粥、烤鱼、火锅、海鲜烧烤摊，一字排开。 我在员村二横路临江广场遇到摆摊的冯原。

天河区员村临江大道，冯原夫妻俩和女儿茵茵布置气球游戏摊位

41岁的冯原在江边广场摆气球摊，给游人玩射击。5岁的女儿茵茵，在河南老家念幼儿园。每逢暑假，妻子会带着女儿来广州短暂相聚。年轻时，冯原就到广州的摩托车配件工厂打工。工厂倒闭后，冯原便与老乡一起打散工，装修、盖楼、搬运工，都做过。白天有活干的时候，他能挣个200块，夜晚则在江边广场摆摊。他想攒多点钱，留给女儿将来念书。

2013年8月20日晚，员村二横路，经营烧烤宵夜档的小贩

在冯原的气球摊旁，烧烤摊铁板上的鱿鱼须受热打卷，土豆片滋滋作响，炉炭里的烟雾升腾而起，窜入夜色中。

千年商都里“走鬼”的由来

摆摊在中国已有上千年历史，最早出现于盛唐，繁荣于宋代。《东京梦华录》就曾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整个《清明上河图》中，戏份最浓的也当属“走鬼”。 走鬼，是粤港地区对流动小贩的特有称呼。相传清代十三行，商贾云集，人流密集，吸引了不少小贩前来做买卖。那里也有不少洋人，每当他们被小贩滋扰，同是洋人的十三行首席通事就会敦促清兵执皮鞭驱赶小贩。因为是被洋人驱赶，所以小贩见清兵冲来，便会呼喊：“走啊，番（外国）鬼来了！” 不过，走鬼在广州也曾有过高光时刻，甚至激励了一代人。 1979年，广州人容志仁跟随几十万下乡知青回到广州，当时百废待兴，不可能一下子安排那么多青年就业。他从报纸上看到党和政府提倡发展个体经济，不仅使回城青年能自谋生计，也解决了市民“买早点难”、“裁衣难”、“修理难”等问题。 于是，他就在家附近的小巷子里搞了一个早餐店，卖粥、粉还有牛腩，成了一名“街边仔”。“街边仔”是对个体户的称呼，当时这样的摊位并不多。 后来，他发现学生胃口小，便推出“一毛钱”的学生餐，由此一炮而红。1981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见12名青年个体户，其中就有容志仁。任仲夷不仅打消了个体户们对于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担忧，还说政府要扶上马送一程，直接免了3年的税。 改革开放后，广州成为外商投资的最前沿，为了改善形象以及规范税收，开始介入对小商贩的管理。1984年国庆后，广州明令禁止在市区内所有带“路”字的两旁开设档口，同时还成立了“城管监察队”，主要任务就是制止乱摆乱卖。城管与广州当时10万“街边仔”的猫鼠游戏由此开启。

2013年9月10日，广州解放中路，挑着担子的流动摊贩

2013年9月9日，广州中山大道，没顾客时女档主在做手工针线活

同年，广州也在越秀区开设专门的摆摊点——西湖路灯光夜市。那是一个梦幻世界，香港流行的服饰，没两天就能出现在这里，到处都拥挤着从全国各地前来淘金的人，他们将这里的蛤蟆镜、喇叭裤、牛仔裤带回家乡的同时，也带回了多元和包容的气息。之后一年，广州又办起了17个灯光夜市。

2013年9月10日，广州沿江西路的路边摊

随着1990年代“下岗潮”到来，“街边仔”的规模更加壮大。1995年，曾有媒体报道，广州约有40%以上的正式职工从事第二职业，如果做得好，收入远超公职人员。 2001年，出于市容整治与规划需要，西湖路灯光夜市率先关停。两年后，广州老区的灯光夜市全部关停，走完了20载历程。 失去固定摊位的“街边仔”彻底变为“走鬼”，与城管的矛盾日益加深，双方争执时致伤的新闻不时发生。

2013年4月27日，商贩推着小摊跑上马路，城管上前堵截

没想到，“走鬼”的命运因新冠肺炎疫情又发生了改变。2020年5月27日，中央文明办发布消息：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2020年6月4日，广州站西路天桥，摊贩重新摆出摊位

目前，广州市已建成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和临时摆卖点超过60个，设置摊位8400多个，惠及1.2万余人。 在“千年商都”广州，街边的烟火气，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