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丨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上）

复式小说的构成：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

商伟

本文通过分析《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等其他作品之间复杂的文本关系，提出"复式小说"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全称是"复式文本小说"(the polytextual novel)，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the polyphonic novel)衍生而来。但与复调小说对"声音"的强调不同，"复式小说"增添了"文本"的维度，并将《金瓶梅词话》视为"书写"的产物，凸显它对前代和当代众多文本和文体的移置、替代、戏仿、改写和重组，尤其强调了"编织"的手法在复式小说建构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借助这一观念，旨在揭示《金瓶梅词话》在中国章回小说史上范式转型的特殊意义，同时也讨论与互文性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小说研究的重要问题，界定寓言说或象喻说与索隐论的分野，并探讨从象喻性 和"补作"的虚拟叙述等不同角度解读《金瓶梅词话》的多种可能性。本文认为，《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具有实验性的章回小说，内部各个部分与不同方面的艺术水准并不均衡，也不像后出的崇祯本《金瓶梅》那样结构统一，风格整饰，那样符合于文人的趣味与"文章"观念，但恰恰因为处于草创状态，这部作品具有无与伦比的原创力，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复杂性与可能性。

《金瓶梅词话》（此后通常简称《词话》）成书于16世纪末，首次刊行于1618年。[1]它设置在北宋时期，以一位毫无来历的商人西门庆为主角，在前所未见的城市社会日常生活的全景画卷的背景上，讲述了他从发迹变泰到自我毁灭的个人史和家庭史。无论是就主题还是叙述方式而言，《词话》的出现都标志着中国章回小说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但同时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部长达百回的里程碑式的章回巨制，并非自成一体、独立成篇的作品，而是从《水浒传》的母本中衍生而来的。尤其是小说的开篇十回，出自《水浒传》第23回至26回武松打虎和杀嫂复仇等情节，也由此引出了《词话》的主角西门庆和潘金莲。可以说，《词话》正是依附在《水浒传》之上，并以它为起点和基本素材来启动自身叙述的。没有《水浒传》，一部《金瓶梅词话》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众所周知，《水浒传》是章回小说中英雄传奇叙述的奠基之作。它源出史传，又历经说书传统的洗礼，以大于生活的传奇人物为主角，叙述了他们个人的江湖历险，聚义山林和疆场征伐，因此与朝代的兴亡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都绝少相似之处，更难以相提并论。然而问题正在于：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划时代的《金瓶梅词话》，为什么偏偏从《水浒传》脱胎而来？不仅如此，在《词话》中，《水浒传》自始至终，如影随形，这一现象应该如何来描述和理解？对于我们解读这部小说有什么意义？对于把握章回小说的特性及其在晚明时期的历史发展，又有怎样的启示？

武松打虎

说到《金瓶梅词话》，学界往往参照西方小说史，将它视为中国写实小说或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而写实小说所处理的，首先是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mimesis)再现(representation)，以及由此而来的似真性或真实性(verisimilitude)等问题。可是《金瓶梅词话》却不尽然，它同时又成就了小说写作的互文性奇观，因为它征引、挪用和改写的文本成百上千，《水浒传》只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而已。的确，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部章回小说像它这样，将如此众多的前代与当代的文本和文体一网打尽。因此，《金瓶梅词话》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它与其他作品之间的文本关系，而不仅仅是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它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并非直接的、透明的，而是经过了它与别的作品之间复杂的文本关系的媒介，是通过这种互文关系构造而成的。本文正是试图从《词话》与《水浒传》的互文关系着手，寻找切入《词话》的途径，并探讨它在小说叙述方面的创新，揭示它在小说史上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

一 虚构、置换与双关：从李外传谈起

《金瓶梅词话》的开篇出自《水浒传》的第23至26回，即以武松为主角的所谓"武十回"的开头部份。《水浒传》也写到西门庆和潘金莲，但他们都是配角，并很快就成了武松的刀下鬼。他们两人的故事因此变成了一段有头无尾的插曲，而且以死亡的名义，打上了一个句号。有趣儿的是，《词话》偏偏从这里开始它的叙述。它颠倒了人物关系，把武松变成了一个过渡性的线索人物，用来引介西门庆和潘金莲。更重要的是，它让武松在复仇的关键时刻，失手误杀了别人。西门庆和潘金莲奇迹般侥幸生还，一部《词话》才因此成为可能。由此看来，武松失手的片刻构成了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的一个转捩点，也提示了进入《词话》的必经门径，值得认真细读。

《金瓶梅词话》第9回，写武松状告西门庆和潘金莲未果，径自找寻西门庆厮打。西门庆正在酒楼上与县里的皂隶李外传一起饮酒，见武松现身，便情急脱逃。武松错失良机，迁怒李外传，将他从前窗抛到了街心，"跌得个半死"。武松追下楼来，"兜裆又是两脚，呜呼哀哉，断气身亡"。最有意思的是在场众人的反应：[2]

众人道："都头，此人不是西门庆，错打了他"。武二道："我问他，如何不说，我所以打他。原来不经打，就死了"。......此时轰动了狮子街，闹了清河县，街上看的人不计其数，多说："西门庆不当死，不知走的那里去了，却拿这个人来顶缸"。

所谓"错打了他"，"西门庆不当死"，虽出自众人之口，听上去却如同叙述者在说话。而"拿这个人来顶缸"，又点明了小说偷梁换柱的替换手法。《水浒传》中并无李外传其人，西门庆坐在酒楼阁子的主位，"对面一个坐着客席"，生药铺的主管称他是西门庆的"一个相识"，酒保管他叫"财主"，但也只是"一个一般的财主"。总之，他无名无姓，也无关紧要。武松追至酒楼，当即斗杀西门庆，跟这位财主相识毫不相干。但《词话》恰恰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大做了一番手脚，不仅将他身份确定为衙门皂隶，而且坐实名姓，把他牵扯进武松的案子，最终替西门庆去死。《水浒传》写西门庆"头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当街心里去了，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3]在《词话》作者的笔下，躺在那里的不再是西门庆，而变成了他的替身李外传。

但是，李外传之死对《金瓶梅词话》有起死回生之功：不仅西门庆金蝉脱壳，潘金莲也得以刀下幸还，而武松却因杀人获罪，被充配孟州，打入牢城。《词话》由此确保了它的主人公的性命，并且暂时消除了武松的威胁，终于如愿以偿地展开叙述。

不仅李外传的情节设计别具匠心，他的名字也另有所指。小说第9回解释道：[4]

且说西门庆，正和县中一个皂隶李外传──专一在县在府绰揽些公事，往来听声气儿撰钱使。若有两家告状的，他便卖串儿；或是官吏打点，他便两下里打背公，因此县中起了他个浑名，叫做李外传。那日见知县回出武松状子，讨得这个消息，要来回报西门庆知道：武二告状不行。一面西门庆让他在酒楼上饮酒，把五两银子送他。

对李外传的这一段介绍采用了插入语的形式，粗暴地将"且说"一句拦腰截断。就这半句话，直到介绍完毕，也没补上。这种情况在小说中十分罕见，与《水浒传》的原文相比较，显然留下了《词话》作者强行介入的痕迹，也迫使读者中断阅读的连续性而给予额外的注意。[5]那么，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什么呢？

据叙述者说，李外传不过是一个诨名，原名不详，想来也不重要。在《金瓶梅词话》中，除去来自《水浒传》和典出史传的人物，人名大多出自作者的杜撰，而且正如所有的诨名，也都别有寓意。如西门庆的十兄弟当中，吴典恩，谐音为无点恩，卜志道，犹言不知道，常时节，即常时借，而且有借无还，应伯爵，即白嚼人，兼有耍嘴皮和白吃白喝的意思，云离守，又作云里手，言其好顺走别人的东西，犹言"看不见的手"，都是绝妙的双关用法。[6]白来抢，索性就是大白话，无须解释。花子虚，暗示此人本不存在，或不久于人世，正像蒋竹山，即将被逐散一样。《词话》沉溺于从谐音词到拆字法等各色各样的语言游戏，花样百出，乐此不疲。无论从种类还是从数量来看，在中国的章回小说中，都堪称史无前例，因此也在小说史上，划出了一道新的分水岭。[7]

同样利用了双关谐音，李外传这个诨名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读法，或暗示这一人物的行为方式，或揭示小说叙述的形式特征和修辞手段：一是"里外传"，奔走于衙门内外，通风报信，也因此承担了传递消息、制造事端、 聚集人物和勾连情节等小说叙述的多重功能。事实上，传话正是《词话》构造日常生活叙述中"人物场域"的关键手段。而这一手段在小说此后部分中的重要性，已经通过这一人物的命名而做出了响亮的预告。[8]二是"里外赚"，身为衙役，他吃了原告吃被告，上下其手，里外通吃。[9]西门庆的结拜兄弟往来于衙门、行院与富家子弟之间，"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或"专一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在院中顽耍"，与李外传这样的人物里应外合，狼狈为奸，属于同一个小说世界。其三，除了谐音之外，"传"字也可读成"传记"的"传"，因此又衍生出了一个文体的命名，与《词话》的自我定义密不可分。

传分内外，自古而然。《黄帝内传》、《汉武内传》和《飞燕外传》，皆其例也。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将《黄帝内传》列在史部传记类：[10]

《艺文志》以书之记国政得失、人事美恶，其大者类为杂史，其余则属之小说，然其间或论一事、著一人者，附於杂史、小说皆未安，故又为传记类。

在前人的著录中，内传和外传往往都被视为小说家言，虽然有时也列于杂史和传记类，但不入史部主流。[11]那么，内传与外传的区别何在呢？为正史之外的人物立传，或在正史之外作传，且广收逸事传闻者，通常称外传。此外，古人解经也有内外传之说，诠释经义者称内传，如《汉书·艺文志》有《韩内传》，为韩婴解《诗》之作，《左传》又称《春秋内传》。而博引事例，推衍本义，则为外传，如《韩诗外传》或《韩外传》。称《国语》为外传，亦与此同理。[12]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外传犹言外编，与内编相对而言。

《金瓶梅词话》中的李外传，毕竟不等同于内外传，但借助这个虚构人物，并且以"传"为名，在小说内部暗示了一个里外的分野，却别有一番寓意。其曰外传，正是相对《水浒传》而言，因为李外传这一人物是在"外传"的名目下被虚构出来的。只有在《词话》中，武松才遭遇了李外传，但他们却属于不同的小说文本：武松来自《水浒传》内部，是"内传"中人，而"李外传"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外传"人物，或者说是一部《水浒》"外编"中人。[13]关于他的叙述，既不见于"内传"，也有异于"内传"。

由此而言，尽管《水浒传》仍多少承袭了史传传统，《金瓶梅词话》则非"外传"或"外编"莫属了：首先，李外传这样一个里外串连的衙吏形象，原本不见经传，微不足道，但在"外传"或"外编"这里，却变得举足轻重，不可或缺。其次，与《水浒传》相对照，《词话》一方面无事生非，杜撰了李外传及其无可理喻的意外死亡──一个虚构的符号，应运而生，又随手被抹掉；另一方面起死回生，让西门庆和潘金莲得以侥幸完成他们的故事。正是由于这一生一死和死而复生，才成全了一部《金瓶梅词话》。不难看出 ，《词话》专在《水浒传》山穷水尽之处做文章。它之所以能绝处逢生，凭仗的正是坐实凿虚、无中生有的外传笔法。而李外传恰好为《词话》设置了这样一个小说虚构的起点。

明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第九回：武都头误打李皂隶

值得一提的是，后出的崇祯本《金瓶梅》对《金瓶梅词话》如此公然的虚构陈述感到不安，在"此时哄动了狮子街，闹了清河县"后，特意加写道："街上议论的人，不计其数。却不知道西门庆不该死，倒都说是西门庆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14]对崇祯本的这一改动有不同的理解：崇祯本旁评曰："脱卸得妙。"清初评者张竹坡批曰："为《水浒》留地步也。"[15]张竹坡又在第九回的回前评中指出：[16]

故下文武二文字中，将李外传替死，自是必然之法。又恐与《水浒》相左，为世俗不知文者口实，乃于结处止用一"倒说是西门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浒》文字，绝不碍手。妙绝，妙绝。

从表面上看，崇祯本在写到李外传之死时，承袭了《词话》的说法，但又为《水浒传》打了一个圆场，犹言《水浒传》中的西门之死也"聊备一说"。但实际上，它在暗中跟《水浒传》较劲儿，一口咬定西门庆的这两个不同结局，自有真假对错之别。所以，张竹坡的上述解释并不到位。在崇祯本的叙述者看来，西门之死出自"街上议论"，未经核实，以讹传讹，因为众人都"不知道西门庆不该死"。我们从《水浒传》中读到的这一说法，自然也就属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17]相比之下，只有李外传之死，才是唯一真实可靠的说法。可见，崇祯本仍然坚守史传的"征实"策略，以真理陈述为依据，并由此来确认它小说叙述自身的权威性。

实际上，崇祯本《金瓶梅》不仅要在与《水浒传》的较量中占上风，也尽可能跟《金瓶梅词话》拉开距离。它沿用了《词话》中的李外传一名，却未解其义；它的"征实"陈述，与《词话》以"外传"自居的姿态更是大异其趣。《词话》通过观众之口说西门庆不当死，讲的是"应然"之理，李外传之死不过是替西门"顶缸"的小说虚构的替换修辞而已。崇祯本把这两句一并删去，还愣说街上众人都弄错了，误传"西门庆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而依照崇祯本的史传"征实"标准来看，《词话》中的"顶缸"说，不仅画蛇添足，根本就是自作聪明，有不打自招，授人以柄之嫌。《词话》不乏机智的虚构设置和文字暗示，到了崇祯本那里，就变成了问题的所在，务必纠正克服而后快。崇祯本与《词话》本的分野，由此可见一端了。

除去利用置换修辞而有意虚构杜撰之外，《金瓶梅词话》还假借李外传这一命名，暗示小说自此转入了由双关语和谐音词所组成的隐喻性的叙述世界。它提醒读者注意，从《水浒传》衍生出来，而又自立其外并与之分庭抗礼的《词话》，是一个精密复杂的语言建构，必须通过双关谐音等方式来破译它的语言密码，揭示它的深层寓意。这正是《金瓶梅词话》的奥秘之一：它令人惊异的智性机巧，隐涵在小说的整体构思和文字象喻的细致安排当中，因此也无法用"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一言以蔽之。

二  从阳谷到清河：一个寓言的命名与设置

《金瓶梅词话》不仅编造了李外传这个人物，让他替西门庆"顶缸"，并赋予他一个多重寓意的名字，而且还将小说的地理背景从阳谷县转移到了清河县。这一改动看似寻常，却不无寓意，也并非偶然。

《水浒传》告诉我们，武松本是清河人，但打虎和杀嫂都发生在近邻的阳谷县。可是《词话》却说武松是阳谷人，又明目张胆地把阳谷县的景阳冈给搬到清河去了。武松从景阳冈下来，接待他的不再是阳谷县令，而换成了清河县令，连武松本人也在清河做了都头。《词话》第1回写清河县令对武松说："虽是阳谷县的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我今天就参你，在我这县里做个巡捕的都头，专一河东水西擒拿盗贼，你意下如何？"[18]这句话出自《水浒传》第23回中阳谷县令之口，但把阳谷县和清河县掉了个过儿："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19]在《水浒传》中，武大因受邻里欺侮，不得已从清河移家阳谷，《词话》却顺手编了一条不大靠谱的理由，让他从阳谷迁回清河："自从与兄弟分居之后，因时遭荒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20]甚至连这条紫石街也同武大一起从阳谷搬到清河去了。同样，阳谷县的西门庆也摇身一变，成了"清河县的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21]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连人带地方，都未能幸免。为什么《词话》的作者偏偏要在这个问题上，大费手脚，跟《水浒传》对着干呢？

如上所述，《水浒传》也提到了清河县，但一笔带过，形同虚设，着力实写的是阳谷县。实际上，这个清河县原系子虚乌有之乡。[22]在当地的版图上可以找到阳谷县，却找不到清河县：从地理方位来看，阳谷县东界的邻县，当为今天的东平县，旧称东原县（即明代东平州的州城所在地），而不是什么清河县。在这个特定位置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地名，是小说家虚构的结果。[23]在《词话》的后半部，尤其是西门庆死后的部分，清河的地理位置变得游移不定，与周边城市的距离也时远时近。这再次表明此处的清河是一个虚构，甚至在小说自身提供的版图上，也很难一劳永逸地确定它的位置。[24]《词话》承袭《水浒传》而来，但在地域空间的选择和设置上，却反其道而行之：虚写实有其地的阳谷，坐实无中生有的清河。进而言之，从阳谷县搬入清河县，也就意味着从《水浒传》及其所属的史传叙述中撤出来，进入一个虚构的小说世界。具体来说，《词话》从一个有历史根据、也可以验证的地点，转移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空间，并且把它写得细节充盈，逼真可信，煞有介事。这正是关于小说艺术的一个声明，也是小说艺术的一个胜利。可以说，正是借助了地域空间的虚实转换，《词话》对自身做出了一个定位。而这个自我定位又是通过它与《水浒传》同中有异的互文关系而得到确认的：作为一部"外传"，《词话》属于子虚乌有的虚构世界，跟《水浒传》的史传出身和实有其地的空间设置，划出了一道分界线。因此，《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这里开头，绝非可有可无的闲笔，更不是绕远的弯路，而恰恰是凭借着《水浒传》的来历和对比，反衬自身的独特性，并由此获得了小说文本意义的全新层面和另类来源。

关于《金瓶梅词话》中的清河县，学界争议已久，主要问题是它的历史原型究竟何在。这个问题对于解读这部小说来说，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是就小说的原型素材和历史经验而言，不重要则是因为虚构正是其意义所在，无须向别处寻觅。的确，许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与阳谷不同，清河这一地名自有其源远流长的象征性。古谚曰："黄河清，圣人出"；"黄河清，天下平"。[25]《左传》引《逸周诗》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又暗示了河清海晏的太平愿景，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26]显然，《词话》中的清河已不只是具体物质空间中的一座城市而已，而是以局部隐喻帝国的整体，因此也为我们解读整部小说提示了线索：清河的乌有乡并非乌托邦，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反乌托邦，因为它的涵义只能从反面来理解。与象喻性的清河相比，《水浒传》中的阳谷只是一个地名而已，别无寓意。

《金瓶梅词话》所写的清河，还引起了许多相关的问题，无妨在此略加梳理。例如，清河的原型说是否成立？意义何在？是否可以从清河的原型素材，推导出它的象征含义？应该怎样来看《词话》的象喻手法？从象喻的角度解读这部小说，究竟该怎么做，又能走多远？

明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第三十回：蔡太师擅恩锡爵

不少学者都已经注意到，《金瓶梅词话》中的清河县，商铺林立，妓院兴隆，城市规模和商业活动皆非普通县城可比，而官署的设置更有过于县衙：西门庆在第30回被任命为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和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前者为杜撰的官衔，后者或影射明代锦衣卫的属员。[27]而他的同僚包括了帅府周守备、督监荆老爹，跟太监和皇亲国戚也来往甚密。这一切都暗示着，这个虚构的清河县另有所据，或别有所指。于是，强调商业的学者往往认定清河实际上写的是当时运河航道上的码头城市和商业重镇临清，属意于政治的学者则把明代的北京视为清河的原型。

吴晓铃先生力主北京说，认为《词话》所写的清河县是以明代嘉靖年间（1523-1566）的北京城池为模式和背景的：[28]

我拿明代嘉靖年间张爵撰写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和《金瓶梅词话》里出现的清河县城郊地名相互对应。不尽完备的统计证实能在北京城里找到的市坊、市邸、衙署、寺观的名目竟达五十六处之多，可见是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它说明作者对于北京的地理环境了若指掌。

就解释方式而言，临清说和北京说都试图阐明小说所依据的历史经验的来源，或由此来推论小说的作者。不过，北京原型说似乎还略有不同，因为它暗示了从寓言和象喻的角度来诠释清河的可能性。这样一个读法，能否言之成理？

对于理解《金瓶梅词话》这部作品来说，寓言说（allegory）或象喻说（metaphor）都十分重要。针对《金瓶梅词话》研究中居支配地位的写实论，也不失为一个及时的矫正。上文已经说过，小说中的清河的确可以作为整个帝国的某种象征来看，也就是一个微缩版 (miniature) 的帝国，它与北京在街名和官署设置上发生部分重合，正是一个由小见大、以局部指代整体的举隅法或提喻法（synecdoche）的典型范例。但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充分，而且通常也不具备排他性。[29]因此，很难在清河与北京之间划上等号，更不能以此为出发点，做无限度的逻辑类推，或在小说叙述与历史人物和事件之间一一加以比附。否则，不仅清河即北京，连坐镇清河的西门庆也俨然变成了皇帝的化身，甚至直接影射北宋的末代皇帝宋徽宗或明代当下的正德皇帝、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进而言之，西门庆的家庭自然就成了皇帝的三宫六院，他的六位妻妾或暗指六奸，即导致北宋灭亡的六个奸臣：蔡京、童贯、朱勔、王黼、梁师成和李邦彦。[30]这样一个的读法就不再是什么寓言说了，而是蜕变成了"索隐论"。而索隐论的麻烦，正在于它不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永远一条道走到黑。我们都明白，如果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地把西门庆读成是住在北京皇宫里的某一位明朝皇帝，一部《词话》就会陷入了无穷的荒谬，几乎所有的情节都不能成立了。

文学中的寓言和象喻通常具有丰富多变的内涵，对它们的解释也往往有赖于具体的语境，其意义并不稳定，更不具排他性。这正是寓言说或象喻说的奥妙所在，也是它与索隐论的重要分野之一。分野之二则在于，寓言说和象喻说或涉及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或在文字经营的意象领域中翻空出奇，总之，都是在小说文本或文字的层面上下功夫，去寻求进入小说的线索。而索隐派则坚信他们可以通过对小说以外的其他文献的阅读，找到小说中的文学意象与历史人物、地点或事件之间一一对应和一成不变的固定关系。也就是说，索隐派希望透过文献进入小说所指涉的那个外在的、"真实"的历史世界，并且从那里、也只能从那里，去获得诠释小说的不二法门。跟着这一逻辑走到底，索隐说就几乎变成了极端写实论的一个特殊表述，与寓言说分道扬镳。

事实上，《金瓶梅词话》的确参照了当时的北京和临清，但不限于它对清河的描写。例如，它几次写到北宋的都城开封，即东京，与明代的北京相比较，便多有重合之处。宫殿衙署暂且不论，连街道也不乏相同或相似的命名，如东华街、西华门、南熏门和龙德街等等，前两处与北京全同，后两处化用了北京的"南熏坊" 和"龙德宫"或"龙德殿"。[31]不仅如此，《词话》还正面写到了临清，也就是清河附近的码头城市和钞关所在地，包括那里的码头钞关、临清闸、晏公庙、广济桥和砖厂等等。所以，清河与开封、临清共存于小说叙述的版图上，而有关开封和临清的描写，就包括了来自当时对北京和临清的观察与记载。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至少说明了这样两点：其一，清河原型说未可较真，若要较真，就只能说《金瓶梅词话》中的开封和临清也都各有原型，而虚构的清河与它们共同分享了北京和临清的原型。其二，哪怕《词话》的作者在对清河县的想像和呈现中，或多或少、时隐时显地投射了明代后期北京和临清的影子，小说中的清河也并没有与当下的北京或临清构成一一对应的、排他性的固定关系。毋宁说，清河正是当时许多城市中政治、经济、贸易和社会生活面相叠加综合的产物。其中固然有明代临清的影子，包括卫所、街巷（如手帕巷和狮子街等）和各类官署衙门[32]，却又不限于临清，同样也不限于当时的北京。事实上，即便是狮子街，也未必就直接来自历史上的临清，因为《词话》中的清河县还打上了《水浒传》的鲜明胎记。它的主要街道如紫石街，就是从《水浒传》中的阳谷县那里照搬过来的，狮子街也是从阳谷县的狮子桥引申而来。甚至连带着狮子桥下的酒楼和紫石街的茶坊，都改换了门庭，出现在《词话》中。也就是说，《词话》中的清河正是对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各类文本加以移置和拼接而成的，未必是实地写生的结果，更不仅仅只是对某一特定城市的精确描摹或曲笔影射。[33]在很多情况下，《词话》不过借用了一些现成的地名街名而已。

说到《词话》中的城镇、街巷、寺庙的名称，究竟该如何解释？我的看法是与人名相似。《词话》偶然涉及历史人物，地名也不时可以找到历史地理的依据，但又不尽然，还包括了作者的虚构杜撰和挪用拼接。解读人名，一方面要考虑它本身的寓意，包括双关义和象征义，也往往涉及特定语境中的反讽性。地名亦然，像小说中的永福寺，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人名之间又形成了关联与对照。以潘金莲为例，当初跟她一起卖到张大户家的，还有一位白玉莲。两人一同学艺，但玉莲早亡。后来到了西门庆的府上，潘金莲与宋惠莲犄角相争。而宋惠莲原名宋金莲，为了避免与潘金莲相犯，才改成宋惠莲。可见，小说的人物命名，还必须通过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理解。如果撇开《词话》内部的人名网络，一味在文献材料中去搜索一位名叫"金莲"的历史人物，那又岂止成千上万？《词话》中提到的一些街名地名，也应当作如是观。例如，西门庆为了攀附权贵，自号四泉，因为蔡京义子蔡蕴号一泉，成都府推官尚柳塘之子尚小塘号二泉，王招宣之子王寀号三泉，但却声称："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说。"此说出自西门庆之口，显系附会之词，未可坐实。重要的是，西门庆借此名号来营造人脉，可谓用心良苦。此外，孟玉楼家住臭水巷，两相映照，别有一番寓意，风景亦复可观。即便历史上的哪座县城里碰巧有一条同名街巷，也无关宏旨，又干卿何事？

在有些学者那里，《金瓶梅词话》的清河北京说，与其说是出自街名、地名和官署的相似性，倒不如说是从儒家的家、国、天下的等级秩序中推导出来的。在儒家社会想像的这个构架中，西门庆作为一家之主，与皇帝处在对应的位置上。所以，《词话》也偶尔通过妻妾之口，指责他为"昏君"，而且在结尾处，家的崩溃果然汇入了北宋覆没的历史叙述。可见家、国、天下之间的确存在一种结构上的对应性或同一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河寓言说或象喻说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见证。《水浒》好汉的聚师结义与征战疆场固然与朝代更迭和历史兴亡，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词话》所写的家庭日常琐事，也在象征的层次上，与时代兴衰和王朝存亡息息相关，因此可以说与《水浒传》殊途而同归了。

但是，一旦带入具体的人物形象，家国天下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复杂微妙，具有了多重的意义面向，因为隐喻毕竟不是声明，难以明确无疑地加以指认，甚至也无法从特定上下文的复杂关系中抽离出来加以分析。更重要的是，西门庆的家庭乱象让我们窥见整个天朝"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前因后果和大厦将颓的必然情势，但我们却不需要把西门庆确认为宋徽宗或当朝皇帝，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解读。恰恰相反，如此索隐指认的结果，反而取消了小说的寓言性，也削弱了小说象喻的丰富性和普遍性，给我们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小说文本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它能否与外在的地域、人物和事件等偶然因素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金瓶梅词话》中的清河也是如此：它的政治寓意在命名上已昭然若揭。而将明代北京的某些地名、街名和衙署名称，挪用并附加在清河的虚构版图上，也的确强化了它的象喻性。但清河又绝非北京的化身或缩影，它们之间也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解读清河时，我们必须了解它在《词话》中显像成型的多重合成方式，了解它文本构造的全部复杂性。

最后，还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寓言说和象喻说的基本前提，并及时提醒自己：在小说对清河的描写中，一一坐实对明代北京和皇宫的皮里阳秋的影射，终不免连类比附，落入索隐的窠臼，与寓言说和象喻说大相迳庭，与《词话》的文本也渐行渐远，甚至于风马牛而不相及了。

[1] 本文依据的版本是《金瓶梅词话》，1931年前后发现于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曾影印百部，详见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7月，收入《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1－90页）。引文出自古佚小说刊行会本，引文中的阿拉伯字页码以香港太平书局的影印本为据（《全本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第一版），同时也参考了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台北：里仁书局， 2013年修订一版）。需要指出的是，梦梅馆本在校勘上用力甚勤，功不可没，但过多更改原文的"别字"，似无必要，亦恐误导读者。本文也偶然涉及崇祯本和张竹坡评本，参照秦修容整理，《会评会校本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这两个后出的版本大同小异，但与《词话》本差异甚多，开头部份几乎重写，对《词话》本也有不少误解之处，因此不能跟《词话》本混为一谈。本文偶尔提及这后两个版本，主要是拿来和《词话》本做对比，看它们如何改订和重写《词话》本。

[2] 《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版，第255－256页。

[3] 《水浒传》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容与堂本为底本），第354，355页。

[4] 《金瓶梅词话》，第253-254页。

[5] 《金瓶梅词话》中的这一段文字，不见于《水浒传》。后出的崇祯本对此做了修改，补充完整的句子，行文也更为连贯："且说西门庆正和县中一个皂隶李外传在楼上吃酒。原来那李外传专一在府县前绰揽些公事，......"。可见崇祯本弥补整饰《词话》的清晰脉络，因此决不可能是崇祯本先出，而后有《词话》本。学界此论可以休矣。

[6] 关于应伯爵的名字，小说在12回中，特意通过院中李桂姐之口，讲了一个"白嚼人"的笑话：孙真人请老虎代为请客，而老虎在路上把请来的客人都吃掉了。真人问客人何在，老虎答曰："告师父得知，我从来不晓得请人，只会白嚼人，就是一能"。

[7] 例如，小说中西门庆之子官哥的法名为吴应元，谐音为无姻缘，西门庆的伙计贲四，即奔死，宋惠莲的父亲宋仁，即送人，都暗指他们与死亡结下了不解之缘。小说写到李瓶儿的短暂相好蒋竹山，也预示了他"将逐散"的命运。张竹坡的评点对此多有发明之处，尽管他也有弄错的时候（见张竹坡，《金瓶梅寓言说》，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63页）。总之，《词话》在人物地点的命名上，热衷于谐音双关的文字游戏，在人物对话和唱词中也屡屡卖弄视觉双关语，又拆字为词或另行造句，如"丝色女子"一词，出自"绝好"二字，"女又十撇儿"一句，拆"奴才"二字而成。如此这般，又外加与性相关的种种形声暗喻和委婉修辞，真可谓枝蔓无穷，不可胜计。类似的文字游戏在晚明时期的坊间读物中广为流行，包括文学杂集和戏曲选集，尤其是这些读物的中栏和上栏所收的"六院俏语"和各色酒令灯谜、拆白道字等等，而这些也正是小说人物--尤其是歌妓子弟和帮闲篾片--的基本技能和谋生手段，也颇可见出一时之风气。《词话》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以百科全书的格局和规模，总其大成，并反过来打造出章回小说最具时代特色的文备众体的语言风貌。

[8] 有关《金瓶梅词话》叙述中的"人物场域"，见商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尤其是"结论"部分)，《文学遗产》，2014年第五期，第133-147页。

[9] 梅节的《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将小说原文"因此县中起了他个浑名，叫做李外传"中的"李外传"径自改成了"里外赚"。这是校注者本人的解释，原文并非如此。见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此话》，台北：里仁书局2013年版，第一册，第124页。

[10]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九，第359页。

[11]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中著录《黄帝内传》，缀于小说家《黄帝说》四十篇之下。（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补遗》也在小说家的注解中提到了《飞燕外传》。至于《汉武内传》，在前人的著录中，多收在史部杂传和传记类。详见（唐）魏征等撰《隋书·经藉志》，经藉三，第978页。（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第374页。

[12] 《韩内传》四卷和《韩外传》六卷，见录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8页。

[13]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武松原本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宋代。例如，（宋）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载（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上，第145-151页。（元）无名氏撰写的《大宋宣和遗事》也将武松列为宋江部下三十六员头领之一。该书收于《宋元平话集》（丁锡根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305页。

[14] 见秦修容整理，《会评会校本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上册，第141页。

[15] 同上。

[16] 同上，第131页。

[17]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三十，第1745页。

[18] 《金瓶梅词话》，第62页。

[19] 《水浒传》上，第299页。

[20] 《金瓶梅词话》，第63页。

[21] 同上，第97-98页。

[22] 《水浒传》的地理描写和地名使用，基本上都实有其据。"清河"的命名，以虚笔映衬阳谷县，是一个例外。

[23] 这一地区的行政版图历代沿革，屡经变迁。宋宣和元年（1119年）宋徽宗升郓州为东平府，府治为须城县，即今山东东平县，管辖地包括今天的东平和阳谷等县。明洪武八年（1375）降东平府为州，同年撤须城县，并入东平州，属济宁府。洪武十八年（1385），东平州改属兖州府，管辖汶上、东阿、平阴、阳谷和寿张五县。见（嘉靖）《山东通志》（1533年），（明）陆釴等纂修，收于《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五一），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卷之二建制沿革上 ，39a，第185页。无论是宋代的东平府，还是明代洪武以降的东平州或兖州府，均无清河一县。明代的版图上确有清河县，但隶属京师广平府（今河北清河县），与《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所写地域不符。有关广平府治下清河县的变迁，详见（嘉靖）《广平府志》（1550年），（明）翁相修，陈棐纂，收于《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影印版，卷之二郡县谱，11b-16b，第309-311页。此外，明南京淮安府也有清河县（今属江苏淮安县），与小说中写到的清河，相去更远。见（万历）《淮安府志》（1573年），（明）郭大纶修，陈文烛纂，收于《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八），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卷之一郡县表，10a-13b， 第65-72页。

[24]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小说的这一虚构也并非凭空而来。历史上的确有过清河一郡，为西汉建置，因清河流经境内而得名。汉高帝置清河郡，属冀州，领清阳、信成、东武城等十四县。见《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第二十八，第1577页。后汉建初七年（公元82年）汉章帝废太子刘庆为清河王，改郡为国，治所从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迁至甘陵（在今山东临清市东北）。事载《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第五十五，第1799-1806页。有关甘陵的沿革，详见《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卷十五，第689-690页。北魏复郡旧称，改东武城县为武城，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平齐，于此置贝州，并以武城县（在今河北清河县西北）为郡治。隋开皇初年废郡，改武城县为清河县，贝州治焉，而别置武城县于今山东之武城。大业三年（607）又为清河郡。唐武德四年（621）讨平窦建德，复置贝州。北宋庆历八年（1048）平定王则之乱，改贝州为恩州。自唐至宋，清河县始终为州郡治。金代始移恩州治所于历亭县，而清河县仍属恩州，自此清河不再作为郡名使用。清河县元属大名路，明洪武初属大名府，洪武六年（1373）改属广平府。以上部分，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十六，第463-464页；（嘉庆）《大清一统志》，收于《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卷三十二广平府，页4b；《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卷十五，第687-688页。简要梳理清河的历史，固然可以多少解释《词话》中清河一名的由来，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词话》在写到清河与临清这两个地方时，显得若即若离，时远时近，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地区行政区划的沿革变迁，也是如此。当然，《词话》中的清河漂移不定，并不限于它与临清的关系，而且归根结底，还是与小说的虚构性分不开。《词话》的作者并没有严格依照当地的地理区划，来写他想象中的清河，也没有把清河固定在一幅现成的地图上。因此，解读《词话》中的清河时，按图索骥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25] 魏末晋初李康的《运命论》曰："夫黄河清而圣人生。"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第五十三，第2295页。

[26] 《春秋左传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39页。

[27] 梅节校订，陈诏、 黄霖注释，《梦梅馆金瓶梅词话》，第435页，注12。

[28] 吴晓铃，《〈金瓶梅词话〉里的清河即以嘉靖时期的北京为模型初探》，《中外文学》，第八十卷（第二期），总第二零六期，1989年1月，第107-122页。

[29] 以上这份清单中的56个名目，大多都普遍见于各类市镇，而不仅限于北京，更不是明代嘉靖时期的北京所独有，如报恩寺、土地庙和玉皇庙等等。其余如灯市和十字街坊，也都是常见的街市名称。至于《词话》中的"王府"、"惜薪司"和"兵马司"，均出自人物说唱和对话的歇后语，与小说中的清河县城无关，自然也不能用来支持清河的北京原型说。另外，《词话》中的"造釜巷"在开封，而非清河，并且也不见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疑为小说虚构。霍现俊依据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和清人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等书，对此说做了增补和修正。他仍然坚持北京为清河的原型，但也指出，《词话》中写到的街巷、寺庙名称，有的有明代的历史依据，有的则出自前朝，或略加改动，还有的纯系虚构。详见霍现俊，《〈金瓶梅〉发微》，第四章，"《金瓶梅》的地理背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209页。

[30] 此外，"六奸"或可视为佛家"六贼"的同义词，分别代表人的六个感官。在《西游记》中，孙悟空西行之始，便杀了六贼，由此揭示了小说佛教寓言的象征意义。在有的学者看来，《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的六位妻妾，也应作如是观。

[31] 霍现俊，《〈金瓶梅〉发微》，第四章，"《金瓶梅》的地理背景"，第205-206页；丁朗，《〈金瓶梅〉与北京》，第三章，"《金瓶梅》与北京种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8页。

[32] 杜明德，《〈金瓶梅〉与临清》，黄霖、杜明德主编，《〈金瓶梅〉与临清--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70-184页。

[33] 这一点适用于《金瓶梅词话》所写的许多城市和其他地点，即便是有历史原型的临清城，也不例外。例如，第98和99回写陈经济临清开大店，实际上改自《新桥市韩五卖春情》，而这篇收在《古今小说》中的白话小说，是以杭州新桥市码头为背景的，但这一背景就被《词话》搬用到了临清。可见，我们在《词话》中读到的临清，也是不同文本拼接组合的产物。详见黄霖，《〈金瓶梅〉与临清--第六届国际　〈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的《序》，第1－10页。

本文原载于《复旦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又收在傅刚编《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黉门对话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223-281页，此为修改稿。转自人文与社会：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2/4265。

本期编辑：李瑞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