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鹰 | 中日历史中的共通主体： 中野重治“非他者”的鲁迅论

中日历史中的共通主体：

中野重治“非他者”的鲁迅论

《中野重治全集》第二十卷

文 / 熊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日本改造社的《文艺》杂志策划了《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中野重治致萧军的公开信，由此开启了中野重治一系列的鲁迅论。中野重治并未将鲁迅“作为方法”，也未将鲁迅树立为反思日本现代性的“他者”；相反，他以鲁迅的逝世为契机，通过思考鲁迅最后十年的生命而获得了一种共同的中日历史意识，建构起了中日历史间的“共通主体”。

关键词: 鲁迅；中野重治；左翼文学；竹内好；杂文

自增田涉到最新一代的日本学者，鲁迅在日本有众多的研究者。藤井省三梳理的日本鲁迅研究“系谱”强调的是，在战后新兴的鲁迅潮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竹内好、松枝茂夫、小野忍、增田涉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1]。在理解鲁迅“思想、政治方面的战斗方式”上，被丸山昇称为“在战前的日本无出其右”的中野重治似乎并没有在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2]。然而，中野重治的确留下了一系列的鲁迅文章，从1937年1月的《鲁迅二题》到1971年的《想知道的事》，共计14篇，从中日关系全面紧张开始一直贯穿于战后的70年代，前后跨越近40年[3]。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中野重治（1902-1979）

中野重治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评论家，1932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入狱，1934年迫于肺病“转向”，声明脱党并承诺出狱后不再参加共产主义政治活动。战后，中野重治重新入党并创立了新日本文学会，为推动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大江健三郎誉为“日本唯一能够在文学和人品上接近鲁迅的作家”[4]。可是，对于这样一位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鲁迅论我们似乎已经遗忘[5]。中野重治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的缺席与其并非一名学者，而是一名作家有关。中野重治自谦自己是以一名普通读者、鲁迅研究的外行人身份阅读鲁迅的。“普通读者”的影响力自然有限。中野重治的鲁迅论并未受到重视也与日本战后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有关。不过，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的日本鲁迅研究热潮很大程度上是以竹内好为中心的。据伊藤虎丸介绍，“以竹内为代表的那种以‘学习中国’为基础的战后日本思想史，似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告终”，然而它对中国的影响却还未开始[6]。“竹内鲁迅”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正是随后的1986年，“竹内好的名字很快就最早出现在北京大学钱理群等一些人的论文里”，汪晖的《反抗绝望》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好的影响[7]。80年代后期开始复兴的鲁迅研究界被一股竹内好风潮所吸引。

近年来中国学界也开始了批判地阅读日本的鲁迅研究。高远东就曾对竹内好所论述的东方现代性与欧洲现代性的根本关系以及其所提出的“回心”到底多大程度上是对鲁迅真实情况的描述提出过疑问[8]。又例如竹内好思考的是为何日本确实走了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国却在一开始就对此产生了怀疑，并最后走上了一条不同的“内在”或“内发”现代性的道路。对此，董炳月认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鲁迅所“抵抗”的不是“现代”而是“传统”。在竹内好的鲁迅论中，“鲁迅仅仅是在形式上、比喻性地成为‘线索’，鲁迅的思想本质、文化观念并未被涉及”[9]。竹内好那种强调中国“内在现代性”的逻辑依然是一种强调与西方普遍现代性对立的二元逻辑，它从本质上并没有否认西方普遍性在“起源”上的胜利；相反，它仅仅把这种普遍性的缺失当成是“东洋现代性”的胜利，而自居于“反应”的后发位置，并继续在两极对抗的思维中考虑东西关系和中日关系。这种近乎文化本质主义的中西对立思维会妨碍我们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普遍主义的西方知识和东方地方性其实都只不过是历史中相互影响的结果。因而，竹内好鲁迅论的意义正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等待超越和反思的起点，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突破普遍西方现代性及反抗的东洋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突破代表了西方现代性的日本与所谓内发的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对立。

1937年，一直关注中国情况且非常善于利用中国热点创造市场营收的改造社在其旗下的《文艺》杂志上策划了《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以下简称《往复书简》），计划分三次刊载萧军与中野重治、夏衍与久板荣二郎、丁玲与宫本百合子之间的文学通信；因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往复书简》只进行了两次[10]。作为《往复书简》的第一波，中野重治和萧军的公开通信刊登于1937年7月的《文艺》杂志。在这封致萧军的公开信中，中野重治公开谈及了鲁迅及其作品。不久前的1937年1月，中野重治在《作家俱乐部》（『作家クラブ』）上发表了《鲁迅二题》，他在同时期的《报知新闻》上发表的《一分为二的中国及其他》里也谈到了鲁迅，它们和《文艺》上的致萧军的信一起构成了中野重治“鲁迅论”的开端。由于中野重治的鲁迅论前后跨越了40年，体裁也兼有书评和专论，其对鲁迅的理解也在不同时期得到了发展。本文主要选择了《鲁迅传》（1939）、《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日子里》（1949）、《关于鲁迅先生》（1951）、《某个侧面》（1956）、《鲁迅研究杂感》（1968）等中野重治较为集中的鲁迅论述，注意其在这些文章对鲁迅生命最后十年一贯的关注。本文认为，中野重治并未将鲁迅“作为方法”，也未将鲁迅树立为反思日本现代性的“他者”。相反，他通过鲁迅最后十年的生命获得了一种中日共同历史的意识，在鲁迅逝世后，通过阅读鲁迅建构起了中日历史间的“共通主体”。这是一种有别于中日对抗与对立的历史观，力图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通过构建中日历史的“共通主体”来参与历史事件。它超越了中国或日本的国别框架，力图在中日底层革命和经验中找到彼此沟通、重建历史并参与政治实践的可能，也即本文所提出的“非他者”的鲁迅观与中国观。

01

“事件”的发现

1937年7月的《文艺》杂志上刊登了萧军致中野重治的公开信以及中野重治给萧军的回信[11]。萧军在信中散漫地谈论着小田岳夫的《最近支那艺术界的报告》、鲁迅的创作、中国文坛可悲的现象、纪德的《苏联游记》、战斗的“韧性”、对日本小说的印象、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匮乏、期刊粗制滥造而作家生计艰难的处境、《鲁迅全集》的出版情况、对于日本使用“支那”一词的不满以及自己的艺术鉴赏标准[12]。而中野重治则在回信中谈到：自己的父亲曾作为一等炮兵参加过甲午战争、鲁迅写到过的“藤野先生”尚健在、日本的邮政审查制度、日本大众的文学和其对立者的文学之间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分道扬镳、日本文艺界兴盛的“新日本主义”的口号、借爱国主义之名的民族主义以及与此相对的日本民众正在追求真相的事实。他还谈到自己想读一读描写中国游击战的作品。[13]

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

1937年7月《文艺》杂志上的《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

目前已有研究注意到中野重治在1939年《鲁迅传》一文中对鲁迅的《无花的蔷薇》《死地》和《空谈》等文章所产生的强烈共鸣，指出鲁迅文学曾给予转向后的中野重治以精神鼓励[14]。关于中野重治的转向，在进行《往复书简》时，萧军是知情的。据萧军回忆，到上海后，偶然读到中野重治的短篇小说集《初春的风》，想继而读一下其他作品，便写信询问鲁迅[15]。鲁迅在1934年11月17日给萧军及萧红的回信中告诉他们，“中野重治的作品，除那一本外，中国没有”。除此之外，鲁迅还提到了中野重治的转向[16]。但鲁迅对于中野重治的转向给予了宽容的理解，他告诉萧军及萧红“事情是要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17]。此时，迫于严重的肺病从而转向的中野重治刚于半年前出狱[18]。不过，中野重治在鲁迅生前并不知道鲁迅曾与萧军和萧红谈及自己的转向[19]。萧军虽然在致中野重治的信中提到自己曾向鲁迅写信请教中野重治的作品，不过并未谈到鲁迅曾言及转向一事[20]。鲁迅对1937年的中野重治的意义尚不在鲁迅如何看待转向。

鲁迅在致萧红萧军的信中 谈论了中野重治的转向

1937年，鲁迅对于日本作家中野重治的意义和冲击正在于鲁迅的逝世。中野重治在致萧军的信中开篇就提到了鲁迅的逝世，说自己了解到藤野先生正是由于“鲁迅先生的逝世”。中野重治同一时期发表的《一分为二的中国及其他》（原题《一分为二的中国》）、《中日文学联系》和《回忆逝世的鲁迅》，它们作为《文学者所关心的中国》的第四、五、六篇连载于《报知新闻》[21]。这一时期触动中野重治的正是鲁迅的逝世。

中野重治从鲁迅的逝世中所感悟到的又是什么呢？中野重治曾读到过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远见，说他能在转瞬即逝的历史片段中创造出具有预见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22]。中野重治还曾进一步将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与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相提并论[23]。在日本学者林淑美看来，中野重治自身也具有恩格斯所说的能在“历史上大事件在我们眼前上演时，或在刚结束时，能够把握事件的性格、意义及其必然结果”的特殊才能[24]。然而，林淑美并未点明中野重治为何将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的言论与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起义后的发言相提并论，以及此时中野重治预见到了什么。她从日本历史的角度推测，认为中野重治此时看到的正是日本“二·二六”兵变后，“军队对同胞民众投以武器虐杀的残暴和野蛮的行径”[25]。这方面对应的正是中国的“三·一八惨案”。

林淑美的论述是基于日本历史内部的解读。若将中野重治对鲁迅的论述放入1936年、1937年的特殊历史时刻将得到不同的提示。除了看到军队对同胞民众的虐杀外，中野重治将鲁迅和马克思的发言相提并论，提示的还是一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野以及对历史过程突发“事件”的警觉，他看到了一种重建中日联系的契机。在鲁迅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相比表面上成为事实的虐杀，中野重治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说的“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的潜在意义。换而言之，中野重治的预见能力不仅仅是对单独的日本历史而言，通过鲁迅，中野重治看到的无疑是中国自“三·一八惨案”起的一系列社会变动的开端以及由此可能发生的中日关系的变动，是一种东亚史与世界史意义上的预言。

中野重治在1937年1月的《一分为二的中国及其他》一文的开篇提到他在东亚经济调查局所编译的《中国农家经济研究》一书中读到，“中国在过去十年间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使得欧洲与日本过去的中国研究的内容与对象都要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要将研究的视线从中国的上层转移到下层，关注中国农村的破产以及农民正在被苏维埃新的社会秩序所组织和动员起来这一事实[26]。中野重治1937年所理解的“十年”便是从1927年开始的十年，也即“三·一八惨案”后鲁迅离开教育部、从北京来到南方却又最终愤而离开、迁居上海直至去世的十年，是他在“三·一八惨案”后写下《无花的蔷薇》、《死地》和《空谈》等文章后的十年，也是山上正义所说的成为“反逆者”鲁迅的十年。据中野重治自己的描绘，这十年也正是红军撤离瑞金开始北上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共产党大部队到达陕西、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国共统一战线结成、“国民党对人民战线进行残暴镇压”、鲁迅与“文艺家协会”论争且身体逐渐崩溃直至最后去世的十年[27]。通过鲁迅的逝世，中野重治聚焦到了鲁迅生命最后的十年，由此他看到从“三·一八惨案”至鲁迅逝世的这十多年间中国一分为二的格局越来越清晰明朗的历史，看到中国革命从上层转到下层、无产阶级革命日趋成熟的十年。

1925年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因为五卅运动、广州起义的爆发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蓝图中的重要一部分。也正是这个时候，通过中国革命解放印度、实现广阔殖民地和半殖民的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28]。即便是大革命失败后，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英国支部、美国支部和日本支部依然认为“上海、广州、汉口的工人，是整个被压迫东方胜利的反帝革命斗争的代表”[29]。中国处于国内革命进一步推动世界革命一触即发的边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在“三·一八惨案”之后的发言才具有和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的发言相同的预言性，都是能撕开历史连续性的重要“事件”。

那么，中野重治是如何清晰辨认出“事件”的呢？在当代左翼理论中，个体汇入历史与政治“主体”的过程必然发生在个体对于“事件”的辨认过程中，而“观念”则是个体与“事件”的通道[30]。对中野重治而言，构成这种观念的内容部分来自于他通过鲁迅逝世所获得的历史意识。1937年，中野重治得以重新发现鲁迅十年前的预言，凭借的是他对另一个“事件”的认识，即鲁迅的逝世。他由此回望，最终发现了历史并辨认出了“事件”。

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及其广告

改造社以鲁迅逝世为契机加紧编译的《大鲁迅全集》是中野重治能够了解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必要条件[31]。在此之前，日本有的只有“鲁迅选集”，将鲁迅散文、杂文或者杂感介绍给日本读者的正是改造社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32]。《大鲁迅全集》从1937年2月开始刊行，至8月结束，比中国的《鲁迅全集》的出版早了一年[33]。收录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的《大鲁迅全集》第三卷于1937年3月出版发行。《大鲁迅全集》翻译和编辑的参与者鹿地亘曾从上海给中野重治寄去了《大鲁迅全集》第三卷[34]。中野重治正是由此读到了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杂文，从而了解到鲁迅十年来的个人历史与思想。

不过，《大鲁迅全集》的出版只提供了条件，关键在于，中野重治由此获得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历史感，并通过这种历史意识辨认出了与原有秩序决裂的那个时刻。《大鲁迅全集》第七卷收录了许寿裳编辑的鲁迅年谱以及鹿地亘编写的鲁迅传记，但是鹿地亘本人和中野重治都对传记没有详细记叙对鲁迅而言最重要的最后十年而感到遗憾。因此，1939年10月，中野重治以鲁迅“三·一八惨案”以后的生命阶段为中心亲自撰写了《鲁迅传》一文。对于鲁迅的逝世，竹内好曾说“鲁迅的逝世正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之时”，正是鲁迅的逝世让原本争论不休的文坛统一起来，或许可以说如果鲁迅不死，也就没有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统一了吧[35]。中野重治的历史视线与此不同，他拥有的是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的那种历史河流里的历史意识，即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展开永无休止对话的能力[36]。和竹内好不同，站在鲁迅逝世的起点，中野重治采取了反观、追溯性的视角，他反观到的恰恰是鲁迅十年一以贯之为无产阶级文学所做的斗争，并由此获得了一种“理论家”的预测未来的能力。

与民族统一战线相反，中野重治看到的却是中国国民解放战争的开始，即“一分为二的中国”以及中国底层革命的崛起。中野重治在致萧军的信中指出：“最近在《改造》上刊登的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毛泽东会见记》宽广地打开了日本读书人对于中国的视野，日本读书人都热心阅读了。”[37]卢沟桥事变后，《文艺》编辑高杉一郎读到了史沫特莱发表在美国杂志《民族》上的《马》，推测史沫特莱已经到达延安，由此激动不已，遂亲自翻译了《马》刊发在《文艺》上[38]。鲁迅逝世前后恰好是日本进步知识分子能够通过西方记者的笔了解到另一个底层革命中国的时候。

02

经验与中日作家的个人政治

和竹内好对鲁迅所做的几乎是“去经验化”的理解不同，中野重治对鲁迅的理解有着近乎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幼稚”。竹内好一再怀疑鲁迅作品中所叙述的经验的真实性，抵抗着所谓鲁迅经历的“传说化”，转而执着于追问鲁迅身上那超越了为人生、为民族、为爱国的“有”，那“拔净了”一切功利主义后、在根源上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39]。正如丸山升所指出的那样，竹内好虽然“没有简单地否定鲁迅的文学、思想所具有的政治性，更没有把鲁迅说成是艺术至上主义者”，但竹内的鲁迅论最终仍然采取“文学者鲁迅”这样的终极指向，在一种文学与政治对立的框架中思考[40]。竹内的鲁迅论想要在剥离具体的政治与历史的情况下追寻生命本质的某种不变的“无”，赋予文学以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政治性”。竹内好所要抵抗的是“具体的”政治，而达到的则是抽象的“政治性”。然而这种抽象的“政治性”本身就意味着拒绝进入鲁迅的“历史与经验”，是一种将鲁迅作为相对的“他者”的日本的“自我言说”。日本与中国只在思辨的形而上逻辑上相遇，却不在具体的历史与经验层面相关。

与此相反，中野重治选择的是把“鲁迅逝世”历史化和经验化，站在中国历史的“当下”，在与历史的联系中重建当下的意义。中野重治的鲁迅论反复提到的正是“三·一八惨案”之于鲁迅经验上的冲击，论述的是鲁迅自1931年后因日本帝国主义而奋起的“战斗”以及在战斗中被消耗的生命。中野重治写道：鲁迅最后时期的评论多写于1936 年去世之前，写于与日本帝国相抗争、抗日统一战线结成的“正中”，鲁迅直到临终前还在发表议论[41]。鲁迅生命最后的十年被放在了相当具体的历史与政治脉络中。中野重治谈论的几乎全是鲁迅“为人生、为民族、为爱国”的“功利性”。

据柄谷行人介绍，20年代中野重治深受当时激进的福本主义的影响，强调主体的建成[42]。但是正如王中忱所说，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后，中野重治不断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压，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认识，也不断从观念转为经验和体验，这些生活经验的改变也和自身的主体改造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影响了他参与社会实践的方式，即他的艺术创新[43]。与柄谷行人所强调的中野重治身上强烈的“作为他者”的无产阶级意识不同，王中忱看到的是经验对于革命意识的形塑作用。中野重治看到，鲁迅对革命方向的认识、对工农无产阶级实现改革、革命和新建设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书本，而是从剪辫、缠足的时代开始一路以实践的方式获得的，是从自己的判断来亲自认识的[44]。在他看来，鲁迅的可贵就在于他并非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黑格尔出发，一度经过费尔巴哈从而到达马克思。中野重治在鲁迅的文学中所看到的并非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诞生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本身[45]。也就是说，中野重治描述的正是一个在现实、经验层面不断斗争的鲁迅形象。张旭东曾认为鲁迅生命最后十年杂文上的“自觉”诞生于鲁迅对经验中的“小事情”的关注，一种“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认为“小事情”包含了必然性和真实性，鲁迅与这个大时代的关系，正是通过“执滞于小事情”来确立的[46]。

1936年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 在上海会见鲁迅

正是基于这种对“小事情”的“执滞”，当1936年2月改造社的社长山本实彦亲赴上海，以“国民立场”和新闻界、学术界等人举行“日华问题讨论会”，希望“通过中日知识分子的努力，促进中日关系好转，实现远东和平”时，鲁迅答应了山本实彦的邀请，同意为《改造》推荐并编辑“中国杰作小说”[47]。萧军的《羊》于1936年6月作为“中国杰作小说”的首篇发表于《改造》，鲁迅亲自作序[48]。正如丸山升所言，正是在无数琐碎的个人事情中、在这些个人体验所代表的渺小的、“联结目标与现实间的无数的中间项”诞生了历史[49]。“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正是通过寻找这些“小事情”来搏击大时代，实现历史主体的使命。和鲁迅相似，中野重治也是在中日两国的关系中寻找“个人的事件”完成自己的主体实践。对于自己写给萧军、和他一起坦诚讨论中日文学和中日国家关系的信，中野重治一开头毫不含糊地说这是一封中日两个作家间的通信，是“个人的事情”。他正是从鲁迅“中国杰作小说”的后续工作《往复书简》这样的“个人的事情”着手，践行自己的政治，从经验和现实中重塑主体。

03

共同历史中的共通主体

通过鲁迅发现了中国近十年的历史后，中野重治进而将鲁迅的个体生命放到了中日两国相联系的大历史中做进一步的考察。中野重治发现，在日本，“即便是琐碎的个人生活，若细究起来就会发现它们也都与中国有关”[50]。通过鲁迅，中野重治看到的是“在诞生鲁迅这位作家、革命家的历史条件和动力中，日本作为一个绝大的因素一直都存在”，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孙文的革命中间，像“藤野先生”这样的问题不断刺激着鲁迅。通过鲁迅，中野重治反观到了日本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成长、膨胀，残酷的侵略的历史；鲁迅的日本留学因此而起，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是因为这个。而这样的日本，在1931年后又开始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51]。因而，中野重治断言，假如认定1931 年为日本加紧侵略的开端，那么从1931年到1936年的这六年“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促使鲁迅写作的”[52]。中野重治看到“将年轻的鲁迅推向革命、推向文学的，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伸向中国的魔掌”，不是别的，正是日本侵略和压迫之手[53]。通过鲁迅，中野重治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东亚展开的历史，鲁迅的命运里包含着日本的命运。而日本的命运里同样包含着中国的命运。在给萧军的信中，中野重治写道，日本是一个“从中国引进的菊花最终成为皇室家徽的国家”、一个“若没有甲午战争就不会有今日的国家”、一个“在中国打仗并取得了日俄战争胜利的国家”。没有近代中国的历史就不会有如今日本的历史，中国并不是日本的他者，中国早已内化在了日本的历史中。

基于这样的理解，中野重治1937年给萧军的信以“我想写的内容有很多。比如说，我的父亲在甲午战争时曾作为一等炮兵在战争中打过大炮。又比如说，鲁迅先生所写过的‘藤野先生’现在还健在，就在我出生的村子附近居住，还有借着鲁迅先生的逝世我了解到了以前不曾知道的藤野先生的事情”这样的内容开始[54]。中野重治通过住在自己所出生的村子附近的“藤野先生”，在自己生命的具体时空坐标里把握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自己的父亲和藤野先生成为连接中日两国历史的结点，他们使中野重治与鲁迅在个人经验上相关联。通过自身所选择的这些与鲁迅相关的“事件”，中野重治重新建构了一条以鲁迅生命历程为主要线索的中日两国共同的历史脉络。他的策略是把作为认识客体的鲁迅的个体经验与中国的历史“事件”一同纳入到自身的个人经验中来，在断裂性的中国“事件”中找到自身及日本的关联性，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基于相关联的经验的共同历史叙述，重新将这些经验的瞬间再度刻画为一个个日本历史上的“断裂”时刻，将它们转变为日本人中野重治自身的“事件”和东亚历史的“事件”。中野重治通过重构中日历史建构起了跨国历史关系中的“共通主体”。

中野重治出生的福井县坂井市和 “藤野先生”的家あわら市毗邻

目前学界有一个相似的概念：“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55]。据日本学者代田智明介绍，“相互主体性”意味着主体是作为由复数的多样的他者创造的网络系统的交点而持续生成的，因而可以说“主体是由他者创造出来的”[56]。理论资源上受惠于胡塞尔、拉康和哈贝马斯的“相互主体性”预设了二元对立的结构，强调主体并非由自身而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来界定的。中野重治通过阅读鲁迅所建立起来的“共通主体”与此有本质的不同，它不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哪怕是并存关系，而强调一种与中国历史“非对立”“非他者”的“同一”共生关系，展现的是中日间相互重叠与包含的历史关系以及这种历史关系中的主体。站在鲁迅逝世的当下，中野重治投向中日两国未来的视线里所包含的正是十年前鲁迅站在“三·一八惨案”的瞬间向那之后的十年投射的目光。1937年中野重治作为一个日本人的个体生命中所贯穿的正是甲午以来鲁迅和中国的历史，日本正是通过中国的过去才到达了1936年“二·二六”兵变的“当下”。中野重治并非仅仅站在日本或中国的视角，而是站在这两者之间，站在两者共同、共生的历史空间内，摸索着两者未来的方向。

在致萧军的信中，中野重治说道：“日本人阅读新闻报道的方法进步了。对于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成立，也有人这样写道‘中国的文学运动通常都是民众运动的先驱，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意味，正因为如此也有很大的危险性’。至于说对谁有危险性，这种事情也渐渐地被人所理解。”[57]如果从中日间“共通主体”的角度来看，这既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威胁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这时，中野重治所发现的“事件”——中国的“三·一八惨案”、鲁迅逝世与日本的“二·二六”兵变——已经不再是一国的国别“事件”了，而是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事件”。中日各自历史的“事件”只有在一个超越自身的、更大范围内才能被理解。改变一国现状的途径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各自的历史、而只能在超越自身的、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中得到解决。在中野重治看来，即便是“个人的事情”，也只有通过中日间“共通主体”的协作行动才能解决。只有当“个人形式转变为大众形式时”, 也即中野重治和萧军的公开信在《文艺》上公开发表时，原本在日本会被开启后投递，或者索性丢失的信件才能通过公开发表而妥善完整地传递给对方[58]。也只有建立这种共同历史中的“共通主体”意识，才能克服文艺的局限性，“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待两国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各自国家的事情”，不让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一时性地遮蔽那些长时段、更重要的问题，借此避免不必要的小论争、集中精力关注眼前的关键问题[59]。即便两国开战在即，中野重治看到的依然是重建历史和中日间“共通主体”的可能，追求的是两国人民所期待的“共同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中野重治能够在鲁迅最后艰难的十年中看到不断尝试构建中日“共通主体”的历史。自“三·一八惨案”以来的十年是中国左翼文学遭受严重考验的时期，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组织全面溃败的时期。不过，中野重治却从中看到了鲁迅在黑暗历史中的“现实主义”态度。他说道，正是受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及生活在黑暗中，事实上已不断接近死亡却还一直在“与黑暗捣乱”的鲁迅形象激励了他政治性地思考，让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感动与鼓励[60]。因而，即便在中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溃败中，中野重治依然能够看到：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正是在这十年间得到了飞跃发展，两者作为文学运动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他写道，这十年也正是鲁迅的名字和作品开始介绍到日本的时期、是史沫特莱出现在日本读者视野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战旗》上曾刊登了对于中国作家禁言的抗议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于国民党虐杀中国作家而向世界发出的呼吁书。这一时期也是鲁迅为小林多喜二发表公开声明的时期[61]。

中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紧密合作的开端也正是从中野重治所看到的“事件”开始。鲁迅被消耗殆尽的十年不仅仅是鲁迅个体生命的十年，也不仅仅是中国革命日趋成熟的十年，更是中日之间构筑“共通主体”无限可能的十年，是东亚整体革命离可能越来越近的十年。从1926年开始，里村欣三、江马修、村山知义、久保荣、黑岛传治、藤森成吉、前田河广一郎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都不断地关注中国革命。1930年11月，国际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关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决议》，要求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文艺组织互相交流经验，互相支援，相互批判，加强组织联系[62]。由此展开的正是中日无产阶级文学努力构建“共通主体”的十年历史。

1937年的中野重治一定是在日本愈演愈烈的侵略路线、在与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被消耗殆尽的鲁迅、受到蒋介石围剿却依然顽强生存的红军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中再一次受到了莫大的心灵震撼与激励。怀着这份经验上的感动，对于在信中诉说审查之苦、出版与生计之难的萧军，中野重治大约是怀着一种必须要好好回信，一定要对苦难中的中国左翼作家有所鼓励的迫切心情，激动地写下了“我反复读了你的来信，感到不能不回信、无论如何都想要给你回信”“我迫切地想要花数小时写这封回信”“这可能会是一封让你不甚满意的回信，不过请你耐心读一下”“只止一次，请你务必忍耐一下”这样的话[63]。由于这一份心意，中野重治告诉萧军“日本的民众在追求正确的事物”，他们“自身也在培养这种探求能力”[64]，“民众和其对立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并非仅仅变尖锐了，而是正在急速地发生变化”[65]。中野重治说这番话时，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现状并不容乐观。不久中野重治自身也被完全禁言了。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反观，中野重治在1937年6月致萧军的这封信中所传达的心情以及中日两国文学关系中“个人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中野重治和萧军在《往复书简》里之所以呼吁“今后中日两国在文学创作和评论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系统的介绍”，就是为了有利于“两国人民所追求的共同东西”，体现的无疑是对创造共同历史与中日间“共通主体”的期望。

中野重治在给萧军的信中及其后的鲁迅论中反复提到了“藤野先生”。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写了在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的“我”却在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发现”了对于中国学生诲人不倦的藤野先生。或许真如竹内好所说，鲁迅的个人经验不真实，不是文学叙述对应的真实细节。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关键在于，鲁迅基于自身经验，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之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用“意识”重新刻画了经验。就像“我”将“藤野先生”板书上下臂的血管移动了一点点位置一样，鲁迅将“藤野先生”这一经验组织进了中日共同的历史并用文学创造了那样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中野重治在1937年发现了鲁迅，开始了一连串的鲁迅论，并心心念念着“藤野先生”，给萧军写了公开信，在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历史时刻里，在萧军和中国作家心中树立起一个日本左翼作家的具体形象；他告诉萧军，虽然和中国一样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也都面临着生活和生计的不安，但是日本的民众在追求正确的事物，同时自身也在培养这种探求能力。如果考虑到日本当时的现实，这样的话语无疑是文学性的，日本作家中野重治是在用这种方式接近鲁迅。

“藤野严九郎与鲁迅”像

藤野严九郎纪念馆前的“藤野严九郎与鲁迅”像

结语

在鲁迅与鹿地亘等作家共同努力下，日本《文艺》杂志上刊登的“中国杰作小说”和《往复书简》体现的正是1936年、1937年后中日进步作家面对历史困境的最大的决心与勇气，是他们企图在中日冲突越来越激烈时、以公开的形式来构筑超越“个人的事情”的“共通主体”的努力。以中野重治致萧军的公开信为开端的《往复书简》虽然因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而中断，但是，正如鲁迅和中野重治所预见的那样，“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中日左翼作家实质性的接触已经受到了十年来双方苦难历史的浇灌，由此发芽。中野重治、《文艺》编辑高杉一郎在内的日本作家战后所开展的一系列中日友好交流活动正由此出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往复书简》自身也是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中一个富有启示性的“事件”。

▲ 1957年中野重治作为第二届日本文学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中国并出版《中国之旅》

▼ 茅盾和山本健吉代表中日作家签订了《共同声明》，后排中间为中野重治

不过，中野重治的鲁迅论也好，中日左翼作家双方参与的“中国杰作小说”与《往复书简》也好，都没有在历史中得到持续的发展。中日之间的鲁迅研究总的来说经历了一条从“学习中国”到“探求共通的课题”的线索：在经历了战后日本人的自我批评和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成功的惊叹、70年代冷静观察中国的阶段、中国知识分子70年代后的反思以及战后民主主义孕育的日本一代知识分子的反省后，90年代以后“两国的知识分子转换到了一个共同拥有亚洲近代思想课题的时代”[66]。只是，在90年代以后“共同课题”的鲁迅研究里。“共同课题”虽然名为“共同”，却对中日共同历史与“共通主体”的记忆相对淡薄，要么日本是不同于曾经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另一个自由民主的他者，要么中国是日本得以反思现代性的他者。当鲁迅作为一种“他者”时，鲁迅被“抽象化”而脱离其自身的意义与历史，从而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反思和对举的对立面，中日共同的现代历史进程也被割裂，各自局限于一个被构想的“意识形态终结”的“自我”之内。这样的鲁迅论与其说是一种开放的鲁迅论，不如说是一种以拒绝姿态出现的封闭的鲁迅论，它拒绝进入鲁迅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而只愿意停留在一个抽象、意识、想象甚至是符号层面的“鲁迅”。也正因为如此，中野重治所强调的一个与具体政治经验相关、具有政治意识和实践力量的鲁迅在今日才更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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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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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藤井省三:《鲁迅在日文世界》，收《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第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

［2］［32］［33］［40］［49］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第336页，第335页，第334页，第341页，第62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3］朱幸纯: 《日本文学者的鲁迅阅读空间——中野重治〈鲁迅〉编译后记》，《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7期。

［4］大江健三郎:《参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收大江健三郎:《燃烧的绿树》，许金龙译，第3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最近一个例外是朱幸纯翻译的中野重治的鲁迅论及撰写的相关文章，翻译刊登在《鲁迅研究月刊》2015 年第7 期上。另有《“第一义”道路上的日本文学家——论中野重治及其鲁迅观》，《外国文学评论》2016 年第1 期；《“何谓阅读鲁迅?”——中野重治〈一个秋夜〉研究》，《文学评论》2017 年第3 期。

［6］［7］［66］伊藤虎丸：《鲁迅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第387页，第388页，第375 页，三联书店2008 年版。

［8］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立途径为讨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

［9］董炳月：《竹内好的“现代”话语——从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讲起》，《文艺研究》2017年第8期。

［10］在策划《往复书简》的同时，《文艺》的编辑高杉一郎于1937年5月亲自在《文艺》上翻译了托马斯·曼与伯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往复信件。这或许是《中日文学者往复书简》采用公开信这一形式的灵感来源。太田哲男：《若き高杉一郎: 改造社の時代》，第105—108页，東京未來社，2008年。

［11］为萧军翻译并周旋此次《往复书简》的正是从流亡在上海并担任改造社《大鲁迅全集》翻译的日本作家鹿地亘。

［12］萧军：《致中野重治》，参见《萧军全集》第17卷，第214—121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13］［37］［50］［54］［57］［58］［59］［63］［64］［65］中野重治：《蕭軍へ》，《中野重治全集》第11卷，第93—101页，第100页，第93页，第93页，第100页，第94页，第95页，第93页，第97页，第95页。

［14］竹内栄美子：《批評精神のかたち：中野重治·武田泰淳》，第148页，東京: イー·ディー·アイ，2005年。

［15］［16］［17］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第44页，第43页，第43页，金城出版社2011 年版。

［18］中野重治于1934年5月26日转向出狱。松下裕：《評伝中野重治》，第148页，東京筑摩書房，1998年。

［19］［27］中野重治：《魯迅について》，收《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第635页，第634页。

［20］有研究推测，中野重治最早是从竹内好1948年所写的《鲁迅与文学》中才第一次得知此事。竹内栄美子：《批評精神のかたち：中野重治·武田泰淳》，第143页。

［21］《解题》，《中野重治全集》第11卷，第452页。收入《愉快的杂谈》单行本时才改动了题目，全集也延续这一改动。

［22］中野重治：《批評家と作家とのあいだのギャプということ》，《中野重治全集》第11卷，第484页。

［23］中野重治：《魯迅伝》，《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第627页。

［24］［25］林淑美：《批評の人間性中野重治》，第119页，第118页，東京平凡社，2010年。

［26］［61］中野重治：《二つにわかれた支那その他》，《中野重治全集》第11卷，第11页，第13—14页。

［28］熊鹰：《“中国题材”的政治——中日左翼文学交流中的〈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29］片山潜：《告中国工人和劳动人民书》，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5卷，第2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30］阿兰·巴迪欧：《第二哲学宣言》，蓝江译，第13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1］中野重治自己说已经不记得何时开始阅读鲁迅。中野重治：《ある側面》，《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第643页。

［34］见改造社《大鲁迅全集》第三卷封底的发行日期。竹内栄美子：《戦後日本、中野重治という良心》，第195页，東京平凡社，2009年。

［35］竹内好：《魯迅の死について》，收《竹内好全集》第1卷，第184页，1980年。

［36］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15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8］高杉一郎：《大地の娘》，第4页，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

［39］竹内好：《魯迅》，《竹内好全集》，第1卷，第61页。

［41］［44］［51］［52］中野重治：《鲁迅研究杂感》，《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第673页，第673页，第672页，第673页。

［42］柄谷行人：《近代日本の批評》昭和篇上，第29页，東京講談社，1997年。

［43］王中忱:《遍体鳞伤的经验与血肉丰满的思想——重读作为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中野重治》，《世界文学》2017年第1期。

［45］［60］中野重治：《ある側面》，《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第653页，第653页。

［46］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47］山本实彦，《支那》，第97页，東京改造社，1936年。

［48］中野重治很可能正是通过《改造》的“中国杰作小说”而了解到了萧军和中国现代文学，而萧军可能也是因此而受到《文艺》编辑的关注。

［53］中野重治：《魯迅先生の日に》，《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第629页。

［55］由高远东在其2003年的论文《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期）中提出。相似的概念还有“主体间性”或“间主体性”。

［56］代田智明:《全球化·鲁迅·相互主体性》，《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62］《芸術大衆化に関する決議》，收《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資料集年表》，第97页，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8年。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第60-68页，载于公众号“文艺评论”，感谢公众号授权海螺社区转载。图片来源于原公号。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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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