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重拓丨试论鲁迅对“转向”的看法——以日本友人访谈录中的相关记载为主

文/仓重拓

清华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转向”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末期出现的思想现象，即左翼分子转向右翼分子的思想转变。鲁迅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转向”情况相当关注，而且在与日本友人谈话中也常用“转向”一词来描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脱离者，同时对于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间的差异也有深刻的理解。可以说，在东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范畴中讨论“转向”问题时，不可忽视的是一直关注该问题的“鲁迅之眼”。本文主要分析讨论鲁迅的日本友人于1936年先后发表的两篇访谈录，即原胜《紧邻鲁迅先生》与鹿地亘《跟鲁迅谈话》，并将这些文章中鲁迅对“转向”的论述与同时代的相关文献进行对比分析，试图窥探鲁迅对“转向”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鲁迅；转向；日本；左翼文学；鹿地亘

“转向”（tenkō）一词是日本现代政治、思想和文学史上重要的用语之一，即在反动政权的压迫之下，左翼分子放弃其思想立场，甚至转向右翼分子的转变。这个概念由日本司法当局作为怀柔手段创造出来，原来指让马克思主义者等革命活动家放弃共产主义信念以及革命活动的消极行为，但后来变成促使“转向者”积极地服从于日本“国体”的政治概念。日本的“转向”主要以日本国内最大的反帝国主义势力日本共产党及其干部的挫折为契机出现，并以1933年日共领导佐野学和锅山贞亲狱中联名发表的《告共同被告同志书》"[1]为标志性事件而广为人知。

随着日本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接连不断地离开反帝国主义革命战线，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受到了“转向”的影响，由此产生了“转向作家”以及“转向文学”等新的文学范畴。而当时的中国报刊也积极地关注了日本的这一动向，比如天津的《国闻周报》在事情发生不久即翻译并登载了《告共同被告同志书》全文，并给中国读者介绍日本“转向”的相关情况。[2]虽然在当时的中国报刊中可以找到关于日本“转向”问题的文章，但这些报道或评论的立场偏于反对与批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阵营中曾经有一个人，不仅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的“转向”情况相当关注，并且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的类似情况一向抱有危机感，这个人就是鲁迅。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与日本的缘分较深，据学者考证，与鲁迅交往过的日本友人有160人之多[3]，后人从中日交流史的角度出发研究鲁迅与日本关系的文章亦不少见。不过，由于鲁迅与日本友人之间的交往处于日本干涉和加紧侵略中国的大环境中，中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冲突和危机，因而他们的交往刻着深深的时代烙印。鲁迅从留日时期起一直关注和忧虑日本的崛起，尤其是日益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义思潮，因而与鲁迅交往的日本友人中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左翼人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晚年的鲁迅成为至交的日本左翼文学家鹿地亘也曾惊讶地说：“鲁迅对我们日本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了如指掌，其了解程度差不多跟我们一样，甚至微不足道的消息都知道。”[4]不过遗憾的是，虽然从鲁迅的杂文、书信和日记中可以找到许多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的名字，但至今为止“从‘文学通史’的角度系统、立体的去全方位论述鲁迅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论文，其实并不多见”[5]。笔者认为鲁迅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深刻理解，而且在于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本身的锐利观察、建设性批评以及与之相应的“忠诚”'[6]。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后简称“左联”）成立之际，鲁迅在许多左翼青年文学家之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开言谈到：“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7]在“左联”成立的伟大日子，鲁迅特意提醒左翼文艺青年提防成为右翼作家。实际上，鲁迅在杂文中反复提及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家的叛变，但他较少用“转向”一词来批判他们，因此鲁迅研究者也容易忽略鲁迅所关注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转向”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较少的一些文献中窥见鲁迅针对“转向”的一些看法，而且笔者认为在探讨“转向”问题时，一直关注中日两国无产阶级运动及其盛衰的“鲁迅之眼”是不容忽视的。

探讨鲁迅对“转向”的看法时，一部分鲁迅研究者已然关注到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萧红写的书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因为这篇书简不仅提到日本左翼文人的“转向”情况，并且对中国的类似情况也有评论。现摘抄其关键部分如下：

中野重治的作品，除那一本外，中国没有。他也转向了，日本一切左翼作家，现在没有转向的，只剩了两个（藏原与宫本）。我看你们一定会吃惊，以为他们真不如中国左翼的坚硬。不过事情是要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他们是德国式的，精密，周到，中国倘一仿用，那就又是一个情形了。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8]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手稿本)》

鲁迅在前一段中首先提到了著名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中野重治的“转向”问题，之后谈到除了狱中的日本共产党干部藏原惟人和宫本显治[9]之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都“转向”了，并提到日本政府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的压制政策。而在后一段中讲述了左联成员姚蓬子的“变化”，同时批判左翼兴盛时立刻左倾、压迫加重就即刻变化的所谓“文学家”，最后指出“受不住，又即刻变化”这种思想转变态度在中国也较为严重。在这段话中鲁迅分别讨论了中野重治（日本）的“转向”和姚蓬子（中国）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了鲁迅密切关注着当时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出现的这种倾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转变的犀利洞见。

刘柏青在《鲁迅与日本文学》第七章“鲁迅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讨论了这份书简的核心问题，并对其前一段内容评论说：“鲁迅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日本作家不如中国作家坚强，而是所受的压迫太厉害。易地而处，恐怕中国作家不如日本作家也说不定”[10]。虽然他没有分析鲁迅论中国问题的后一段话，但同时引用了鲁迅1934年12月10日《致萧军、萧红信》的一段话[11]，并进一步探讨了鲁迅这句话的含义，概括如下：

这议论对于中国的左翼文艺队伍来说，是深刻的；对于日本的左翼文艺队伍，又何尝不是切中要害呢！固然，鲁迅没有对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说过更多的话；但他针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发出的诤言，其实对于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左翼作家，也不失为一种金石良言。鲁迅可算是日本左翼作家的一位诤友。[12]

诚如刘柏青指出，鲁迅为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出的“诤言”难能可贵。而这封信里被鲁迅提及的中野重治很早就开始关注鲁迅及其作品，因此他读到鲁迅这封信时未免心生难过。中野重治在战后发表的《关于鲁迅》一文中写到“一想到鲁迅，就变得说不出来”[13]，但同时表示“即使有因为我难以下笔写鲁迅而窃喜的人，那我还是应该写的”[14]。虽然中野重治公开谈及鲁迅的这段话以及自己的心情值得尊敬，但如果考量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是否虚心接纳鲁迅的“诤言”这一点，从其对自身“转向”经验较为模糊的态度来看，难免会让人感到有些失望。

除了上述书简外，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也曾用过“转向”一词，并将穆木天称作“转向者”[15]，但对此含义未有详细论述。为了进一步考察鲁迅对“转向”问题的看法，笔者在众多鲁迅研究资料中发掘出两篇较为有价值的资料，即鲁迅的两位日本友人于1936年发表的访谈录，它们是原胜的《紧邻鲁迅先生》与鹿地亘的《跟鲁迅谈话》。这两篇日文资料早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并收录于鲁迅研究资料，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些中文版资料并不完整，缺少关于“转向”问题的关键部分，因此需要细心查阅这些日文原文资料。在考察了这两篇文献的相关版本之后，笔者在下文针对这两篇文献中关于鲁迅“转向”观的叙述加以分析，将其中的鲁迅话语与同时代的相关文献进行对比，并试图窥探鲁迅对“转向”问题的看法。

1982年7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的《鲁迅与浅野要》一文的复印件

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鹿地亘（1903—1982）

一  原胜的《紧邻鲁迅先生》

1936年1月9日的《鲁迅日记》中有这样一句：“晴。下午浅野君来，为之写字一幅” [16]。这里写的“浅野君”就是浅野要（1908-1992），笔名为原胜。他190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在旧制松山高中学习期间参加左翼运动而中途退学，之后从事中国政治经济研究，曾任日本改造社驻中国的特派员，在上海时期正巧住在施高塔路大陆新村八号，与鲁迅成了一墙之隔的近邻。[17]本文中将浅野要称作原胜，但他和同时代的日本农林学者原胜（1895-1981）是两个不同的人物，这是要引起注意的。周国伟在《睦邻友好的情谊：鲁迅与浅野要》一文中对鲁迅与原胜的关系作如下评价：“鲁迅与浅野要的交往，始于1935年，次数在6次以上。他们交谈的内容较广；浅野要对鲁迅也比较了解。”[18]原胜离开上海之前访问鲁迅，后来在1936年4月《日本评论》第11卷第4期上发表了记载和鲁迅谈话内容的《一軒隣の鲁迅先生》（同年3月5日脱稿）。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本改名为《隔壁的鲁迅先生》，并于同年11月3日和11月10日分两次发表在《香港工商日报》上，译著署名为“苗秀”。原胜的这篇文章之所以相当重要并值得分析，是因为其中不仅包含了鲁迅对中日两国“转向者”的论述，而且在该文章中日版本的编辑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

《日本评论》杂志十一卷四号（1936年4月）上刊登的原胜（浅野要）的《紧邻鲁迅先生》文章的扫描件

《鲁迅与日本友人》作者是周国伟

根据笔者的考察，原胜的这篇文章至少有四种版本：一是《日本评论》的日文第一版本；二是苗秀于1936年翻译的题为《隔壁的鲁迅先生》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三是收录于1937年出版的原胜著的《支那の性格》（东京：泰山房）的日文第二个版本；四是陆晓燕于1983年翻译的题为《紧邻鲁迅先生》的第二个中文译本。虽然这四种版本的内容大概一致，但不知为何其第五小节的标题和内容中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版本是最完整的版本，而日文的第二个版本中，第五小节的标题和内容都被删掉了。

另外，其小标题也有一些变化，日文第一版本的小标题为“翻訳と支那の新進作家、そして日支の転向者・林房雄・田漢”；而中文第一个译本的小标题则为“翻译·新作家·中日的变节者”，即把原文的“转向者”翻译成了“变节者”；而日文第二版本里第五小节的标题和全部内容都被删掉，但其他小节并没有出现变化；中文第二个译本的小标题为“翻译和中国新兴的作家、以及日中的转向者林房雄……”，田汉的名字从小标题中消失了。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版本间最大的变化是第五小节的删减。而出现重要变化的第五小节究竟谈到了什么内容呢？实际上该小节涉及了鲁迅和原胜对于“转向”问题的谈话。在这一节中，鲁迅提及中国新兴作家的缺点时做了如下陈述：

不过，中国的新兴作家之所以处于这样的状态，是因为不仅他们优秀的指导者既进步又革命，所以在南京反动政权白色恐怖之下被捕、入狱，甚至被枪杀，而且从反动政权镇压下费力逃脱出来的“转向者”把优秀指导者留下来的“文坛苗床”搅乱了。我想这至少是中国文坛不振的原因之一吧。[19]

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坛之所以不振，是因为从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下逃出来的“转向者”扰乱了优秀的指导者所留下的“文坛苗床”。他对立地看待优秀的“指导者”和“转向者”。在这之后，原胜询问鲁迅“中国转向者们是些什么情况”，鲁迅对此作了如下回答：

中国的转向者实在是不守节操的。他们一旦转向并出狱，立刻就靠骂倒以前的同志过生活。这些转向者，肯定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义。更可恶的是，他们本来对自己的主张也没有良心，自我陶醉于思想和主义并犯了自以为是的毛病吧。所以一旦被抓，便立刻声明转向，甚至出卖同志，为政府效劳。田汉就是那样的。他说话甚多，且工作也多。最近也为了拍个政府的御用宣传电影去视察长江的水灾。[20]

这里鲁迅是在怀疑这些“转向者”原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义。即这些文学家由于缺少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或者心理准备，虽然名义上可以参与“左联”等无产阶级文学团体，然而从头至尾未能成为一位无产阶级文学家。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两种中文译本中鲁迅关于田汉的发言都被删去了。这一段话在中文第一个译本中写着：“中国的变节者真毫无节操了。他们转变后即以骂从前的同志为生活。这些变节者最初就既无思想又无主义。最坏的却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主张也没有良心。×××××，×××××，××××××××，×××××××××××××××××××××××××××××××”[21]；第二个中文译本中写着：“中国的转向者，实在是不守节操。他们一旦转向，立刻就靠骂倒以前的同志过生活。这些转向者，肯定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义，更可恶的是，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主张也黑了良心，他们对于思想和主义，都是独善其身的，一遇压迫，便立刻声明转向，甚至出卖同志，为政府效劳。……”[22]。

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里鲁迅主要批判的对象是田汉，但这些话语也需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及鲁迅的独特视角中加以分析，避免断章取义的理解。其实，田汉于1935年8月获释出狱之后，在南京演出过他所编的《回春之曲》与《洪水》等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田汉背叛“左联”向南京政府投降。考虑到田汉等所谓“四条汉子”在“文革”时期的遭遇，我们需要谨慎考量鲁迅在这里的每一句话的重要性及影响力，因此这篇文献中涉及田汉的部分也需要慎重看待。

《回春之曲》剧照

笔者猜测中文版《紧邻鲁迅先生》的两个版本中之所以避而不谈鲁迅对田汉的批评，或许跟上述原因相关。而鲁迅的意图与其说是批判田汉的“叛变”行为，不如说是对一些左翼文人积极与南京政府合作的行为表达不满，鲁迅的这种态度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也很明显。所以鲁迅对原胜讲的这些话也许仅仅是他对田汉等左翼文人这种不经意行为的一种反感，并不代表坐实田汉的“叛变”行为，并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批判。鲁迅于1936年8月初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对“在南京大演其戏”[23]的田汉进行的批判也是如此。刘平在其田汉评传中对鲁迅的这一句话做了如下评论，其意图在于为田汉辩护，但同时对鲁迅的话语也表示一定的理解：

在这里，鲁迅把田汉在南京演戏一事与穆木天的“自首”行为混为一谈，显然是片面的。而且，当他第一次对夏衍讲了对田汉在南京演戏的意见时，田汉接受夏衍、周扬的意见已经停止了演戏。事过几个月以后，他又把此事重新提出，这是与田汉演戏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的。因为田汉在南京并没有演坏戏，全是宣传抗战的戏。当然，鲁迅这样说，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分不开的。[24]

最后，鲁迅在原胜《紧邻鲁迅先生》中谈到了日本“转向者”的问题，其中下述关于林房雄和田汉的内容在第一个中文本和第二个中译本中都未有记载，下面摘录鲁迅对日本“转向”问题的一些看法：

“日本也有这样的转向者。”

我话音刚落，先生立刻就说：

“林房雄，是啊，林房雄是中国的田汉。他也转向了，说话甚多。捏造似乎很有道理的理由还说得甚多。最近大谈罗曼主义了。但从整体上讲，日本的转向者保持着沉默，什么也不说。我想，这是个真实。

像现在这样，互不两立的思想和主义的存在被压迫时，抱有互不两立的思想和主义也不斗争的人，除了沉默，是没有其他出路的”。

鲁迅先生如此结束了这段话，我想它也表明了现在他的态度本身吧。[25]

这里也可以看到中文版的一些变化：其第一个中译本中“田汉”两字被删掉；第二个中译文中关于林房雄和田汉的部分全部被删掉。值得关注的是，鲁迅似乎对于“转向”之后保持沉默的文学家较为宽容，反而对“转向”之后也“说话甚多”的文学家感到厌烦。林房雄曾经是著名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他的不少著作在当时被翻译成中文。不过，他后来以日本典型的“转向者”而闻名，当时刚刚出狱的日本“转向者”中不少人受到他的诸多照顾，同林房雄一起摸索“转向”之后的生活。

林房雄在1936年1月发表的《日本文学中的今日问题：关于鲁迅的工作》中将鲁迅精神视为“忧国志士的精神”，高度评价鲁迅的文学以及工作[26]。当然，日本鲁迅研究者后来批判过林房雄这里将鲁迅的“忧国”精神用于自我合理化[27]，但我们不能低估鲁迅的人格以及作品对林房雄的影响。对林房雄来说，鲁迅对他的这种批评应该是很难接受的。值得关注的是，中野重治在1937年1月《作家俱乐部》上发表的短文《鲁迅二题》中，针对原胜《紧邻鲁迅先生》中关于林房雄的论述提出来了疑问，并对此发表自己的观点说：

鲁迅生前，日本的原胜氏在谈到他的文章中，写到鲁迅曾说过林房雄的坏话，因此还牵涉到我。但鲁迅知道这件事后(原胜氏所写之事)，似乎说过这绝非事实，如果因此给林房雄带来麻烦之类，自己可以在《文学评论》上说明。虽然这是在鲁迅还活着的时候听说的事，而且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还是想顺便在这里提一提。为慎重起见我要补充说明，并非由于逝者不能言语了，所以我才写这种事情的。不管我是怎样一个人，了解鲁迅者，都知道他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但为慎重起见还是附带说明一下。[28]

虽然无法考证《紧邻鲁迅先生》中的鲁迅对林房雄的批评如何“还牵涉到”中野重治，但这里可以看到中野重治为替林房雄辩护而质疑原胜及其文章的线索。根据中野重治的主张，他听说过鲁迅担心因为原胜所写之事给林房雄带来麻烦，所以愿意在当时的日本左倾文艺期刊《文学评论》上说明他从来没有说过林房雄的坏话。虽然中野重治没有指明鲁迅这句话的来源，但这里他所暗示的人可能是当时在上海的中野旧友鹿地亘。虽然难以考证中野重治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据我所知，鹿地亘所写的鲁迅回忆录中找不到与此相关的内容。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中野重治的主张与原胜《紧邻鲁迅先生》内容之间的矛盾呢？探究这一问题，可以参考鲁迅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一份书简。魯迅在1936年2月3日《致增田涉》信中曾经讲到：

森山先生的文章读过。林先生的文章终未读到，到杂志部找，似已卖完。敝国的田汉君，我以为颇似这位先生。田君被捕，已获保释，现正为南京政府（当然同时也为艺术）大肆活动，尽管如此，却还说正义和真理随时都附在他田君身上，可以觉得有点问题了。[29]

这段话不仅表达出鲁迅对田汉的批判，而且从这句话中也不难窥见鲁迅对“颇似”田汉的林房雄的评价，也可以看出鲁迅的这段话与原胜《紧邻鲁迅先生》中提及的“林房雄是中国的田汉”是相一致的。虽然鲁迅在这份书简中没有直接批判林房雄，但是通过与田汉的对比可以间接地感受到鲁迅对林房雄的看法。所以，像当时的中野重治那样以鲁迅名义断然否定原胜所记载的鲁迅对林房雄的批判，这种做法似也难以让人接受，因为这么做也许会抹去鲁迅为林房雄等日本“转向者”留下的诤言。另外，倘若原胜在这篇访谈录中捏造鲁迅之发言，鲁迅应该会像对其他日本文学家表现出不满那样对其表达出自己的气愤，但我们至今未在众多的鲁迅相关文献中找到这种记述。但无论如此，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有待进一步研究。虽然一些日本学者十分重视鲁迅和中野重治之间的关系[30]，不过这个问题似乎至今没有受到充分关注。笔者认为，为了进一步探讨中野重治的这些论述及其含义，需要通过当时的文献或者回忆录对日本左翼文人“转向”之后如何处世的问题深入探讨。

总之，要讨论鲁迅对“转向”的看法，原胜的《紧邻鲁迅先生》是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原胜始终是一位鲁迅以及中国人民的朋友。1936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中有一句：“浅野君来，不见，留赠《转换期支那》一本而去”[31]，虽然原胜未能见到鲁迅，但鲁迅给他留下了自己翻译的路易斯·安妮·斯特朗著《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日文译本[32]，其中可以看到原胜与鲁迅之间的情谊。不过，原胜在鲁迅逝世之后丧失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原有的批判性，担任“日本青年外交协会”的干事长，为日本帝国外交政策及其普及效劳，二战之后也组织保守政治团体“新国民外交调查会”。在某种意义上，原胜本人就是容易转变的典型的日本知识分子，因此他所留下的鲁迅之诤言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也不应该按照原胜后来的发展而否定这篇文献的价值，尽量将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情放在当时有限的历史条件下考虑，并对此加以分析讨论。

二  鹿地亘的《跟鲁迅谈话》

鲁迅的日本“老朋友”[33]内山完造在增田涉著《鲁迅的印象·跋》中陈述：“总之，在几个月的期间，直接受鲁迅先生之教的人，据我所知在日本人当中只有增田先生与鹿地先生。”[34]内山完造说的鹿地先生就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鹿地亘，本名为瀬口贡，1903年出生于日本国大分县，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科就学后，和中野重治等举办“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并投身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担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最后总书记。1934年被捕下狱，1935年秋由“法庭转向”[35]获保释之后，翌年1月秘密来到上海，与晚年的鲁迅成为至交，八·一三事变之后辗转各地从事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宣传运动。返回日本之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和翻译，但1951年11月被驻日美军情报机关绑架，以所谓“鹿地事件”的当事人而闻名于世。

增田涉（音ますだ わたる1903年10月12日－1977年3月10日）

鹿地亘（1903-1982）

有趣的是，直接受到鲁迅熏陶的这两位日本人都出生于1903年，而且其名字的日语读音均为“瓦塔路”，但这两位鲁迅的日本徒弟在鲁迅研究中被赋予的评价却大相径庭，鲁迅和增田涉的关系一向非常受关注，而鲁迅和鹿地亘的关系却长期被遗忘[36]。笔者之所以关注鲁迅与鹿地亘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与“转向”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亲自解散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最后一任总书记与当时解散不久的左联“领袖”之间谈到这样的话题，似乎也不以为奇。

虽然鹿地亘是狱中表示“转向”之后获保释的所谓“转向者”，但他与“转向”之后积极亦或消极地参与日本侵略战争的其他“转向者”有所不同，因为他成功地离开了日本来到中国，在受到鲁迅的影响之后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投身于抗日战争，彻底和帝国主义势力作斗争[37]。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鲁迅之后，鹿地亘在鲁迅和胡风的指导之下，开始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并将这些译作发表在《改造》等日本综合杂志上。鲁迅逝世之后，鹿地亘从事日本改造社版《大鲁迅全集》（共七卷、1937）的编译工作，负责其第二卷之《野草》、第三卷《随笔·杂感（一）》和第四卷《随笔·杂感（二）》的翻译，并撰写第七卷之鲁迅《传记》。鹿地亘生前除了发表许多鲁迅回忆录之外，还写过一部题为《鲁迅评传》[38]的专书。

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

要探讨鲁迅的“转向”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鹿地亘在1936年2月19日写成的《跟鲁迅谈话》[39]，其中主要介绍同年2月6日他和鲁迅初次谈话的内容。这一天的鲁迅日记写着“六日昙。午后得姚克信。得烈文信。夜寄丽尼信”[40]，其中没有关于鹿地亘的任何记载。那天在场的胡风将当时的情况描述如下:

有一天鲁迅先生对我说“鹿地亘到上海来了，说是想见一见，怎么样？”于是约定了时间而且在约定的时间见面了。地点是内山老板底住宅客室，同坐的还有鹿地君寄居的主人，新闻记者日高。他向鲁迅先生提了一些问题，显然地他底目的是想明瞭中国文坛和文学运动底状况，但谈话却似乎发展得很散漫，变成了随便的谈天。[41]

这里所说的日本记者是日高清磨瑳，他1906年生于日本宫崎市，1925年到上海并考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任《上海日报》《大陆新闻》《新申报》记者[42]。在刊登日文原本《跟鲁迅谈话》的1936年5月1日《文艺》杂志出版的同时，其中文译本更名为《鲁迅访问记》[43]，于同年4月27日、5月4日分两次发表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上，译者署名为“雪”。笔者认为，这位译者极有可能是同年4月底刚刚回到上海的冯雪峰，因为“雪”是他的常用笔名之一[44]，而且冯雪峰1926年开始从日文翻译文艺作品，其语言能力也不成问题。根据鹿地亘的记述，“冯雪峰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从延安潜入上海，访问鲁迅的时候”，鹿地亘从冯雪峰听过“颇有意思”的长征之故事[45]。据冯雪峰年谱，他于4月25日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访问鲁迅并“谈至深夜”[46]，不知道冯雪峰是否已获知，他在上海翻译成的稿子第二天就可发表于那时在北京影响力较大的报刊。假如鹿地亘《跟鲁迅谈话》的译者是冯雪峰，那么鹿地亘作、雪译的《中国访问记》，也可能是鲁迅和冯雪峰共同在场的一个产物，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另外，当时中日两国当局的审查制度及其标准也耐人寻味。虽然鹿地亘《跟鲁迅谈话》和其中文译本《鲁迅访问记》中有一些被删掉的部分，但被审查的内容由于两国制度上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通过结合其中日两种文本能够恢复其原状（即便如此，也还是有无法完全复原的部分），并得知两国审查当局所注意的词汇，下面摘抄鲁迅和鹿地亘的对话中与“转向”一词相关的内容：

我问鲁迅中国的作家们现在怎样，有些什么人在写着什么好的作品。

“谁也没有写什么。”

我一时呆住了，望着他，但不久就跟着他的笑而笑了。

“谁也没有写作，中国的作家不能写作，我也几乎没有写什么。”

“也是因为受了压迫么？”

“这也是一个原因，但还不止这一点。作家的生活，不断的受着威胁。动不动一点原因也没有就被捕去[47]。作家略想活动，政府就把他们带到………南京。…………………。[48]所以许多的人都转向了，一部分的人跑到乡间去，文学杂志被禁止发行，文学遭了灾厄了。”

“左联的活动停止了么？”

“虽有组织，但并无人，作家不能活动。”

我不禁想起日本作家同盟解散时的状况：组织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形骸，转向者日有所闻。一九三〇年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创设，其受难与苦斗的历史，也同样是随着国际的新文化之进展而生的现象，所以有些地方也与日本文坛的情况[49]相象。

“日本也是不断的有转向的人呢。”我说，“在日本的文学界，我们的一团，竟被称为转向派。”

“转向派！”鲁迅轻微的笑了。“但总在创作着罢？”

“是的，大家都在拼命的努力着。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虽然免不了社会的压制，但随着对于文学的理解之成熟，普罗文学之支配的地位，反似强固起来了呢。”

“啊，中国作家的转向，与日本作家的转向不同……在日本，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就叫作转向罢，所以作家虽然转向了，文学依然存在，但在中国就不能这样。所谓转向，是为南京政府[50]效力。”

“为南京政府[51]效力！”

“是的。为了国民党。[52]”

受强烈的精神打击，我一时无法说话，却接着说：[53]

“………慢慢的变成这样子。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就被释放，那是从前的事；现在却我们被要求改变文学的思想。不过，他们还没有要求我们变成……。[54]”

鲁迅失笑了起来。但马上恢复了认真的相貌，低声说：

“渐渐地变成这样子，渐渐地不能写作了。”

鹿地亘对日本“转向”的解释包括他自己的经验值得讨论，但更重要的是鲁迅对中日两国“转向”现象上差异的论述。这里鲁迅认为日本的“转向者”放弃政治活动就可以被政府当局宽恕，因此鹿地亘所说的“转向派”文学不受反动政权的政治之干涉，同时其去政治化的“文学”形式还能依然存在着。另一方面，中国的“转向”指为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效力，因此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家“转向”之后要被迫“积极”参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工作。除了上面引用的对话内容之外，《跟鲁迅谈话》中还包括围绕着“转向”问题，鲁迅对于田汉、穆木天和瞿秋白的评论。可以说，关于鲁迅对“转向”的看法，鹿地亘的《跟鲁迅谈话》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历史文献。

日本鲁迅研究者一向未有充分关注鹿地亘和鲁迅的关系，因此忽略了该文本，但丸山升并非如此。丸山升在《鲁迅与鹿地亘》[55]一文中介绍了鹿地亘《跟鲁迅谈话》的主要内容，并将其中关于“转向”的部分概括如下：

这个时期围绕着“转向”的情况在中国也相当复杂，真假混杂的流言四起，因此增加了左联内部的不信任。无论穆木天还是田汉，现在已有相关人士的各种认识，但为了彻底讨论这些问题，需要另寻机会。[56]

令人费解的是，丸山升虽然在其“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中反复提到“转向”问题及其重要性，但对此一向抱有消极的态度，关于“转向”在东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位置未有进一步的讨论[57]。与此不同，以“佐尔格事件”当事人而闻名的尾崎秀实之弟尾崎秀树在和针生一郎的会谈《一九三〇年代的政治与文学》中却对鹿地亘《跟鲁迅谈话》的上述内容作出了锐利的批评：

中国的转向也是转向，但它只有死亡或叛变的两种选择。不过在日本的情况是，在承认天皇制的前提之下，放弃政治活动的转向就可以被接受。所以，在日本开始出现了以政治家转向文学家形式的抵抗线。在中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这应该是一种荒谬的念头。[58]

尾崎秀实

尾崎秀树

诚如尾崎秀树所说，对于鲁迅等从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战士来说，日本“转向者”的“以政治家转向文学家形式的抵抗线”这种想法看来是过于天真的。实际上，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也不断出现了所谓“转向者”，但这些人也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为南京政府效力”，和日本左翼文学家不同，那时他们的大部分没有通过去政治化把文学当作“为艺术而艺术”的选择。如上所述，鲁迅句句切中要害，指出了这些关键的问题。那么，鹿地亘和鲁迅对话时，到底理解多少东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转向”问题及其复杂性呢？正如尾崎秀树所说，鹿地亘似乎缺少彻底思考“转向”问题本身的态度，和鲁迅对比，这两位中日无产阶级文学家之间的差异很明显。

实际上，笔者认为鹿地亘《跟鲁迅谈话》的最大贡献在于记录鲁迅对瞿秋白和《多余的话》[59]的评语。由于其中文译本《鲁迅访问记》未有记载关于瞿秋白的内容，为了参考，笔者将《跟鲁迅谈话》中与此相关的内容翻译如下：

从穆木天的事情谈起，话题转移到国民党捏造左翼领导们的文章而把它作为逆向宣传材料的方法。政府的报纸刊载了据说是被捕的瞿秋白被处死之前所写的文章。日高君也读了这篇文章。

“他说现在看起来人生是一场梦。……并且，最后写着很想再读一读鲁迅的阿Q正传和矛盾[60]的什么，还说中国的豆腐是在世界最好吃的。”

“瞿秋白绝不会说这种话。”

鲁迅如此明确地否定。确实，那句话的又空疏又虚无的措辞并非……的说法。鲁迅再强调：

“这绝不是瞿秋白的话。而且，至于中国豆腐什么的简直是枯燥的模仿。清代有一个名为金圣叹的男子在狱中手记中有这样一句……这个味道舍不得。国民党没学问的东西应该把它改作了吧。” [61]

在考虑瞿秋白的“转向”问题之际，鹿地亘《跟鲁迅谈话》中的这一句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丸山升的论述，鹿地亘和日高清磨差应该根本不知道金圣叹的故事，因此这句话由鲁迅本人说出来的可能性较高。虽然丸山升认为某种意义上“这种话真像鲁迅的为人”，但不同于鲁迅，他从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以为瞿秋白写下留传的《多余的话》是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成熟”的行为[62]。在我看来，虽然丸山升作为战后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对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实践的批判性思考的代表，读起来不无道理，但以“文化大革命”及其教训来重新评论在国民党政权的镇压之下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做法，难免令人感到牵强附会。笔者认为，虽然难以摆脱当代的意识形态及其转变的影响，但从当时的文本及其“话语”本身来探讨历史及其复杂性才是最佳方法。笔者在这里暂不讨论鲁迅这句话的是非，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转向”问题时，有必要彻底弄清楚瞿秋白是否“转向”了的问题，因此从以国民党报刊为主的同时代文献分析角度，《多余的话》及其可靠性值得进一步讨论。

三  “竹内鲁迅”与“转向”研究

在思考鲁迅的“转向”观时，应该说几乎所有学者都难以回避竹内好的“回心”与“转向”之说。竹内好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鲁迅研究权威，他于1943年撰写、翌年出版的《鲁迅》至今仍然是鲁迅研究的经典之作。日本战败之后，作为日军士兵从中国大陆回国的竹内好于1948年4月写成了一篇题为《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的著名文章，其中提出了一直被争论的中国“回心”和日本“转向”之说。竹内好将日本的“转向”文化和中国的“回心”文化对立起来，并对此解释如下：

表面上看来，回心与转向相似，然而其方向是相反的。如果说转向是向外运动，回心则向内运动。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发生回心的地方不可能产生转向，反之亦然。转向法则所支配的文化与回心法则所支配的文化，在结构上是不同的。[63]

虽然竹内好的这篇文章很有名，但他同年1月撰写的《文化移入的方法（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 二）：以鲁迅为中心》和这篇文章之间的关系鲜有人关注。竹内好在《文化移入的方法》中引用上文提到的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萧红的那封书简，并对此评论说：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鲁迅不仅察觉到军官僚支配的机构（它是国情上差异的表现之一），而且他将自己放置其中用身心感知它，非从外部盯着看，而是暗下决定自己怎么办。就是说，鲁迅站在行为的立场，作为文学家接触日本文学。[64]

竹内好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竹内好所说的“国情上差异”，因为这一句被他从鲁迅的话语中摘录出来。鲁迅在1936年2月3日《致增田涉信》中陈述：“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长与先生的文章，则更加那个了。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65]鲁迅在这里对日本的小说家长与善郎和诗人野口米次郎所写的访谈录表现出失望的态度，从而论及中日两国作家的“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竹内好将这封信中的“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解释成“国情上的差异”，并且在《文化移入的方法》以这一句为核心讨论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我认为历史地评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之际（为了日本文学的进步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可以把“左联”当作镜子。虽然“左联”和纳普是友好团体，但两者之间不是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吗？在日本为何没有产生“左联”？换言之，在日本为何没有产生鲁迅那样的人物？关于这些问题，我认为根据鲁迅所说的“国情上的差异”可以探究。[66]

很明显，竹内好所探讨的中日两国迥异“近代化”论是由他预先所设定的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本质性差异而发展出来的。在竹内好的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比较研究中，“国情上的差异”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具有较为严重的问题。实际上，鲁迅的“处境和生活”和竹内好的“国情”似同实异，前者指人民生活层面，后者则指民族动向层面，因此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回心”与“转向”之说也难以成立。

长与善郎

野口米次郎

笔者认为竹内好在这里犯了三个错误：一是将像长与善郎和野口米次郎他们那样典型的日本文人与从事反帝运动的日本左翼文学家同样看待，因此漠视了和这些“名流”文学家不同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与鲁迅之间的另一种文学交流及其历史意义；二是他的关心偏于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因此忽略了东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共同问题及其重要性；三是将鲁迅与以左联成员为主的其他中国左翼文学家同样看待，因此忽视了鲁迅对脱离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文人的批判及其含义。

毋庸置疑，竹内好依据“优等生文化”的观点对日本左翼文人及其“转向”进行的批判是有些道理的。不过，这种观点的最大缺点在于无法解释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事实，即佐野学等“优等生”为何最终否定莫斯科的领导权，并自愿回归于内在的日本“国体”。在我看来，日本现代思想史上的“转向”现象包含着“向外运动”成为“向内运动”的过程，其中也可见所谓“回心”之特征。当然，竹内好并没有忽略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的“转向者”之存在。他在《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中关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的国民党“召集来自左翼的转向者而造成了叫民族主义文学的御用文学”[67]，同时在“思想科学研究会”的“转向”研究《共同研究：转向》的座谈会中也提及过“中国的转向问题”[68]。

但考虑到“竹内鲁迅”的不足之处，也可以理解为何虽然竹内好一向对“转向”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69]，但未有能够深入探讨东亚无产阶级文学史上的“转向”问题。由于“转向”这个概念本身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派生出来的，在论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这种思想转变问题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和鲁迅研究者的责任并不小。笔者之所以还要涉及“竹内鲁迅”与“转向”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虽然竹内好与增田涉等“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们对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发展做了很多贡献，但他们往往忽视鲁迅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包括在“转向”问题上。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转向”为关键词，通过两位日本友人的回忆录探讨鲁迅对于当时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所持的态度。虽然原胜和鹿地亘都有幸与晚年鲁迅有过对话，并有机会把其内容呈现给日本和中国的读者，不过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之后，这两位日本人所走的路完全不同，令人感慨历史的复杂性。可以说，鲁迅不仅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的“转向”情况相当关注，而且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的类似情况一向抱有危机感。鲁迅在和日本友人谈话中常用“转向”一词来描写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脱离者，并甚至对此加以批判，同时对于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间的差异也有深刻的理解。

实际上，“转向”这个概念本身在其发源地日本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先行研究。虽然其研究对象往往限于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运动，但也可以由此将研究对象放大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盛衰。因为“转向”本身是极为复杂的问题，首先需要仔细地整理其概念，并把握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同时不断地探究其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为了进一步发展鲁迅的“转向”观研究，不得不全面探究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的所谓“叛变”或者“转向”问题。笔者认为这项研究最好从积累较多的“左联”研究着手，但据我所知“左联”研究中也几乎没有专论“叛变”问题的文章。当然，因为这种题目会涉及到文学家的名誉问题，我们需要慎重地对此逐一加以具体分析，而同时笔者在这项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重要相关文献尚未得到充分的考证，笔者目前认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深入惊涛骇浪的中国“左翼十年”[70]斗争中，既消除一些历史上的冤案，又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叛变”以及“挣扎”之历史意义。

end

注释

向上滑动阅览

[1] 佐野学、鍋山貞親： 《共同被告同志に告ぐる書》 ， 1933 年 7 月《改造》第 15 巻第 7 期（東京：改造社） ； 1933 年 7 月《文藝春秋》第 11 巻第 7 期（東京：文藝春秋社）。

[2] 参见仲秀译： 《佐野学等告日本共产党同志书》， 1933 年 7 月 10 日《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27期。

[3][18][42] 周国伟：《鲁迅与日本友人》， 第 1 页，第 263 页，上海书店 2006 年版。

[4] 鹿地亘：《中国の十年》， 第 23 頁，東京：時事通信社 1948 年版。

[5] 陈朝辉：《文学者的革命：论鲁迅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第 25 页，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 年版。

[6] 汪晖将鲁迅的“忠诚”解释为“初看上去是对连续性的执著，其实未必，毋宁是在变化的情境中、在失败的境地里对于基本理念的坚持”。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现代中文学刊》 2012 年第 6 期。

[7]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鲁迅全集》第4 卷， 第 23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8][11] 《鲁迅全集》第 13 卷， 第 259-260 页，第 287-288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9] 虽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刊《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宫本”写成宫本显治的妻子，即著名无产阶级文学家宫本百合子（旧姓为中条），但诚如刘柏青和丸山升所指，这是一种错误的解读。 参见1981 年版《鲁迅全集》第 12 卷， 第 568 页； 2015 年版《鲁迅全集》 第 13 卷， 第 261 页；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 第 179 页，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丸山昇《魯迅・文学・歴史》 ，第 243 页，東京：汲古書院 2004 年版。

[10][12] 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第 179 页，第 179-180 页，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13][14][28] 《中野重治全集》第 20 卷， 第 634 页，第 635 页，第 619 页，東京：筑摩書房 1977 年版。关于这些文章的中文翻译，笔者参考了中野重治著、 朱幸纯编译《论鲁迅》（《上海鲁迅研究》2016 年 2 期）。

[15][23][33] 《鲁迅全集》第 6 卷， 第 555 页，第 555 页，第 276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6][31][40] 《鲁迅全集》第 16 卷， 第 586 页， 第 626 页， 第 590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7] 参见陆晓燕《鲁迅与浅野要》（1982 年 7 月 27 日《人民日报》）和葛涛《两张鲁迅照片注错四十年》（2016 年 11 月 8 日《中华读书报》）。

[19][20][25] 原勝：《一軒隣の鲁迅先生》， 1936 年 4 月《日本評論》第 11 卷第 4 期， 第 209 页，第209 页，第 209 页（東京：日本評論社）。

[21] 原胜著， 苗秀译：《隔壁的鲁迅先生》， 1936 年 11 月 10 日《香港工商日报》。

[22] 原胜著， 陆晓燕译：《紧邻鲁迅先生》，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 14辑， 第 256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24] 刘平：《戏剧魂：田汉评传》， 第 379 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26] 林房雄：《日本文学に於ける今日の問題：魯迅のことによせて》， 1936 年 1 月《文學界》第3 卷第 1 期（東京：文藝春秋）。

[27][56][57][62] 丸山昇：《魯迅・文学・歴史》 ，第 98 页，第 234 页，第 98、 149 页，第 235-236 页，東京：汲古書院 2004 年版。参见丸山升著，王俊文译：《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9][65] 《鲁迅全集》 第 14 卷， 第 382 页，第 382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30] 参见竹内荣美子《中野重治：人と文学》 ，第 83-85 頁（東京：勉誠出版 2004 年版）；藤森節子《<彼も転向しました>魯迅：中野重治と魯迅》， 1999 年 7 月《雑談》第 41 号（名古屋：雑談の会）。

[32] アンナ・ルイス・ストロング著；原勝訳：《転換期支那》，東京：改造社 1936 年版。其英文原本为 Anna Louis Strong, China's million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from 1927 to 1935, New York:Knight Pub. Co., 1935。

[34] 增田涉：《魯迅の印象》 ， 東京：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 1956 年版。 钟敬文翻译的其中文版《鲁迅的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未收录内山完造的跋文。

[35] 鹿地亘：《鹿地亘作品集》 ， 第 310 頁，東京：朝日書房 1954 年版。

[36] 最近有一些中国学者研究鲁迅与鹿地亘的关系，其中包括：孙金科、杨定法《鲁迅与日本友人鹿地亘：纪念鲁迅逝世 70 周年》，《鲁迅研究月刊》 2006 年第 10 期；潘世圣《鹿地亘·鲁迅·〈上海通信〉：“近现代日本人与鲁迅”论考之一》，《浙江学刊》 2008 年第 6 期。

[37] 关于鹿地亘的反战运动，参见井上桂子《鹿地亘的反战思想与反战活动》（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38] 鹿地亘：《魯迅評伝》（東京：日本民主主義文化連盟 1948 年版）。

[39][61] 鹿地亘：《魯迅と語る》， 1936 年 5 月《文藝》第 4 巻第 5 号（東京：改造社）。

[41] 胡风：《关于鹿地亘》， 1938 年 2 月 16 日《七月》第 2 集第 3 期（武汉上海杂志公司）。

[43] 它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 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年版）和史沫特莱等著《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44][46] 《冯雪峰全集》第 12 卷， 第 473 页，第 39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45] 馮雪峯著， 鹿地亘、呉七郎共訳《魯迅回想》， 第 238 頁，東京：ハト書房 1953 年版。

[47] “被捕去”一句在日文原本中被删掉。

[48] 中文译本上“政府就把他们带到…………南京。……………………。”部分被删掉。

[49] 在日文原本中“日本文坛的情况”一句被删掉。

[50][51] 中文译本中“南京政府”被改成“××××”。

[52] 中文译本中“为了国民党”一句被删掉。

[53] 中文译本将这一句错译成“他觉察到我被怔住了，一时没有说话。隔了一会，他又说到”，因此中文译本将鹿地亘说的下一句误解为鲁迅的发言，因此鹿地亘讲的日本转向情况变得更难理解。

[54] 中文译本中“不过，他们还没要求我们变成……。 ”一句被删掉。

[55] 日文原本题为《魯迅と鹿地亘》发表于 1996 年 3 月《桜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論叢》第 21 号（東京：桜美林大学文学部中文学科），后来收录于丸山昇《魯迅?文学?歴史》（東京：汲古書院2004 年版）。 这篇文章未收录于丸山升该书的中译本， 见丸山升著、王俊文译《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8] 尾崎秀樹、針生一郎：《対談<一九三〇年代の政治と文学>》， 1976 年 4 月《文学》第 44 卷第 4 期， 第 52 页，東京：岩波書店。

[59] 本篇首先以《共魁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为题分三次发表于 1935 年 8 月 21 日、 9 月 1 日、 9 月11 日《社会新闻》第 12 卷第 6、 7、 8 期（上海：新光书店）。

[60] 日文原本有误，应该写成“茅盾”。

[63][64][66] 《竹内好全集》第 4 卷， 第 162-163 页，第 117 页，第 119 页，東京：筑摩書房 1980 年版。参见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67] 竹内好：《ナショナリズムと社会革命》，《竹内好全集》第 5 巻， 第 16 頁，東京：筑摩書房1980 年版。

[68] 参见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編： 《共同研究：転向》下巻， 第 416-8 页，東京：平凡社 1962 年版。

[69] 关于竹内好对日本“转向”的讨论，参见竹内好：《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大系》第 8 巻《<転向と抵抗の時代>解説》（京都：三一書房， 1955）以及竹内好、小田切秀雄、神山茂夫《座談会<転向をめぐる問題>》， 1954 年 8 月 16 日《東京大学学生新聞》週刊（東京：東京大学学生新聞会）。

[70] 夏衍：《懒寻旧梦录·自序》， 第 10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第69-78页，文字上有变动，此为全稿。感谢作者授权海螺社区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本期编辑：陈超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