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专辑 | 贝尔纳·斯蒂格勒，或我们的思想是有控制的

编者按

贝尔纳·斯蒂格勒在8月6日离开了，没有一点迹象。而我们的生活依然还在这位哲学家倾尽一生构造的新颖词汇中忙不迭地打转：Pharmakon（药）, Exosomatisation（体外化）、Néguentropocène（逆熵纪）、Néguanthropocène（逆人类纪）……这些词从撕开急剧变动的社会结构性症候的一角，到经历巨大的知识的危机，再到预言一个更加漫长而恶劣的游戏的开始，不过短短十六年，但每一个词汇的“发明”，都记录着他对这个社会、世代的深切关照、对制度倾尽所能地深度改造和对激流下的政治图景有力地回应，所有这些“发明”并不会随着他的转身离开而难以为继或戛然而止，他的哲学仍旧在推演中映照现实。正如斯蒂格勒在《利奥塔和我们，太阳之死与人类纪》一文中所说，“如果我们今天必须继承已经离世的思想家们留给我们的遗产，那么问题就是通过一个积极意义的药理学问题深入下去，并通过打破‘抵抗’的话语来肯定发明的必要性”，让我们一同应允他向我们发出的真诚邀约，一道去构想克服人类世的可能性。

为缅怀贝尔纳·斯蒂格勒，为缅怀贝尔纳·斯蒂格勒，“海螺社区”转载这一篇“斯蒂格勒纪念专辑”，编者按来自“泼先生PULSASIR”公号。

贝尔纳·斯蒂格勒，

或我们的思想是有控制的

▲文 | 亚历山大·R·加洛韦

▲译 | 王立秋

贝尔纳·斯蒂格勒从一个既简单，又大胆的假设开始，即：你必须严肃对待吉尔·德勒兹，不但是作为哲学家的德勒兹，更是作为政治经济批评家的德勒兹。也就是说，你必须严肃对待晚期德勒兹，也就是写关于米歇尔·福柯的那本书的1986年的德勒兹，和给我们简短的《关于控制社会的后记》的、在一次题为《控制与生成》的访谈中与安东尼奥·奈格里交谈的1990年的德勒兹。

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令人震惊又令人鼓舞的启示，这个启示在斯蒂格勒最近的著作中特别明显：严肃对待德勒兹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是有控制的。

“我们的思想是有控制的”有两层意思。它首先意味着，控制不仅是一个司法或科学（也即控制论的）概念，也是一个哲学概念，并因此而理应得到哲学的反思。其次，它意味着，在今天的政治全景中，控制是在思想中，是在“技术记忆”的情景中发生的。让我们来思考这对斯蒂格勒和对我们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

01

词汇

斯蒂格勒是少数在今天写作的，把控制社会当作一个政治与哲学问题来严肃对待的人之一。他是通过丰富的、重塑争论术语的批判语汇——这些词汇有时令人炫目而失去方向——做到这点的。因此，在一开始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熟悉斯蒂格勒的词汇，是必要的。他的一些术语，是从雅克·德里达那里借来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术语，是“语法化(grammatization)”和“药(the pharmacological)”。“语法化是一个描述、形式化、分化人的行为，使之可被复制的过程”，他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解释道。语法化是把人的行为描述和形式化为字、词、书写和代码的进程。在这个概念中，我们也听到了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回响。所以，它的意思不仅仅是书写本身，而是一个更大的，复制与形式化的进程。也许，出于对菲尔·阿格雷(Phil Agre)影响力巨大的《监控与捕捉》的同意，斯蒂格勒在其他地方也用“捕捉”来描述这同一个现象。

另一方面，“药”，则是德里达同一个术语的更加平淡的版本。对斯蒂格勒来说，它仅仅意味着一个矛盾——一个既是毒药又是解药，既带来好处又带来损害的现象。所以，比如说，对斯蒂格勒来说，计算机是“药”因为它们既引入了解放的可能性，又带来了新的压迫。如果说，对德里达来说这个术语相当具体的话，那么，对斯蒂格勒来说，它就非常普遍低，意味着一个包含相互矛盾的力的矛盾的二元性。

也许，在斯蒂格勒的词汇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心灵权力/心灵政治(psychopower/psychopolitics)”这对术语。任何熟悉福柯著作的人都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这对术语，因为它们与福柯的“生命权力/生命政治”相似。也就是说，心灵权力指的是权力被注入心灵或非物质领域的方式。对斯蒂格勒来说，在规范上，心灵权力经常被理解为否定的。类似地，心灵政治是存在于同一个心灵或非物质领域的一切政治关系，或者说，也可能是存在于这个领域的一个政治批判。在规范上，它经常被理解为肯定的。斯蒂格勒对这些术语的介入和改造，再现了他——在我看来，特别是通过德勒兹的控制概念来——拓展晚年福柯的作品的方式。因此，斯蒂格勒对福柯提出的挑衅是，你不能只在生物生命的层面上思考权力，还必须在心灵的层面上思考权力，而实际上，福柯本人在其关于疯狂和精神病学的权力的著作中，也提到了这点。当然，这不意味着回归唯心主义。就像卡特里娜·马拉布等人已经展示过的那样，心灵也是物质的。所以，再一次地：我们的思想是有控制的。

忆(memory)，是斯蒂格勒对心灵的理解的核心。他经常依赖从埃德蒙德·胡塞尔那里拿来的“滞留(retention)”概念。滞留有三个粒度级别：初级的滞留是感官知觉；次级的滞留是忆；第三级的滞留是媒体或文化，也就是说，第三级滞留是文化的记忆术或有时被贴上文化记忆这个流行标签的那个东西。斯蒂格勒对滞留的后两个阶段，即忆和媒体的领域最感兴趣。他用他部分地，从柏拉图那里拿来的另外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来协助表达它们：“回忆(anamnesis)”和“记忆(hypomnesis)”。一方面，回忆意味着，追忆或回想的过程本身；它代表无需仰赖任何支持忆的外部支撑物的直接的对话性的互动。另一方面，它的反义词，记忆则意味着忆的技术化或者说，把忆变成技术。记忆材料(hypomnemata)包括诸如书写、摄影、机器此类的忆的替代物和外部化。所以前者（回忆）是无技术的，而后者（记忆）则是通过技术主动建构出来的。

理解斯蒂格勒关于忆的理论的必要术语的最后一个关键的部分，是他从吉尔贝尔·西蒙栋那里借鉴的“跨个体的(transindividual)”。“跨个体的”指的是被一些人称作文化无意识的文化领域。跨个体的忆跨个体——但对斯蒂格勒来说甚至更重要的是，跨世代从老人向年轻人——传递。在斯蒂格勒那里，这是一个从规范的角度来看积极的术语，因为它开启了通往社会领域本身（以及，也许，超越社会）的门。

但就像斯蒂格勒2008年的书《关爱青年与世代》展示的那样，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忆中、通过忆，经由形形色色的忆的技术产物（媒体和文化），对自我的关爱和培养。关于这点，斯蒂格勒也有一个意见，和一个相应的术语基础。“秘法传授(Mystagogy)”指神秘的、宗教的“传”(mystical and religious teachings)，他把这个概念拿来和理性、哲学或教导(instruction)对照。他从神经科学那里借鉴了“突触发生(synaptogenesis)”，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认知发展期间，脑中神经元的突触的形成。这是重要的，因为，考虑到大脑的“可塑性”，神经元的突触可以在一个人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或缺乏这样的环境的基础上形成和消失。因此，斯蒂格勒肯定地谈到了“心灵技艺(psychotechniques)”，他把书写和阅读、书、伊曼纽埃尔·康德、和文字共和国都归入这个范畴。心灵技艺培养而不是破坏关注。而关注的培养，对斯蒂格勒的整个哲学来说都相当重要。但这些技艺的报应，就是当代的“心灵技术(psychotechnologies)”，即像玩电子游戏、浏览互联网、在手机上发短信等那样的事情。这些东西构成了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并因此而在斯蒂格勒那里，被认为在规范上是否定的。（如果你只读他关于技术的那些更著名的书，那么在斯蒂格勒那里，你可能是听不到强的道德声音的。）这些技术，都对世界的去魅作出了贡献。还有他所谓的“器官学(organology)”。这指的是组织的工业化，我们也可以拿这个概念来和“协议(protocal)”概念比较，后者出自计算机科学领域。在规范的层面上，器官学经常被理解为否定的。与之相对的，是他所谓的“心智技艺(nootechniques)”，或者说与生活的日益渠化和理性化相对的，精神或心智的技术。

现在，在记住斯蒂格勒的所有这些概念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的规范的方面了，特别是在他更为新近的著作中；的确，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都是一位受斯多噶派及其“生活艺术”启发的道德哲学家。他写到了关注和关爱的价值，“身为关爱之人的关注的生活”的价值。出于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三部分关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的理论的认同，斯蒂格勒谈到了欲望率的下降趋势。随着欲望的衰退，斯蒂格勒对当代生活中力比多经济的崩溃，消费者地位的提高，经典的弗洛伊德式的主体的毁灭，和从纯粹机械的“驱力”出发的，对这种能量的重新组织做出了示意。多么不幸的结果啊：失去欲望，却获得了驱力！因为驱力是一种坏的重复，因为你总想要更多的，同样的东西；而欲望则是一种好的重复，因为欲望的对象的他性会发生变化(change in alterity)。

斯蒂格勒也按自己的道德标准抨击了他所谓的“我他妈的才不在乎主义(je-m’en-foutisme)”，即当代社会盛行的一种普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也批判了bêtise（鲁钝，蠢笨而无同情心）的兴盛，在他看来，这是“对关注的破坏”，是“不负责任，不文明”，是“思想的零度”。前者把我们推向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的不负责任，这种不负责造成的结果是为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后者则会加速关注的腐败，并使不文明和粗野盛行。

这三个倾向（驱力取代欲望，我他妈的才不在乎主义、和鲁钝的盛行）一起，侵蚀了生活的艺术。最终，与他的团队工业艺术(Ars Industrialis)协力写作的斯蒂格勒，明确地发出一个吁求，即，世界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的工业政治(industrial politics of spirit)”。这里他指的是，使我们迄今为止已经去魅了的工业世界重新-入魅(re-enchantment)。这是他的强现象学核心。关注、吸收、定向、关怀——这些都是从现象学那里传到斯蒂格勒手中的概念遗产。

02 

什么是哲学

现在，回到斯蒂格勒的论文，《什么是哲学？》，即《关爱》(2010)的中心章节，也是最重要的一章。单是这个题目，就让读者想到了德勒兹和加塔里1991年的同名著作了。在我的世界——英美世界——直到最近，法国读者当时肯定知道的事情才变得明朗：德勒兹和加塔里1991年的书背后的秘密故事涉及另外两位哲学家——一位是大佬，一位不那么著名，但同样强大——的影响。

首先，这本书并没有过多掩饰它与阿兰·巴丢的对抗。德勒兹和加塔里的《什么是哲学？》的“例12”本质上是对巴丢当时才刚刚出版的《存在与事件》(1988)的快速总结。而关于涵项与前景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在准备反对巴丢和数学与哲学的关系，在这里，德勒兹和加塔里努力通过把涵项与概念分开，把科学与哲学分开。在德勒兹和加塔里1991年的这本书中，“事件”也出现了多次，这表明，他们一直在和这个现在几乎已经和巴丢及其不可抵抗的形式主义同义的概念对话。事实上，早在二十多年前，德勒兹就已经在他1969年的《感官的逻辑》中提出一个关于事件的理论了。当时，在定义事件的时候，他是这样写的，“事件是理想”，也就是说，事件不是某种存在或发生的东西，而是一种对一个现存的系列的持续调整。

记住，在德勒兹那里，事件，经常是联系偶然提出的。本质上，现象有两种：发生的事情这个单纯的层面（德勒兹称之为偶然），和从那些偶然发生的事情中选择出来的，纯粹事件（的层面）。所以，尽管一眼看上去不是这样，但德勒兹的事件理论事实上与巴丢的事件理论相当相似，并且肯定也对那位更年轻的哲学家产生了影响。“我的伤先于我存在，我为体现它而诞生”，这是德勒兹谈论事件的语调。而对巴丢来说，克制也一样：我通过我对事件的忠诚而成为真理的主体。换言之，我的伤先于我存在；我忠于我的伤。

甚至在1969年的时候，德勒兹就说过，“事件有一个永恒的真理”。对我们之中那些在英语世界初读巴丢的事件理论的人来说，这个说法特别有启发意义：再次谈论永恒真理是可能的了！但在这点上，巴丢的表述和德勒兹在1969年的说法是一样的。所以，尽管在事件问题上，巴丢已经借鉴过德勒兹并与之争论过，但是，到1991年的时候，德勒兹和加塔里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巴丢，直接与之对抗，甚至稍微借鉴了巴丢。因此，他们被奉为神圣的对“艺术、科学和哲学”的互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丢本人神圣的四位一体“艺术、科学、政治、爱”。作为与巴丢对抗的结果，德勒兹和加塔里给他们书中的核心术语即概念，注入了特别的力量，因为它必须超越事件、科学和巴丢那里的别的一切。

往前跳几年，我们不也可以把巴丢在德勒兹去世后出版的关于德勒兹的书，读作对先前对抗的温柔的报复吗？在他的《德勒兹：存在的喧嚣》(1999)中，巴丢是冷酷的，他一方面承认自己在智识上得益于德勒兹，另一方面又亵渎了对他的回忆。在巴丢式的迷雾的笼罩下，德勒兹的哲学变成一种最可悲的生机主义，或者甚至更加糟糕，变成了一种“虚拟的柏拉图主义(Platonism of the Virtual)”。可这种对德勒兹的窄化可信吗？因为只有在虚妄的梦中，德勒兹的内在的唯物主义才可能以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复现。（就此而言，齐泽克关于德勒兹的书，《无身体的器官》[2005]也同样无力重新发明德勒兹的故事，因为齐泽克自己的关注把黑格尔的幽灵投射到德勒兹的作品上，就像在卡特里娜·马拉布那里那样。我强调，德勒兹的故事无论怎么讲，都不会是对哲学史做出了黑格尔式的贡献那一套！也许，我们就没法通过批判的道路进入德勒兹：我们只能像曼纽尔·德兰达或布莱恩·马苏米那样爱上他，要么就只能讲述关于他的非真理。没有中间道路。）

我说有两位“秘密的客人”。另一位深藏于德勒兹和加塔里的《什么是哲学？》的篇什中的客人，是弗朗索瓦·拉吕埃尔(François Laruelle)。任何一个德勒兹的读者都知道他对其他哲学家的赞美，都是真挚而深沉的。无论多么不明显，在这个文本中，也有对拉吕埃尔的赞美，事实上，是对拉吕埃尔式的非哲学计划的认可（而对巴丢呢，就只有抵抗了）。这个赞美和认可的确十分微妙，但想想关于“内在性平面”的那个章节中的那段话：在那里，德勒兹和加塔里直接讨论了非哲学并提出了在拉吕埃尔那里所谓的“哲学的决定”的一个腹语式的版本。或者，在这本书的高潮段落，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更加完全的承认，在那里，他们用强调的斜体给出了如下认可：“哲学需要一种理解它的非哲学；它需要一种非哲学的理解就像艺术需要非艺术和科学需要非科学那样”。如果你之前没有读过拉吕埃尔的话，那么，你很容易就会跳过非哲学这个词，而意识不到它更深刻的意义。考虑到其他哲学家的著作相对而言很少会提到拉吕埃尔——在大西洋这边，提到他的情况几近于无，尽管不久之后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听到二十年前德勒兹和加塔里的口中说出拉吕埃尔式的语言，是很重要的。脚注中的挑逗也很强烈：“弗朗索瓦·拉吕埃尔正在从事当代哲学最有趣的事业之一”，他们欣赏地指出，“他提出一个独一全体(One-All)，把它限定为‘非哲学的’和奇怪地，‘科学的’，而他的‘哲学的决定’便植根于此。这个独一全体看起来接近于斯宾诺莎的唯一实体。”[原注：在这里，德勒兹和加塔里对拉吕埃尔对科学这个术语的处理略有怀疑：“弗朗索瓦·拉吕埃尔提出这样一种对非哲学的理解，他认为非哲学是‘真科学（科学之真）’，超越了知识的对象……但在我们看来，这个科学之真，同时也是非科学。”]在德勒兹那里，还有什么赞誉比接近斯宾诺莎更高吗？

在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的时候，斯蒂格勒写到，哲学的第一问题（的确也是第一实践），不是存在，不是生成，不是技术，不是诗，不是概念，不是决定……而是教学。也许，这是斯蒂格勒的海德格尔主义在发光：哲学，是一条路，是一个提问的过程。哲学是两种教条之间的第三种模式：一边，是神秘主义，另一边，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让人太过于聪明的纯粹的高超技巧（更加技术性的术语是“智术”）。斯蒂格勒写到，哲学“就是这个位于两种教条模式之间的关爱系统，这两种教条模式的一种，是出自于muthos（荒渺的话）时期的秘法传授……另一种，则是知识，后者，就不再进一步提问而言，在没有认识它的对象的情况下，失去了它的对象……博学家……百事通先生。”因此哲学，作为一个爱的行动，可以说既是一种对智慧的缺乏、对知识的缺乏的反动，又是一种对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的工具化的反动。百事通先生是行家，是智者，是把思想转变为一种极限运动的人。而另一方面，哲学家则是关怀者，是关爱朋友的人。

《关爱》以呈现在后期福柯那里的，希腊思想中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和替代性的斥决“关爱你自己”之间的有力区分为核心。是认识你自己更好呢，还是关爱你自己更好？斯蒂格勒同意福柯关于哲学中出现了认识高于关爱的等级并最终导致关爱被边缘化的论证。诚然，“认识你自己”这个神谕使哲学远离智术，但是，与此同时，它也使哲学远离了关爱，并最终给存在者者(What is)也即本体论，而非关爱者、影响者或——我们可以这样说——做者(What does)以特权。(但哲学关乎的)不是存在者，而是做者。不是存在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

我不确定哲学有没有给“做者”一个名称，但如果它给了，那么，这个名称很可能要么在物理学要么在伦理学下面。物理学和伦理学是哲学的两个思考做事或实践的分支，是两个思考世界的与机器相关的能量(machinic energies)的分支，而斯蒂格勒如此急切地请求我们培养的，正是这个。或者也许，我们扯得太远了。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政治”。做者。

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控制何以可能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何以可能是一个哲学概念？我认为，答案在于斯蒂格勒超越二十世纪两大反现代和反实证哲学运动的能力。也就是说，一方面，超越现象学，另一方面，超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问题本质上是，这两个传统都诞生于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对规训社会的高现代模式的反动，并从这个反动中获得自己的能量：就其对规训社会的术语本身的浪漫主义的拒绝而言，现象学又退而陷入了真诚性、本真性、存在之诗的德性；而后结构主义呢，就其通过创造更加复杂的逻辑胜过规训社会的夸张赛跑而言，则指出了更加腐败的组织系统，而这些系统，最终将在它们在普世方向上作出的天真努力中被击败。

相形之下，控制，是新千年的后福特主义社会原产的。因此，说我们的思想是有控制的，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指向生产方式，因为控制就处在今天价值被提取和流通的方式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说，控制，是政治经济的同义词。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控制作用于身体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控制作用于“非物质”领域——知识劳动、思想、信息和软件、网络、技术记忆、意识形态、心灵（是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容辩驳地是物质的。意识形态也是实践，等等）——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控制定义为非物质的可能性的条件。类似地，控制也是思想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不是说，我们都是某种极权主义的末日般的心灵控制的受害者。相反，我们可以认为，控制是非物质的可能性的地平线，同样，德勒兹也曾指出，感觉是一切命题的可能性的地平线。控制是非物质的纯粹概念的事件。控制不是某种形式或类型的信息，它表明，形式已经达到信息状态这件事情本身。因此，为从“存在者”的哲学向“做者”的哲学转变，把控制理解为一切活动的地平线，当作类的做(generic doing)的地平线，是必要的。

也许，这也是斯蒂格勒所说的关爱。

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4.1-2020.8.6）

据国际哲学学院（IIP）宣布，法国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于2020年8月6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年4月1日生于法国埃松省伊夫特河畔维勒邦（Villebon-sur-Yvette，Essonne）。1978年-1983年，因持械抢劫入狱5年，期间开始进行哲学函授学习；1993年，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德里达；2006年，在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创立研究与创新学院（IRI），并出任院长。此外，斯蒂格勒曾任国际哲学学院院长，也曾任职于贡比涅技术大学，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等，并任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斯蒂格勒被认为是“继德里达之后最重要的法国理论家，也是有关数字技术影响方面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曾受弗洛伊德、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思、西蒙栋、德勒兹、德里达等哲学家影响，其思想主题包括：技术、时间、个体化（individuation）、消费主义、消费资本主义、技术融合、数字化，教育以及政治与人类社会的未来等。

已出版的中文书籍：

《技术与时间》系列三卷本

《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译者：裴程，译林出版社，2000、2012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译者：赵和平、印螺，译林出版社，2010

《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译者：方尔平，译林出版社，2012

《手和脚：关于人类及其长大的欲望》，译者：张洋，新星出版社+三辉图书，2013

《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译者：陆兴华、许煜，重庆大学出版社+拜德雅，2016

《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译者：许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译者：张福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即将出版的中文书籍：

《世界的再魅：对抗工业民粹主义的精神价值》，出品方：拜德雅

《自动化社会：1.工作的未来》，出品方：拜德雅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

《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南京大学出版社

《休克状态：21世纪的愚蠢与知识》，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文由王立秋译自Alexander R. Galloway, “in French Theory Today An Introduction to Possible Futures”, A pamphlet series documenting the weeklong seminar by Alexander R. Galloway at the Public School New York in 2010，TPSNY/Erudio Editions.感谢译者和“泼光PULSASIR”授权海螺社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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