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让家务背后的女人可见——《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中译本已上市

家庭内部，事无巨细，你默默地或怨恨地从事着令人精疲力竭的劳动，却一再被忽视；你成为家庭财务规划者、孩子的照顾者、居家打扫者、家内事务正常运行的操盘者、孩子和丈夫诸多小事的提醒者……种种所谓“小事”相互交集，堆积如山，日日如此，令你忧心如焚、抓狂沮丧。

女人，你如何不困于此？

十分之九的非职业女性是家庭主妇，十分之七的职业女性也是家庭主妇。家务不仅是一项女性工作，也是一种大多数人必经的日常生活经验，英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先驱女性安•奥克利的社会学经典著作《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将家务作为工作研究，回到女性本身，通过她们的眼睛来看待家庭主妇的职业。

1970年代，她着眼“女性与家庭事务”这一话题，采访了40位都市家庭主妇，研究女性对家务劳动的认识、对从事繁复单一的家务的感受，以及她们对不同家务抱持的态度等，并从这些表述后透视家庭内部的结构和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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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脱胎于博士学位论文的书，可能终将成为我所有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关于《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的起源、孕育和诞生，我在其他地方也曾有过详细描述：1967—1969年，我发现自己从事着全世界大多数女性惯常从事的职业——照顾小孩和家庭。照顾孩子是很棒的（照顾家庭却并非如此），这个角色所带来的社交孤立和不被重视感，却让我感到莫名恼火，这对我们这代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普及中受益的女性而言，更是沉重一击。因为这种教育深深灌输给我们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此后社会上所有的职业之门，都将像其对男性敞开那样，也会为我们女性而洞开。看起来，孩子和家务似乎帮我们关上了这些门。在大学学习过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我，曾想着：也许将这些习得的理解框架应用于家务劳动研究也会很有价值。然而，事实证明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学术之家和博士学位指导老师来为我的想法背书，而当我把完成的研究最终变成一个详细的叙述文本时，乐于接受它的出版商寥寥无几，他们不仅难以接受女性在该项目采访中对家务劳动所吐露的真实心声，还无法面对这一事实，即在历史上，大多女性是在思想操控下，去从事这份脏兮兮而不体面的工作。

当然，难以找到导师和出版商，与本书的主题息息相关。试想家务劳动怎么可能会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选题呢？又有谁会愿意花钱买一本关于它的书呢？然而这本书的出版出乎意料地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世纪70年代政治氛围和知识话语的转变，其中有些人认为，重估“家务劳动”和“女性与性别”这个一直以来令人尴尬的话题的时刻，早就应该到来。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英] 安•奥克利 著

汪 丽 译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开门见山地对社会学中对待女性的固有偏见和社会学创立者的性别盲视进行了猛烈炮轰。这篇文章是我在为本书最终找到的出版商的建议下所写，他在此议题上可能比我有更多洞见，知道家务劳动社会学即将从公众和学术界共同对社会性别与日俱增的兴趣中获益。本书的第一章“看不见的女人：社会学中的性别歧视”论述女性在社会学中被刻画成“鬼魂、影子或刻板式人物”，造成这种刻板印象的是由于一系列性别歧视，诸如学科领域里的归类法、概念定义、研究主题与方法、范式模型与理论架构等。

与社会学中女性的“普遍遁形”相对的却是女性在“家庭”社会学视阈中的“过度可视”，但这里对女性的描摹也只反映了他人关于女性的理论，而不是她们自身的亲历感受。因而，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工作被隐藏在她们作为人妻和人母的性别假定面纱之后，也正是这些假设引发了“职业母亲”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这个术语的外延是指那些在家庭劳动以外工作而获得报酬的母亲，就仿佛女性在家庭中的无薪劳动根本不算工作一样。

是了，这根本不算工作：不仅在我撰写这本书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不算数，在如今的2018年仍不算。在国际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里并不包括无偿的家务劳动；他们将它降格为家庭“卫星账户”。官方政策指导中如此对待家务劳动的立论基础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谬论：它声称没有人能够衡量家务劳动量，是因为有人能够同时“准备饭食，关照小孩并协助大孩完成家庭作业”；此外，家务劳动有时可能会与“休闲”娱乐活动界限难分；唯一能够合理计算家务劳动中货币价值的方法是计算它在市场中的成本，而这将使其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变得过于重要。也确实如此：在2014年的英国，家庭“卫星账户”估测的无偿家务劳动达1万亿英镑，相较之下，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8万亿英镑。游离于资本主义（市场化）框架之外，家务劳动的经济估值施压于主流会计学的信念体系。

对于有学术研究人员认真对待家务劳动这件事，我家务劳动采访项目的许多女性都感到惊讶。“只是个家庭主妇”这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就像是通用货币一样流行，也是人们用来贬低每周花费超过70小时做家务的大多数女性（占比75％）的简便之法。当被要求完成一项“10项陈述测试”来定位自己时，有一半的被测人员在前两项便列举到“我是家庭主妇”。鉴于她们意识到家务劳动的低社会价值，这种回答有时是令人感到沮丧的不谐之音的来源。为了保持把家务视为工作的初心，我想知道女性是如何处理这种不谐之音，以及她们是如何设法把家务劳动作为一种所从事的职业的。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一书中，我决心厘清并去理解女性社会化、自我认知和对待家务劳动态度之间的交错关系，尤其是要了解社会阶层是如何影响这些交错关系的。毋庸置疑，目前没有人以这种方式来研究家务。但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那时社会学家对阶层问题很是关注，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对家庭内部生活的不满是女性受教育的结果。人们认为，受压迫的女人，应像奴隶那样，感到快乐：于是，这种逻辑就宣扬，家庭主妇的不满应归咎于女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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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的标准和例行常规占据了本书中的主要部分。它揭示了人类在日常劳动中为获得满足而付出的艰辛努力，然而，在过去，女性的细致、尽职尽责的家务劳动行为（就像许多行为一样）都被归因于她们有缺陷的心理。第127页的表5.1中总结了本书的主要议题之一：女性家务劳动经历与非家庭领域劳动中其他工作者经历具有相似性。该表给出了女性对我在访谈中提到的关于她们工作中重复单调、碎片化和节奏过快等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我是从社会学家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对美国工厂工人所展开的研究问题中修改加工而来（他明显很厌女症式地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担负诸多角色，使得在职场中受雇的女性并不那么易于受到异化）。表5.1重点指出家务劳动是如何催生出比在流水线工厂工作更高程度的单调乏味、支离破碎和过快节奏，因此更有必要呼吁家务工作者自身去做出更多创造性努力来获取工作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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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四十年了，女人仍然从事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2012年的《卫报》头条新闻如此宣称。这份来自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80％的已婚女性比丈夫做更多的家务（算上清洁和洗衣服，这一比例则高达90%）。已婚者从事家务劳动，这降低了他们的工资，特别是女性已婚者的工资。女人所从事的都是“时间不灵活”的例行常规劳动，如做饭和洗衣服（而男人所从事的园艺和维修等劳动并不具相同特性）。很多跨国研究越来越多地着眼于国情对家务的影响：公共政策对于裁决家庭的私人生活至关重要。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在女人享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国家中，男女更可能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在有更多公共育儿福利和男性育儿假期政策下，或是在性别工资差距较小的情况下，女人做的家务才会减少。有趣的是，女性的兼职工作似乎是强化而不是减少了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分工。

性别意识形态继续成为影响行为的强大推动力。如果要从数量和质量上根本减少女人对家务的沉浸式投入，人们则需要分担家庭责任。但是，这需要消融男性对变化的抗拒，这种抗拒因“家务劳动一直被认为是女性领域”的信念，而得到不可抗拒的固化。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对相同调查问题的回答得出的数据表明，男女在无偿家务劳动和照顾家庭中的投入占比变化十分有限。在认为家庭主妇的角色“与工人的角色一样让人充实”的人群中（尽管不多），这一投入占比的变化更是有限。女性仍然更有可能认为家庭劳动中存在性别分工不平等，而男性则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做得足够多了。接受《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采访的女性也一致认同，即使不亲自做家务，女性仍然对组织家务有持续的责任感，而这是取得进步的另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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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原载于公众号“ 南京大学出版社”，感谢公众号授权海螺转载，文中图片源自原公众号和网络。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李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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