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安·伯查尔｜四十年后重思萨特

让-保罗·萨特（1905-1980）

译 | 何啸风 

01

“人是被逼得自由的”

人们通常认为萨特是个悲观的思想家。他在小说《恶心》中写道：“一切存在之物都是毫无理由地生出来，由于软弱而继续活下去，最后随遇而死。”也许，萨特最著名的话出自戏剧《禁闭》：“他人就是地狱。”如果说他的出发点看起来有些悲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无意义的宇宙之中——那么，这里的逻辑正是，一切意义、价值都来自人，来自我们自身。用萨特的话说，我们是“被逼得自由的”。

像萨特自己说的那样，不是他的悲观主义，而是他强大的乐观主义。他始终坚持，我们有行动的自由，有改变世界的自由，因而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对战争、饥饿、压迫负有责任。对于萨特的所有作品，最核心的就是自由这一事实（我们不是愉快地体验它，而是痛苦地体验它），以及我们否定自身责任的手段（萨特所谓的“自欺”）。

所以，萨特认为，不存在“自然灾害”这种东西：“正是人通过地震间接地、或直接地毁灭了这些城市。”对于没有人的世界，地震是无意义的：它只是无意义的物质变动。唯有地震与人的谋划（道路、建筑、城镇）相抵触，它才成为一场灾难。他明确告诉我们，在气候的变迁之下，带来灾难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的选择，是人的野心和暴力。

在1948年的文章中，萨特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为自己的时代写作”。[1]他的目标不是在194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萨特宣告了他的志向“为自己的时间写作”。他的目标不是追求普遍真理，而是直面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现实。这个世界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不能因为长远的考虑而忽视这些问题。

[1]  这里指的是Sartre, ’écrire pour son époque’,Les Temps modernes(June 1948),pp.2113-2121.

02

在战争年代

要想弄明白这一点，重要的是记住萨特所活跃的这个世界。1939-1962年，萨特创作的大部分时期，法国只有很短的时间处于和平状态。它先是经历了二战，被德军占领，后来爆发武装抵抗运动。

刚刚获得解放，又卷入两场漫长而惨烈的战争，拼命维护它庞大的殖民帝国：印度支那的八年冲突，换来奠边府的惨败；阿尔及利亚的七年鏖战，满是暴力和血腥。而且，阿尔及利亚的暴力事件时常蔓延到法国本土的街头。

此外，1947年之后，法国陷入苏联和美国的冷战，时刻面临核毁灭的威胁。这时期，萨特的作品始终关注暴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03

“想成为一切的人终究成不了人”

1943年，萨特出版了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还表示会写一部关于道德问题的续作。他没写出这部作品，不过他死后留下一份手稿。萨特特别关注压迫，特别是种族压迫的问题，这是他作品各个方面都出现过的一贯主题。

1945年，他出版一本小书《反思犹太人问题》。萨特的关注点不是大屠杀，而是法国社会盛行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解释了法国人对纳粹占领的热情支持，甚至极力推崇。

他指出，反犹主义和犹太人的存在无关。相反，它是反犹分子幻想出来的东西。“即使犹太人不存在，反犹分子也会把他发明出来。”萨特向我们证明，反犹主义的根源不是某种种族优越感，而是某种种族自卑。

一言以蔽之，反犹分子执意成为无情的岩石、汹涌的激流、毁灭性的雷电：想成为一切的人终究成不了人的。

1945年，萨特访问美国。他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国家种族压迫的程度。不过，他坚决表示，种族问题不能和阶级问题截然二分，黑人必须“和白人劳动者一起斗争，和他们站在一起，承认他们的权利”。[1]

1931年，阿拉巴马的黑人男孩因为伪造的强奸指控被判处死刑，萨特根据斯科茨伯勒一案创作了戏剧《恭顺的妓女》。许多人指责他的反美主义，因为他凸显了美国的种族问题。后来，历史证明萨特的目光比这些批评者看得更远。

[1] 出自Sartre,’Ce que j'ai appris du problème noir', Le Figaro, 30 July 1945.

04

对帝国开战

1948年，萨特给未来的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塞戈尔编辑的非洲诗人选集作序。他一开头，就是一段司空见惯的蛮横无理：“一旦你让黑人的嘴巴开口说话，你就别抱什么幻想了。难不成你还想让他们给你唱赞歌？”二战过后，法国依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殖民帝国，几乎所有政客们都决心死守这个帝国。可是，不到20年，它就在暴力和血腥中消失了。

阿尔及利亚开战头两年，社会党主席摩勒、孟戴斯-弗朗斯、年轻的密特朗，这些最杰出的左派政客，都拥护政府向阿尔及利亚派出更多军队，下令处死阿尔及利亚激进派。当政府提出“特别权力”来应对危机，赋予殖民地总督自由裁决（rule by decree）的权力的时候，连法共也投了赞成票。但与此同时，因为深知法国殖民统治的种族本性，萨特成了最早一批反对战争、提倡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

我们也许会想，他那么快就看到法兰西帝国已是明日黄花，人们应该对此赞誉有加。恰恰相反，萨特去世后，史学家们频繁地攻击他，指责他对苏联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其中有些史学家的作品还带有左派的色彩，包括一股英国史学家托尼·朱特、曾经的毛主义者亨利·列维、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米歇尔·翁弗雷。

要说萨特的生涯无可指摘，这自然不是事实。我们可以说，他犯下了重大的错误判断和战术过失。他绝不是唯一对斯大林主义抱有幻想的欧洲文化界人士：布莱希特和毕加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对萨特兴师问罪的人，他们的指责并不是出于某种理性的批评，而是恶意中伤。这些中伤往往来自断章取义、误导人的引用。虽然东方集团已是明日黄花，可是，这些批评萨特的人急不可耐地重新挑起冷战，彰显自己的高风亮节。

05

萨特和加缪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们经常拿萨特和同时代的加缪做对比。1952年，两人大吵了一架。当时加缪出版了一本书，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列宁的传统。加缪的崇拜者总是把他看作反共先锋，可是，现实要复杂得多。作为来自工人阶级的阿尔及利亚欧洲居民后代，加缪早年也曾抨击法国殖民的罪行。不过，他从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死于1960年，当时战争尚未结束）。除此之外，支持加缪的人有时也会发现他的激进主义一言难尽。

和萨特争吵后不久，他就给阿尔弗雷德·洛斯默的回忆录《列宁的莫斯科》写了一篇十分正面的序言。洛斯默是法共的先驱者，后来反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早期，他和列宁托洛茨基合作密切。加缪的朋友们，几乎都对这件事闭口不谈。

事实上，萨特和法共的关系，比批评者想象的更加紧张。1945年之后，法共知识分子频繁地对萨特进行猛烈攻击，担心包括学生在内的年轻人支持他的理念，而不站在自己的阵营了。这群人对萨特的攻击，远甚于对加缪的攻击。法共知识分子罗杰·加洛蒂写的一本书里，萨特担当了重要的角色。这本书叫作“文学的掘墓人”。

1950年，萨特曾经的政治盟友、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大卫·鲁塞发起一场针对苏联劳改营的运动。萨特拒绝支持该运动，理由是筹备运动的是右翼媒体，而且没有反对右翼亲美政权的集中营。萨特的对手们总说他不批评苏联劳改营。实际上，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社论说，多达1000万囚犯的劳改营的存在，狠狠地打了苏联体制的脸：“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谈论苏联的社会主义。”[1]

[1] 出自’Les Jours de notre vie’, Les Temps modernes(January 1950),pp.1153-1168.中译文见《符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7-340页。

06

“主要敌人在国内”

不过，1952年，萨特的立场转变了。此时正值冷战高潮，法国警方狠毒地殴打了一名共产党示威者，还逮捕了法共的代理主席杜克洛，声称他密谋给莫斯科通风报信（可想而知，法共领导层肯定有更高明的联络方式）。有人甚至扬言要取缔法共。

在这种情况下，之前支持法共的人纷纷同它一刀两断，而萨特却和法共站到了一起。他的逻辑很简单：庞大的工人阶级（500万选民，最大的工会组织领袖）支持法共，而萨特希望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对他来说，法国的事情比苏联的事情更重要。用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话说：“主要敌人在国内。”

确实，在接下来几年里，萨特发表了某些极不明智的言论，来为苏联辩护。不过，这种辩护是暂时的。1956年，面对苏联领导人派坦克镇压匈牙利工人阶级起义，萨特直接公开地表示反对，强调社会主义“不是靠刺刀得来的”。[1]之后，他对苏联的批评就变得尖锐了。他痛批“苏联帝国主义”，表示苏联工人阶级应该把统治者“窃取的权力夺回来”。

萨特从没加入法共，而且确实质疑一切形式的党组织。但是，他清楚集体行动的必要，致力于探索组织独立的左派的各种方式。1948年冷战升级之际，萨特在革命民主同盟的创建上扮演了核心角色。在成立宣言中，该组织宣布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保持独立：

资本主义民主腐朽不堪，某些社会主义民主又问题重重，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更不足取。我们相信，争取革命民主的自由人联合起来，能够用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准则进行社会革命，让这两项准则重获新生。

革命民主联盟受到短暂的欢迎，就在冷战的打击下瓦解了。由于无法建立独立于两个阵营的势力，萨特与法共站到了一起。

[1] 出自Sartre,’contre l’intervention soviétique’,France-Observateur,8 November 1956,p.4.

07

《现代》杂志

另一项影响更深远的改变，即1945年《现代》杂志的创立。萨特的余生都奉献给了这份杂志。他造就了一个作家团体，让这份杂志向左派的各势力敞开大门。斯大林关押的早期布尔什维克拥护者维克多•塞尔日的素材，理查德•赖特讲述的美国共产党黑人活动的经历，都在《现代》上刊登过。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现代》扮演了不可无视的角色。远在冲突爆发之前，上面就刊登了无政府主义者丹尼尔•盖兰的文章《为马格里布哭泣》，预见了迫近的战争和它带给法国社会的痛苦后果。

杂志的主编弗朗西斯•让松，放弃了文学事业，给阿尔及利亚叛军搭建非法的支持网络。在阿尔及利亚本土，当局1957年就对《现代》进行了四次查缴，这反而让它勇敢的编辑立场为人所知。萨特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公开支持，无疑产生了影响。他为影响不小的反战杂志《共产主义道路》撰稿，是《121人宣言》（它号召公民不服从，从而终止战争）最有名的署名者之一：

我们尊重阿尔及利亚人民，敦促各方停止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攻击。我们尊重法国人民，支持以法国人民的名义援助和保护受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的行动。

越来越多应召对阿尔及利亚作战的年轻人，不愿意履行自己的义务。最终，是法国人不愿意继续战争，战争才最终结束：民族解放阵线（FLN）一场军事胜利都没取得。萨特赢得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领袖的中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弗朗茨•法农——的敬意，并为他影响最大的作品《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

萨特热情拥护1968年的骚动，还签署了最早的一批声明来支持学生运动。当这场运动点燃欧洲史上最大的总罢工，整个政治局面都颠覆了。萨特开始接触各式各样的毛主义思潮，尽管他始终否认自己是毛主义者。一直到生命最后，他都致力于直接的行动。当法国当局查禁了几家革命报社，萨特就把报纸拿到街上去卖，挑衅警方，看他们敢不敢逮捕像他这样的知名人士。

08

螃蟹的法庭

萨特的人生，留给我们的更多是疑问，而不是答案。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的作品里最有价值的，是他提出的那些问题，而不是他给出的答案。他对中东问题的立场总是摇摆不定，一会儿认同以色列成为犹太国家，一会儿支持巴勒斯坦的权益。仅仅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出，我们不能用他的立场来指导政治。

虽然萨特的作品都植根于他那个时代，可是，对于这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它们也提供了某些东西。比如，他关注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在《辩证理性批判》里，他区分了等待公共汽车的人和捣毁巴士底狱的人。

等待公共汽车的人聚集在同一地点，有同一目标（坐上车）；可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每个人都是彼此的绊脚石。与此相反，捣毁巴士底狱的人（萨特所谓的“融合集团”）不光因为同一目标聚集起来，而且依靠彼此的支持（“我没法一个人捣毁巴士底狱”）。如何形成融合集团，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对萨特来说，人的自由这一事实意味着历史不会有某个注定的结局。就像他1946年的文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说的：

明天，在我死后，有些人可能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而别的人可能变得懦弱，或者松松垮垮，听任他们为所欲为。这样的话，法西斯主义那时就会成为人类的真理，而我们就更加倒霉了。

这恰恰就是卢森堡“要社会主义还是要野蛮”的那种精神。

在最后一部剧作《阿尔托纳的死囚》里，主人公弗朗茨想知道未来会怎么评判现在这个时代。可是，他向前巡视了许多世纪，发现评判人性的不是人，而是一群螃蟹的法庭。这个时候的萨特，为核战争忧心不已。所以，我们很轻易就能想到，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人类的那一天，留下来的只有一群螃蟹。萨特依然能够把我们的希望和恐惧生动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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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Ian Birchall, "The Outrageous  Optimism of Jean-Paul Sartre ", Jacobin, Apr.17,2020, https://jacobinmag.com/2020/04/jean-paul-sartre-communism-algeria-oppression，译者何啸风。感谢译者授权海螺社区发表。文中图片来自网络，如侵删。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李晓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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