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 | 简述巴西左翼文学

巴西左翼文学

作者简介

樊星，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巴西现当代文学。独立出版《巴西：未来之国》《奇迹之篷》《耶稣撒冷》等7部文学译著，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巴西文学研究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巴西‘30一代’左翼作家研究”。

在巴西文学研究中，左翼作家与作品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首先得益于左翼立场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作为葡萄牙的前殖民地，独立后的巴西一方面吸纳了欧洲文化，另一方面又深知自己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远远落后于欧洲。因此，从建国之初，巴西民族建构便与解决现实问题、促进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记录、批判巴西社会的种种弊端，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条件，成为许多巴西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19世纪末开始，随着大量欧洲移民进入巴西，无政府主义思想与自然主义文学在巴西得到传播，种族问题与贫富差距开始成为文学上的重要主题。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西方经济萧条，以及巴西国内“新国家”独裁统治的影响，左翼立场的小说更是一跃成为巴西文学创作的主流，成为巴西现代主义文学变革的中坚力量。在六七十年代军事独裁的背景下，抵抗文学再次迎来创作高峰，甚至在80年代巴西“再民主化”进程之后，文学界依然推崇左翼精神，极为看重文学创作在揭露批判、社会平权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然而，尽管在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层面，巴西一贯推崇左翼立场，“左翼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也就是说，现有研究大多将各个时期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作家作品割裂开来，并未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将它们整合到统一的左翼文学传统中的意识。因此，此番对于巴西左翼文学的梳理，不仅是对巴西国内这一文学类型的回顾，更是要通过这种回顾，展示出巴西文学内部传承演化的脉络。

 一、何为巴西左翼文学

由于巴西学界缺少对于左翼文学的系统性论述，对“左翼文学”概念的使用也显得较为凌乱，常将它与“革命文学”“介入文学”“抵抗文学”“边缘文学”“社会小说”“区域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混同起来，导致对这类文学的称呼往往并不确切。如在上世纪30年代，茹雷马（Aderbal Jurema）就曾明确指出，“（巴西）左翼文学正被不恰当地称为无产阶级文学”（211）。尽管巴西彼时不仅没有无产阶级作家，甚至许多批判阶级剥削的作品也并未直接反映工人阶层的生活，而是从资产阶级的视角进行观察反思，许多知识分子依然将这类作品称为“无产阶级文学”，这一概念的误用在今天仍有发生。

称谓上的混用使巴西左翼文学的范围变得难以厘定。最常见的情况是，“左翼文学”的所指被不恰当地扩大，直至包括所有具备社会批判色彩的作家作品，却忽略了这些人中可能有单纯不满于现状的怀旧主义者，抑或仅仅憎恶独裁而向往自由的保守人士。尤其当某位作家与诸多左翼作家同属一个文学圈子时，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更容易遭到忽视，莱古（José Lins do Rego）便是最好的例子。凭借小说创作中对于故乡衰败的精彩记录，莱古被视为“东北部作家”群体的一员，与亚马多（Jorge Amado）等共产主义者齐名。于是，后人对他的评价通常着眼于其对社会现实的控诉上，而忘记了这种控诉可能来自于他对乡村兴盛时期庄园主特权的怀念，并且在这些左翼人士看来，他其实更像一名“右翼作家”（Bueno 207）。

另一方面，如果将左翼文学等同于以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创作，则无疑会“窄化”这一概念。毕竟，在巴西文学语境中，即使是共产主义理念最为盛行的30年代，巴西共产党对于左翼文学创作的领导力度也十分有限，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共产主义作家都拒绝过党内的作品审查。而即便在加入巴西共产党之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正如巴西最具代表性的左翼作家亚马多强调，“我此前并未读过马克思，不知道我们之中是否有较多人读过。［……］但大多数党内领导人肯定从未读过”（Raillard 74）。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写作中直击阶级剥削的本质，并在作品中号召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运动。

考虑到上述因素，在对巴西左翼文学展开分析之前，应当首先对这一概念进行限定。事实上，尽管在表述及使用上有些混乱，那些被归为左翼文学的巴西作品却仍展示出许多一致的特点。在讨论30年代巴西无产阶级文学（也即左翼文学，如果采纳上文中茹雷马的观点）时，布埃诺（Luís Bueno）就曾指出，这一文学类别尽管定义不清，但有三个主要特征：群众性、革命性，以及（对于穷困的）纪实性（207）。可以说，这些特点也延续到了后期的巴西左翼文学创作。因此，在本文的讨论中，会将“左翼文学”限定为那些以纪实手法聚焦弱势群体生活状态，有意推动社会整体变革，以实现公正、自由、平等为目标的作品。

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种族与政治

在欧美左翼文学批评中,即便研究主体是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文学，学者也通常会回溯至19世纪，从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自然主义文学开始讨论^［1］。而按照上文的定义,巴西左翼文学则无疑发轫于19世纪下半叶。那是巴西历史剧烈变革的时期，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已废除奴隶制，而南美各国独立之后也纷纷建立共和国，使坚持奴隶制度的巴西帝国面临更多压力。从1850年颁布禁止奴隶进口的法令（“Lei Eusébio de Queirós”），一直到1888年全面废除奴隶制度，关于奴隶制存废的争论在巴西从未停歇。一方面，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依然是巴西经济的主要支柱，代表大庄园主利益的政治团体在巴西议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英国）的压力与日俱增，巴西国内的废奴主义运动也日益兴盛。

正是在这一时期，受欧洲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阿泽维多（Aluísio Azevedo）创作了《混血儿》（O Mulato，1881）。在这部巴西自然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中，阿泽维多直接谈及奴隶制与种族主义等话题，流露出鲜明的废奴主义倾向，甚至直接将这部作品视为立场鲜明的“论证小说”（Romance-tese）。正如题目所示，小说主人公雷蒙多是一名混血儿，是白人庄园主与黑人女奴的私生子。庄园主的妻子对此心怀嫉妒，不惜当众鞭打女奴，甚至对她施以酷刑。出于安全考虑，雷蒙多被庄园主送到曼努埃尔家中寄养，之后又被送往葡萄牙学习。尽管由于肤色原因，雷蒙多在学校一直受到排挤，最终仍学成归来。返乡之后，他与曼努埃尔的女儿安娜相爱，却因为肤色与出身不被接纳，甚至遭到谋杀。最后，安娜遵从父亲的意志，同杀害雷蒙多的凶手结婚，并孕育了三个孩子。

尽管《混血儿》围绕雷蒙多的故事展开，这部作品却并非仅关乎一个人的命运，而是对整体社会环境与集体意识的写照。事实上，小说对故事发生地的风俗描写非常到位，书中人物也大都有现实原型，反倒是主人公雷蒙多的出现较为突兀。通过情节上的精心设置，阿泽维多强行将女奴的后代置于白人主导的社会圈子中，借此制造矛盾，刺激统治阶层露出他们本来的面目。可以说，在强调小说家社会责任感方面，阿泽维多与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的看法不谋而合。正如法国学者梅里安（Jean-Yves Mérian）分析的那样，“对于阿卢齐奥·阿泽维多来说，自然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流派，倒不如说是一种面对社会的全新态度与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抗争”（266）。在这个意义上，也就不难理解，除借雷蒙多及其母亲的悲惨遭遇，直击种族主义与奴隶制的要害之外，小说还批判了诸如父权制度、政教勾结等巴西社会的突出问题。

1890年，在巴西废除奴隶制2年、共和国建立1年之后，阿泽维多出版了另一部经典著作《棚户》（O Cortiço），将目光从种族问题转移到阶级问题。彼时废奴之后解放的大量劳动力纷纷前往大城市寻找机会，巴西政府又大力引进欧洲移民，缺少住所成为困扰众人的一大难题。阿泽维多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一方面描绘棚户居民糟糕的生活状态及难以改变的命运，另一方面则讲述了主人公若昂为实现阶级跃升不择手段，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广大租户，甚至在邻居获得贵族头衔之后，为了能跟对方结婚，逼死了一直陪伴自己的情人。

除阿泽维多之外，19世纪末还活跃着其他几位出色的自然主义作家，如卡米尼亚（Adolfo Caminha）与索萨（Inglês de Sousa），前者创作了第一部聚焦同性话题的小说《善良的克里奥尔人》（Bom Crioulo，1895），后者则出版了涉及印第安社区与基督教道德的《传道者》（O Missionário，1899）。尽管这些作品也起到了一定的揭示与批判作用，但在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上都无法与阿泽维多的代表作品相媲美。直到20世纪，巴雷托（Lima Barreto）现身文坛，巴西左翼文学才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如果说，为了分析与揭露巴西问题，身为白人精英的阿泽维多需要用文字创造出一个“混血儿”，那么，巴雷托的优势便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诚然，在现实生活中，混血身份与黑人样貌只能给他带来负担。他长期被排除在主流文学圈子之外，生前从未得到应有的认可，这加重了他的酒精依赖与精神危机，使他年仅四旬便憾然离世。生活与文学上的不如意加剧了他对周遭事物的怀疑与批判，这种态度又反过来导致其他知识界人士的进一步疏远。他与一切精英为敌：批判种族主义、共和体制、政府无能、学院风气、新闻媒体，甚至当时盛行的女性主义，因为这一运动没有考虑到黑人女性。他极力宣扬“斗争文学”（Literatura Militante）的重要性，在报纸上直言如果文学“没有直接宣传一种社会信念，至少应当聚焦于一个社会面向”（Barreto 129）。

巴雷托的这一斗争立场在1911年出版的《波利卡波·夸雷斯马的悲剧结局》（Triste Fim de Policarpo Quaresma）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这部以讽刺批判著称的小说中，主人公波利卡泼是一名堂吉诃德式的爱国主义者，希望凭自己的力量促进巴西国家建设，却屡屡受挫，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书中，波利卡泼主要做了三件事：提议将土著语言图皮语作为巴西官方语言，却因此被关进精神病院；到乡村隐居一心务农，却遭到当地政客的欺压；怀着报国志向加入革命，却因看不惯针对战俘的暴虐行径而被污蔑成叛徒，最终被判处极刑。

可以说，波利卡泼的悲剧命运证明了巴西社会在文化、经济、政治、司法等方面的全面溃败，这与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乐观情绪格格不入。与此同时，这部作品在语言上也有所创新，更接近巴西人的日常表达习惯，也为后来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口语化运动开启了先河。然而，这种风格却并不符合彼时文坛对于文雅的要求，因此遭到许多同时代作家的诟病。或许正是因为其超越时代的先锋特质，巴雷托在生前虽无法得到认可，死后却在巴西文学史上取得了不朽的地位，其文学风格与创作理念也在后续左翼文学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三、“红色30年代”与巴西现代主义文学

1922年，巴雷托去世，恰逢巴西独立100周年。在这极具纪念意义的年份里，巴西发生了三件大事：举办巴西现代主义文学周、发动里约热内卢要塞18名军官起义（Revolta dos 18 do Forte）以及建立巴西共产党。这三件事与巴西国内外时局（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巴西工业发展与政治危机）息息相关，也为30年代巴西左翼文学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具体来说，1922年开始的巴西现代主义运动通过对自由创新的强调，为“30一代作家”创立新的风格扫清了障碍。要塞起义标志着军队对巴西政局的不满逐渐加剧，部分军官更是直接参与1930年革命，帮助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政变上台，开始其长达15年的威权统治。而巴西共产党不仅对国内知识分子起到了一定的组织作用，更在1923年取得共产国际的承认，成为全球无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

国内时局动荡，加之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对巴西经济的影响，以及欧洲法西斯势力的崛起，使巴西知识分子从30年代开始，便陷入到对国家现实的忧虑与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之中。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左翼无产阶级文学与右翼整合主义（integralismo，即巴西法西斯主义）文学同时兴起的现象。然而，在当今文学批评及文学史研究中，那些右翼作家已经很少有人提及，而左翼文学（尤其是社会小说）则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绝对主体，其中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东北部作家更是占据主要地位。从时间上看，巴西这一时期左翼文学的兴起也与国际性的“红色30年代”不谋而合。

拉莫斯（Graciliano Ramos）、奎罗斯（Rachel de Queiroz）与亚马多是巴西“30一代”东北部作家群体中最著名的几位，代表了这一时期巴西文学创作的最高峰，同时也都被视为 “共产主义作家”。其中，奎罗斯与亚马多二十岁便加入巴西共产党，党内指导思想与内部问题是其早期作品中的突出主题。而拉莫斯则在进入文坛十余年后才加入巴西共产党，当时他已年逾五旬。但在此之前，他对文学创作的社会功用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在1937年的文论《北方与南方》（“Norte e Sul”）中，拉莫斯便讽刺那些将展现苦难视为洪水猛兽的人，强调只有写出“不合时宜”文字的东北部作家才真正把握了巴西的“现实”（136）。而在1945年《巴西小说中的经济因素》（“O Fator Econômico no Romance Brasileiro”）中，他又对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提出了更高要求：“（小说家）把一切经济相关的问题都丢给其他行业，这样的结果是，他们的创作是自上至下的。我们忙着处理社会与政治问题，却忽略了这些问题依赖于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如果我们忘记了在书中试图展示的地区的经济结构，就没有办法正确处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Ramos 253-54，258）

在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之后，拉莫斯正式加入巴西共产党，因而此番对于“经济基础”的强调，极可能受到马克思主义与党内方针政策影响。但总体而言，拉莫斯依然是从文学创作本身出发，注重作品的拟真性与逻辑性，换言之，左翼思想在这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更是一种现代的美学理念。而回顾拉莫斯一生的创作，能够明显发现他对文学“真实性”的追求一以贯之，有时反倒掩盖了其作品的革命性质。甚至在他最具社会批判色彩的小说《干枯的生命》（Vidas Secas，1938）中，为了真实展现落后地区居民的寡言与无知，叙事者也没有直接替他们说话，而是通过简单的心理描写，隐晦地表达对社会不公的控诉。从这个意义上讲，拉莫斯或许代表了巴西现代主义与左翼思想的最佳结合，但在诸多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作家中，他却绝非特例。事实上，对于同时代的作家来说，拉莫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理念对后续巴西文学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即使在奎罗斯与亚马多这样政治立场最为鲜明的作家身上，也能看到对巴西美学思想的开创性贡献。

奎罗斯的政治与文学生涯都颇具传奇色彩：政治上，她十几岁时便在报纸上参与论战，后续更经历了从正统共产主义者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再到支持1964年军事独裁的多重转向；文学上，她二十岁便出版了经典作品《一五年》（O Quinze，1930），并先后成为第一个加入巴西文学院与第一位获得葡语文学最高奖项卡蒙斯文学奖的女作家。不可否认，除精巧的小说结构、鲜明的人物刻画与深刻的社会主题之外，《一五年》的巨大成功跟作者的女性身份有莫大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奎罗斯颠覆了巴西文坛对于女性写作的一贯偏见，因为在这部以旱灾为背景的小说中，没有巴西传统“女性文学的造作、琐碎、虚假”（Schmidt 166），而是在详述灾民的悲惨生活之余，塑造了一位勇于变革的腹地女教师形象。

奎罗斯的著作与巴西传统女性作品全然不同，但这绝不意味着她在单纯模仿男性写作。事实上，在奎罗斯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非常出彩的女性角色，令男性作家难以企及。其对女性生活及心理状态的刻画，部分来自于她自身的经验与体察，也同样符合拉莫斯对于“真实”的强调。即使在她最为政治化的作品《石子路》（Caminho de Pedras，1937）中，对女性的塑造依然值得称道。这本书难得地将故事聚焦于某个共产主义组织内部的人物关系上，如实描绘了他们的勇气与懦弱、热情与冷漠。除阶级斗争中遭遇的迫害与牺牲之外，这本书还展示了共产主义者在男女感情方面的挣扎与沦陷，以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层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尽管在文学史评价中，这本书并非她的代表作，甚至在行文结构上还有些明显的硬伤，但集妻子、母亲与革命者形象为一身的诺埃米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经典人物。在《石子路》之后，由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怀疑与压制政策，奎罗斯与巴西共产党决裂，其作品的核心议题也转向了对父权制度、尤其是巴西东北部父权制度的严厉批判。

如果说奎罗斯革新了巴西的女性写作，亚马多对于巴西文学的主要贡献则在于他对民间文学、地方风俗，以及非洲文化的发掘与展现。与此同时，亚马多也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左翼作家。除去尚在探索时期的处女作《狂欢节的国度》（O País do Carnaval，1931）之外，在其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也即从1933年创作《可可》（Cacau）到1954年出版《争自由的地下工作》（Os Subterrâneos da Liberdade）的二十多年中，亚马多共出版了十余部符合社会现实主义美学方针的小说、戏剧、传记、游记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在《可可》里，亚马多就声明并问询，“在这本书中，我尝试以最少的文学性与最多的真实性来讲述巴伊亚南部可可庄园劳工的生活，这算是一部无产阶级小说吗？”（Amado 121）在1934年出版的《汗珠》（Suor）中，通过描述众多贫苦租户的生活，将笔墨均衡地分配给每个角色，亚马多试图在小说中达成“废除人物、压缩个体”的目标，以佐证“只有群体才重要”的理念（Ramos 95）。在此之后，《拳王的觉醒》（Jubiabá，1935）创造了一个经典的黑人形象，借种族问题来号召阶级斗争；《无边的土地》（Terra do Sem Fim，1943）、《黄金果的土地》（São Jorge dos Ilhéus，1944）、《饥饿的道路》（Seara Vermelha，1946）则分别展现巴西土地争夺的根源、外国资本的入侵与失地农民的悲惨命运。

得益于亚马多对故乡现实的观察与揭示，在上述作品中，政治意图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却并未消解其文学价值。《拳王的觉醒》与《无边的土地》更因为对当地民俗、文化与宗教的描写借鉴，而被视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相比之下，《争自由的地下工作》是亚马多唯一远离故乡巴伊亚，转而以圣保罗为背景的小说。这部书共有三卷，讲述了圣保罗地区共产主义者地下宣传、组织罢工、遭到逮捕等一系列事件，党政宣传色彩过于浓厚；更重要的是，它丧失了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因此评论家大都对这部作品评价较低，认为书中人物情节扁平单薄，语言叙述也苍白无力。

由此可见，当“30一代”的东北部作家在巴西文坛上受到推崇时，他们的身份更接近于“乡土作家”而非“都市作家”。这里暗藏着一个问题：通常谈及无产阶级小说，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革命叙事，这与苏联、英美等国的工业化程度有很大关系；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巴西，除圣保罗等少数城市之外，大部分地区尚处在以种植畜牧业为主的前工业化阶段，因此，这一时期最经典的巴西左翼文学形象并非工人，而是亚马多等人笔下的佃农、牧民、渔夫和手工业者。然而，正如“中国现代文学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形象，而是农民，不是都市生活，而是乡村的变革”（蒋晖 22），巴西左翼文学的这一特质虽远离了欧美文学，却与中国文学建立起更多联系。因此，在巴西左翼文学汉语译介初期，往往会产生一些误读，如将巴西的大庄园主类比为“封建地主”，将逃难的农民类比为“逃荒者”，等等。但另一方面，这种误读也让中国读者感受到更多亲近感，无疑扩大了相应作品的接受与传播程度。甚至可以说，亚马多作品之所以能对50年后的中国文学创作起到一定影响，也与这种相似性不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30年代东北部区域作家在巴西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圣保罗、南大河等巴西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也产生了不少高质量的左翼文学作品。其中，加尔旺（Patrícia Galvão）以笔名马拉·洛博（Mara Lobo）发表的《工业园》（Parque Industrial，1933）从圣保罗纺织女工的视角出发，采取碎片化、口语化的叙事手法，是一部颇具现代性的无产阶级女性小说。而丰特斯（Amando Fontes）的《科隆巴一家》（Os Corumbas）同样出版于1933年，则讲述了主角一家因不愿忍受干旱与庄园主的欺压而迁往州府阿拉卡茹，却在那里遭遇了子女私奔、被捕、重病、堕落等一系列悲剧，而最终无奈回到庄园的故事。虽然故事发展全然不同，《工业园》与《科隆巴一家》却包括一些相似的情节：如革命者对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探讨与因此遭受的迫害、资本剥削对劳工身体精神的双重摧残与底层妇女因为贫穷而沦为娼妓的命运，等等，这些主题在巴西30年代的许多左翼著作中都有所展现。1935年，与上述两位作家同为共产党员的马查多（Dyonélio Machado）出版了《老鼠》（Os Ratos），通过大量心理描写来展示金钱对于社会的腐蚀，开创了巴西左翼小说的另一条脉络。

四、军政府时期的“新闻小说”与“抵抗诗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之倒台的还有瓦加斯的专制统治。在此之后，巴西文学迎来新一轮的变革时期。除亚马多等少数共产主义作家仍在坚持革命文学的创作之外，大部分人均投身于新兴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之中，存在主义、个体意识、艺术哲思等成为比社会抗争更重要的主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巴西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左翼势力进一步衰微。然而，到了1964年，巴西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时任巴西总统的古拉特 （João Goulart）推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失败，引发军事政变，由此开启了军政府长达21年的军事独裁阶段。与瓦加斯执政时期相比，军政府的统治更加强硬暴虐。于是，巴西国内各项反抗运动高潮迭起，左翼文学也再次蓬勃发展起来。

卡拉多（Antônio Callado）是这一时期最活跃的作家之一，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军事独裁期间，卡拉多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几部作品——《祭灵仪式》（Quarup，1967）、《唐璜酒吧》（Bar Don Juan，1971）、《舞会映照》（Reflexos do Baile，1976）及《永生花》（Sempreviva，1981），每一部都直指巴西社会现实，明确表达了对独裁统治的批判。其中，《祭灵仪式》讲述了一位神父在经历了一连串精神冲击之后，最终投身社会斗争的故事；《唐璜酒吧》刻画了一群只知空谈而不敢行动的左派知识分子；《舞会映照》展现了一群年轻人绑架外国驻巴大使的阴谋企图；《永生花》则塑造了一位秘密回国的政治流亡人士，其目的是弄清楚妻子在独裁期间遭受迫害的真相。

卡拉多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贡献，主要得益于他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丰富经验。从1937年进入报业开始，长达30年的从业经历使卡拉多对于时政有着敏锐的嗅觉与精准的判断。1967年《祭灵仪式》的出版开启了巴西抵抗文学的新时代，坎迪多（Antonio Candido）因此称赞卡拉多是“第一个记录军事政变的编年史学家”（209）。而在写作风格上，卡拉多也有意结合了报刊语言与文学语言，在虚构的基础上融入新闻、日记、信件等纪实文本，以达成斗争性与文学性的双重保证，也即在保证小说质量的前提下，让读者可以毫无壁垒地理解文本内容。

这种写作手法在60至70年代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媒体报道对于时事记录与意识形态塑造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新闻语言更加简洁明确，能够直面问题本身，更有利于抵抗精神的扩散与传播。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作家将小说创作视为纪实报刊的一种补充品甚至替代物，借虚构的名义来记录现实、抨击不公。1968年，即《祭灵仪式》出版后一年，纳西门托（Esdras do Nascimento）的《婚姻工程》（Engenharia do Casamento）与布兰当（Ignácio de Loyola Brandão）的《城市吞噬的贝贝尔》（Bebel Que a Cidade Comeu）同时问世，两者都有对新闻报道的直接摘录。《婚姻工程》看似在以日记的形式展示叙事者的主观意志，实质却是通过对每日新闻的摘抄重写，达成了对现实的客观记录，而叙事者的最终死亡也与其记录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城市吞噬的贝贝尔》则吸纳了大量的标语、传单、宣传口号，再将这些碎片化的素材进行拼接，以此达成对小说语言的创新。

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五月风暴”等全球民主运动之后，巴西也爆发了“十万人大游行”（Passeata dos Cem Mil），以反抗军政府的独裁统治。同年12月，巴西军政府颁布《第五制度法案》（“AI-5”），政治清算与暴力行为进一步升级，文化管控与审查也得到加强。自此之后，民间反抗运动受到打击，文学的创作出版越发艰难。除《唐璜酒吧》等批评左翼斗争不力的作品之外，这一时期的政治小说很难与读者见面，只有亚马多与维利希莫（Erico Verissimo）这两位最知名作家能够例外。

维利希莫与亚马多年龄相仿，进入文坛的时间也比较接近。但在左右极端对立的30年代，维利希莫更像一个罕见的中间派，尽管也有《交错之路》（Caminhos Cruzados，1935）这类批判讽刺资产阶级道德的作品出版，但总体而言他更关注个人心理与情感生活。然而，在政治环境最为压抑的“铅灰时代”（Anos de Chumbo, 1969—1974），维利希莫的《安塔列斯事件》 （Incidente em Antares，1971）却成为比亚马多《奇迹之篷》（Tenda dos Milagres，1969）更直接，也更具影响力的反抗作品。

《安塔列斯事件》全书分为两部分，其中“安塔列斯”讲述了这个城市从考古发掘到1963年的历史与政治格局，“事件”的故事则从1963年末的安塔列斯总罢工开始，到1970年结束。一方面宁肯冒着“老生常谈”的风险，也要对读者进行必要的政史教育；另一方面直指罢工、强权、阴谋、镇压、腐败、虚伪等军政府最为忌惮的核心问题。维利希莫的文学抱负由此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在文学技巧和情节设置上均属上乘。以墓地工人罢工为引子，维利希莫安排7名当日去世的死者“复活”，并借死人之口，对当地腐朽的社会政治进行反讽与披露，故事的展开合情合理，令人啼笑皆非又不免伤感。可以说，在这本书里，维利希莫实现了政治讽喻与心理捕捉的完美结合。因此，该书出版之后即在巴西国内外广泛传播，甚至早在1975年，我国翻译家“就曾把《安塔列斯事件》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范维信、陈凤吾2），可见其名气之盛。

值得一提的是，当小说因出版环境恶化而受到压制时，诗歌一跃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这也是军政府时期巴西抵抗文学与30年代的不同之处。得益于诗歌短小的篇幅，在一些小型独立出版机构的支持下，“诗人数量不断增加，（诗歌）再版不再罕见”（Hollanda 9）。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诗歌展现的新特点，如语言的简化、对口语的挪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等，也扩大了诗歌的传播面与接受度。这种诗歌的“去等级化”（Hollanda 10）在很大程度上受到60年代“热带主义运动”（Tropicália）的影响，也进一步拉近了巴西诗歌与流行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的距离。总体而言，在1969至1974年间，巴西出版的诗歌更倾向于采用讽喻的手法，对现实的批判也较为含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构成军政府严厉管控之下的一股反抗力量。

另一方面，当巴西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之后，一批更加严肃沉痛的诗作得以出版。流亡诗人古拉尔（Ferreira Gullar）与身陷囹圄的波拉里（Alex Polari）分别于1976及1978年出版了《脏诗》（Poema Sujo）与《伤痕清单》（Inventário de Cicatrizes）。《脏诗》一经发表便成为巴西当代诗坛的经典之作。除古拉尔一贯的革命立场与语言创新之外，这部作品最引人瞩目的，是它得以把握巴西社会集体意识的内在本质，将流亡期间“孤独的主观性”与“复合而共通”的群体记忆联系起来（Bosi 13）。而《伤痕清单》作为“见证文学”的代表性诗作，与1979年“再民主化”进程开启之后的同类文字相比，拥有更强烈的斗争性与反抗精神。

五、左翼文学传统与巴西当代文学

上述文字试图勾勒巴西文学中的左翼传统，其存续发展既得益于巴西每一代作家的社会参与意识，也与巴西危机重重的现实境况密不可分。从19世纪至今，巴西知识分子每每用“边缘国家”“欠发达国家”形容自己的祖国，但批评之中又饱含关切，并难以掩饰对社会变革的期待，这也正是巴西作家社会责任的由来。在2013年法兰克福书展上，鲁法托（Luiz Ruffato）代表主宾国巴西致辞时曾明确说道：“在一个位于世界边缘的国家，在一个野蛮资本主义绝对不是譬喻的地方，成为作家意味着什么？于我而言，书写是一种承诺。”（web）这一发言基本代表了巴西左翼作家的立场。

而左翼文学在巴西的发展并不仅仅受到政治立场的推动，同时也伴随着文艺理念的转变。在30年代拉莫斯提出将（客观与主观层面的双重）“纪实”作为一种美学追求之后，60年代古拉尔继续阐释了立足巴西现实的重要性。他认为，发达国家的艺术并不优于发展中国家，而立足地方现实的艺术不仅能够展现这一区域的特殊性，更能发掘“仅存于这种特殊性中的普遍性，这是其他任何艺术所无法表达的，因此，这是对全体人类经验的贡献”（83）。不容否认的是，在近几十年的巴西文学批评中，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地方性与世界性一直是各家论述的要点，也为巴西左翼文学传统的延续提供了更多支撑。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即使在军政府倒台之后，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文学创作依然在巴西拥有强劲的生命力。倘若按时间段划分，大致可以看到如下图景：在民主化刚刚完成的80年代，以亚马多《大埋伏》（Tocaia Grande，1984）与里贝罗（João Ubaldo Ribeiro）《巴西人民万岁》（Viva o Povo Brasileiro，1984）为代表的“反乌托邦”文学引人注目；从90年代后期开始，边缘群体与贫民窟文学逐渐占据文坛要地，其中最知名的作品当属林斯（Paulo Lins）的《上帝之城》（Cidade de Deus，1997），丰塞卡（Rubem Fonseca）、鲁法托等作家也在这一领域有较大成就；而在2010年之后，巴西筹建了负责清算军事独裁暴行的“国家真相委员会”（Comissão Nacional da Verdade），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军政府成立50年的反思活动，许多作家也加入到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之中，库辛斯基（Bernardo Kucinski）的《K》（K，2013）与福克斯（Julián Fuks）的《抵抗》（Resistência，2015）是这一类别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然而，最近两年，这种发现社会弊端并加以抨击的创作模式似乎不再奏效，尤其在2018年右翼政客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当选总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左翼话语宣传是否出了问题。毕竟，自军政府倒台之后，原先争取的民主自由似乎越来越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社会批判变成了知识界的主流立场，控诉发声更像是在服从一种学术权威，而真正代表左翼精神的反抗冒险却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何为左翼文学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相关讨论也会继续影响到巴西文学的未来走向。

注释［Note］

［1］参见吴岳添：《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弗雷：《美国无产阶级小说》，何卫华、谢海燕译，载胡亚敏编《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50-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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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2020年第1期，第7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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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张翠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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