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访谈｜命运：我们怎样塑造我们的历史
经验 与 回忆
命运：我们怎样塑造我们的历史
齐格蒙特·鲍曼、彼得·哈夫纳 /文
王立秋 /译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
1946年，你加入波兰的共产主义党派，波兰工人党(PPR)。比当时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书，后来2009年去世的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早一年。1968年，你离党，在那两年前，科拉科夫斯基被开除了党籍。和你形成对照的是，后来他声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者。
在入党这件事情上，科拉科夫斯基和我并没有合计过。那时我们互不认识；还没见过面。回头来看，在我们回忆当时的感觉——先是在波兰，然后是在流亡中，最后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都曾相信，1944/5年波兰共产党人的计划，是唯一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国家可以摆脱战前的落后和战争的动乱的东西；它是唯一能够解决民族的道德堕落、文盲、贫困和社会不义问题的计划。共产党人想给赤贫的农民土地，改善工厂里的工人的生活条件，把工业国有化。他们想提供全民教育——实际上他们也信守了这个承诺。他们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并且，虽然当时经济上有裙带关系的问题，但文化是繁荣的：波兰电影、波兰戏剧和波兰文学都是一流的。今天的波兰不再是这样的了。在我的小书《生活的艺术》里……
一本很棒的书，在你的书中，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在这本书中我阐明了这样一个想法，即，人生的旅途基于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一个是命运。“命运”是那些我们无力控制的东西的简称。另一个因素则是命运提供的，现实的选择。生于哈林区的纽约女孩和在中央公园附近出生的女孩的命运不一样。她们可以做出的选择也不一样。
但她们都有选择可做，都有选择。那么，决定人努力实现的是哪些可能性的，又是什么？
性格。我们不能逃避命运给我们提供的现实选择，但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就是性格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有理由悲观，也同样有理由乐观：悲观，是因为对我们敞开的可能性有着不可逾越的限制，即我们所谓的命运；乐观，则是因为和命运的情况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性格上下功夫的。我不为我的命运负责；那是神的决定，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但我要为我的性格负责，因为性格是可以被塑造、净化和改善的。
就你而言，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自己的路，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也是命运与性格的组合。我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就我的性格而言，我不会假装它是完美的，但我会为我做的每一个决定负责。那是不可逆转的。我做了我做的事情，但是命运，是不足以解释它的。
回顾你的人生，对于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你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
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不，我不回答这种问题。
好吧。
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在我还很年轻，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写过一部小说，一部关于罗马皇帝哈德良的传记。在研究期间，我遇到了一个毕生难忘的句子。那个句子和反思像“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那样的问题的无意义有关。它是这样说的：“要是特洛伊木马能下崽，那么养马就会很便宜了。”
“要是”这个小词的强大和无能。
要点当然是，特洛伊木马不能下崽，因为它是木头做的。这就是对我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这个问题的回答。要是你的做法不一样，那么，后面的历史过程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不认为我自己的决定特别重要。它们是在时代的逻辑里做出的决定。我生命中发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和我无关，也不是我牵头的。我不得不逃出波兹南，不得不在纳粹抵达时离开波兰，（这些事情）既不取决于我的欲望，也不是我的意志可以决定的。我自己决定的事情，是在战后加入共产党。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也考虑到我自己的经验，那是我当时能够想到、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在这点上，我不是一个人，许多后来变成强烈的反共主义者的人，在当时也做了和我一样的决定——包括，比如说，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
在你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的雅尼娜描述了在她发现她传给一个同志的关于她的一位女同事的信息导致那个同事被排斥的时候感到的震惊。她说，你向她解释说，党“虽然充满了不值得信任的个体，无情的事业狂和不成熟的成员”，但依然是“支持社会正义的最强大的力量”。“要革命，就难免在无意间伤害到无辜的人”。后来，科拉科夫斯基和你都不拿这样的辩护当挡箭牌了。
我们个人的去魅过程，对分隔理论与实践的深渊的缓慢却不可阻挡的意识，以及关于与之相关的虚伪带来的病态的道德影响的认识，差不多是同步发生的。除了这点，即那种认为我们还能让误入歧途的党回到正路——还能从内部纠正党的错误的幻觉。我沉迷于这种幻觉的时间比莱谢克要长一两年，我至今还为这个事实而感到羞耻。不过，后来，在流亡中，我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不同。相较于莱谢克，我从未加入过对立的政治阵营，更不用说对它表现出激情了。我还是一名社会主义者。
你曾在红军波兰师服役，战后还在波兰内务安全团(Korpus Bezpieczeństwa Wewnętrznego, KBW)任过职。当时除军事训练外，是不是还要接受政治教育或者说灌输？
只要反抗德国占领者的战争还在打，这样的教育就很少。当时唯一的目标是结束德国对波兰的占领，之后波兰会怎样，还是一个次要问题。军事行动一结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KBW的士兵代表了波兰人口的一个横截面。因此，那里的见解和偏好不一，反映了波兰社会内部的分裂。除常见的士兵美德外，政治指示的主要主题，是“波兰人最需要的是哪个波兰？”这样一个依然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马列主义vs.资产阶级哲学”可能是学界的主题，但在士兵那里问题是“工厂归谁？”和“耕地归谁？”
2007年，德裔波兰历史学家波格丹·穆休(Bogdan Musial)以你是KBW的一员为依据攻击你，但他没有找到任何证明你参加过针对反共党人的谋杀、折磨或间谍活动——KBW被指控有这样的活动——的证据。
穆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文章里写到的真事不是新闻了。每个人都知道，在1946年和1967年间我是共产党员，以及，我在所谓的“军方内部”工作过几年。[1]他的文章披露的唯一一件事情是我也为军方的情报机构服务过。当时我19岁，并且只干了三年。我从未公开过这点，因为我签过一份保密文件。
当时你的任务是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无聊的办公室工作。我在宣传鼓动部门。我得为新兵的理论和实践教育准备材料，写意识形态宣传手册。幸运的是，对我来说，这个工作不久之后就结束了。
穆休引用的一个协议说，“线人塞米昂”——这是你的代号——“他的信息很有价值。出于他的闪族出身，行动不能用他。”你的任务是收集关于政权的敌人的信息吗？
他们很可能期待我这么做，但我不记得提供过此类信息。我就在办公室里坐着写东西——确切来说，不是那种你会遇到此类信息的地方。穆休没说的是，虽然我可能为军方的情报部门工作了三年，但我自己也被特勤局监控了十五年。我被人监视，有人写我的报告，我的电话被监听，我住的地方被装上了窃听器等等。因为我是政权的批评者，所以我被赶出了军队，后来又被赶出了大学，并因此而被赶出波兰。
在1956年匈牙利期以后，你是党内的造反分子之一。雅尼娜描述了你和你的家人是怎样被跟踪和虐待的。为和她结婚，你需要你在军队的上级，济斯瓦夫·比布罗夫斯基(Zdzisław Bibrowski)的许可。他和你一样是共产党员，但显然他也类似地，不怎么忠于党的路线。
我从比布罗夫斯基那里学会了怎样区分健康的社会机体和癌症般的赘物。他让我大开眼界，看到了我全心全意投入的社会主义理念，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早在GHR异见人士鲁道夫·巴罗提出这个术语之前，早在我被迫离开波兰之前，我就发现它很难对付了——之间不断张大的口子。比布罗夫斯基向我展示了，忠于社会主义的理念要求你竭尽全力为反对它被淡化和腐化而斗争。这一课，一旦学会我再也没有忘记过。
雅尼娜写到1952年比布罗夫斯基因为是犹太人而被撤职。
我怀疑，无论如何，他迟早会走，因为他的观点。他是最优质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开放的、能够批判思考的人，他把有类似品质的年轻军官集聚到自己身边，保护他们免遭“清洗”。在国家特勤局迅速专业化的语境中，他被认为是不称职的。比布罗夫斯基不是反共产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以他的信念，共产主义的信念造反，反对对共产主义的滥用，反对对它的糟蹋和败坏。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既想为政权服务，又想保留自己完整的人性并因此而保护其他人的人性。但：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就像被归到亚里士多德名下的那句话说的那样。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比布罗夫斯基回到自己专业，做了工程师。之后不久，他保护过的那一小群人仿效了他的先例，我也是其中之一。
你也不是自愿离开的。1953年1月，你被判定为在政治上不可靠，并被军队开除。两个月后，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当时斯大林甚至在西方也被誉为“伟人”，一个——就像雅尼娜回忆的那样——用“铁拳粉碎法西斯妖魔”的人。[2]斯大林的死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巨大的冲击。毕竟，我和许多比我聪明得多得多的人一样，十三年来一直活在这个人投下的巨大影子里——一直在大体上相信他的智慧，并依赖他的判断。直到今天，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和极权主义的心理有关，但我还是发现很难充分地理解这种智识上的窒息。关于围绕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崇拜的书很多。人们细致入微地描述这个现象，并广泛地承认，它令人无望地不可理解。如果你要熟悉这种类型的个人崇拜的经验，你能做的事情，比阅读诺贝尔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要糟得多得多。尽管确切来说她也没有能力提供解释，但她是最近乎于把握到了那个现象。她把谜道破了，使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得以瞥见它的复杂性。除此之外，眼下这个噩梦也在困扰着我：在不远的未来，这样的崇拜又会流行起来。
身为一位高水平的知识分子，你在多大程度上为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
我相信，使我转向共产主义的，不是什么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关于价值理论或工人阶级的解放等等的观念。我不是通过哲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门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相反，它更多的是一种与一种浪漫主义的、反叛的历史观和我们青年人必须扮演的角色（即，使这个观念成为事实）相结合的，对当下情景的理解。莱谢克在他的论文《众神之死》说的很漂亮，我们都被“一个更好的世界”的神话，都被一个“平等与自由的王国”的梦想，被那种“和巴黎公社成员、如果革命期间的工人、西班牙内战中的士兵是兄弟”的感觉吸引了。[3]
雅尼娜的回忆录告诉我们，在你退伍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言行之间的矛盾使你有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在创立百年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需要一种新的诠释。今天，你的看法是什么？马克思的思想还有什么是有效的？
他对经济机制的分析当然过时了。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期，在一个（和今天）截然不同的情境中写作。但他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评论，至今都还在指导着我的工作。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对社会学，其真正的存在理由的辩护。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就扎根于这个基础。你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理解这个辩护。环境已经被创造出来，但我们没有选择它们。问题是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逼我们做什么，我们怎样处理它们，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它们。我们怎样——在当代生活条件的压力下和在了解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这是我们存在的秘密。
对具体来说，你做的那种社会学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具体来说，我受到了意大利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的改造的影响。我接受了他的那种进路，即我所谓的社会学诠释学——注意，不要和社会学中的诠释社会学学派混淆。重要的是人们接受的观念，他们遵循的指导原则。社会学诠释学意味着反思社会的条件、环境和构成。我们是一种注定要思考的自然物种，即智人；我们经验某事物，不只是用身体来经受它。经验是小块的信息和错误信息，我们试图从它们得出认识，创造观念，再从观念出发制定计划。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职业诠释学从今天的观念推究先前的观念，在它们的过去的基础上诠释它们，发现它们是怎样任意地增殖、生产、交配的。但在我看来，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从观念到社会机体，并试图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那才是问题——那个把我们分成不同的政治派系、党派，使我们从属和忠于不同对象的问题——之所在，即，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同样的经验这个简单的事实。葛兰西想到的，是一种关于霸权观念（即人们通常说的常识）的哲学。霸权哲学不是哲学批判意义上的哲学。它不是关于康德、莱布尼茨和这样的人物的专题论文。定见(doxa)是这样的想法：人们不会去想它们，而是根据它们来行动。它们沉积于某处，形成我们感知世界的框架。多亏了葛兰西，我把生命中更好的那部分时间用来破解作为对人类生活条件之反应的主流的和霸权的观念。我试图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突然变得流行起来，或为什么人们突然想要强大的领导人。在我看来，这些是挑战。
在你加入苏联贝林格将军的军队，被送上前线的时候，你才十八岁。战争、你的故乡波兰（战后你也回到了那个地方）被蹂躏和破坏的经验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在苏联的时候，你在空闲时学习物理学。
我和在苏联建立的波兰军队回来的时候，我的兴趣已经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了。我看到的东西加速了这个进程。甚至在德国占领波兰之前，波兰就已经很贫穷了。许多人失业或半失业；社会的不义近乎丑闻。在德国占领波兰六年后，情况甚至变得更糟了。人民一直被羞辱，土地被在它上面移动的前线变成焦土。因此，我转向社会和政治研究并不奇怪。在离开军队后，我就完全投入了研究。
在俄国人按兵不动，直到德国镇压起义，杀死二十万居民并把城市夷为废墟的时候，你所属的轻炮兵团就部署在华沙外的维斯瓦河畔。1945年3月，你在科尔贝格战斗期间负伤，被送进了军医院，之后你又参加了柏林之战。你得到了英勇勋章。确切来说，是因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把勋章奖给我的时候我在军医院，我是之后才得知这件事情的，当时我联系不上任何提名我的人。我能告诉你的仅仅是，我绝不比其他数百名波兰士兵更勇敢。我不认为，我对城市战斗的参与，在占领科尔贝格上起多大作用。
那柏林之战呢？
我5月3号从军医院步行抵达柏林。那是战斗的最后几天了，5月8号，德国人就投降了。
在你的军旅生涯中，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对你的智识工作有影响的东西？
重建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经验，有违背兰克的要求即历史学应该报告“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风险。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从来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真的报告实际发生的事情。过去充满了暗指和暗示；对思辨来说，过去是一个更有成果的领域，未来远远赶不上它——即便未来没有定位点。因此，我说的，是我在当下的时刻的看法，但我有没有把后来积淀的这个多层次的东西的最深层给揭露出来，我既不知道，也不能保证。
具体来说，当你在华沙当上社会学教授的时候，你年轻时的军事经验，特别是波兰的解放，对你最早的观念有没有影响？
因为来自《洛杉矶书评》的访谈者也问过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会重复我给他们的回答，就像2014年发表的那样：“肯定有影响，不是吗？怎么会没有呢？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生活经验都会把自己印——越是强烈，印得越重——在人的生命轨迹上，影响我们认识世界、回应世界和选择在世界上走的路的方式。它们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矩阵，而人的生命行程，就是这个矩阵的可能的排列方式之一。不过，要点在于，它们沉默地，也可以说密密地、偷偷摸摸地运作——通过促使而不是刺激，通过它们作为环境提供的选项组而不是通过有意识的、蓄意的选择起作用。伟大的波兰的讲故事的人和科学家斯塔尼斯拉夫·莱姆就曾经不全是开玩笑地尝试过创作一个导致名叫‘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人出生的意外的清单，然后计算器出生的或然率。他发现，科学地说，他的存在近乎于不可能（尽管其他人出生的或然率也不比他更好，同样无限地趋近于零）。于是这句警语就用得上了：带着后见之明来重建选择的原因和动机，有这样的危险，即把结构归因于流变，把逻辑——甚至是前定——归因于一系列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几乎不会或者说根本不会去反思的既成事实……
在这里，我回忆这些俗气而相当琐碎的真相是为了提醒你，你不应该完全相信我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说的话……
把战争和战后头几年的经验和后来成为我毕生兴趣的东西——恶的来源，社会不平等及其影响，不义的根源与工具，另类的生活选择的德与恶，人对自己的历史的控制的机会与限度——关联起来是‘守理性(stands to reason)’的做法。但‘守理性’这个品质能够充分证明它是真的吗？了不起的波兰作家维斯瓦夫·密希勒夫斯基(Wiesław Myśliwski)在他最后的小说《最后一笔交易》(Ostatnie rozdanie)[5]（除一个用精美散文讲述的迷人故事外，这本书还是一部关于足够鲁莽和傲慢到敢于以有序、完整、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重建和重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的人都会遇到的陷阱与埋伏、试炼与磨难的沉思）中写道：
我随心所欲的生活。不觉得自己是事物的秩序的一部分。我按片段、碎片、碎块，在每时每刻，随机地，从事件到事件地，像随着浪潮一样生活。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印象，我的生命之书上的大部分纸页被人给撕走了，因为它们一片空白，或者说因为它们不属于我，而属于别人的生活。
但是，他问，‘有人会说：那么记忆呢？记忆不是我们的自我的守护者吗？记忆不是给了我们自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感觉吗？记忆不是让我们变得完整，给我们打上印记吗？’——但他的回答是：‘好吧，我不会给人相信记忆的建议，因为我们的想象可以对记忆为所欲为，因此，记忆不可能是关于我们的真理的可靠材料。’我谦恭地接受这点。
马丁·杰伊曾说，我自己的生命经验的流动性，受到了我关于流动现代性的诠释的影响。在我的人生故事中，我一直是鸟而不是鸟类学家（而鸟在鸟类学的历史记载中并不是特别地重要），我真的不觉得有资格超越这个相当平庸的评论：我关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之脆弱的经验必然（不是吗？）影响了我看到的事物和我看事物的方式。”[6]
在德国入侵波兰两周后，你们家乘最后一列火车逃到了苏联。差不多三十年后，你又不得不再次逃离你的故乡，波兰。你一开始在以色列寻求庇护，然后又去了大不列颠，在那里一直待了下来。你能数数你的这段人生旅途的阶段和待过的地方吗？
真要把我去过的地方都列下来那就太多了。在华沙，我们生活在普鲁斯街17号一个租来的公寓里——我的父母，我的姐姐和我。然后我们逃到了莫洛杰奇诺，也就是今天白俄罗斯的马拉奇耶克纳市，但当时，它在红军的占领下，并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并入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那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农庄的一个房间里。1941年，在德国人占领该城前，我们又逃到了高尔基（今天又叫回了下诺夫哥罗德）北部的区域中心沙胡尼亚。我们从一个寡妇那里租了一间很小的，没有窗子的房间。在战后，1948年和1954年间，雅尼娜，我们的大女儿安娜和我以及我父母生活在华沙桑多梅日斯卡街上的一个三居室的公寓。在那之后，雅尼娜和我搬到aleja zjednoczenia的一个两居室公寓，然后又搬到诺沃特基街，也就是今天的安德尔斯将军街，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了1968年，我们不得不移民出去的时候。在特拉维夫待了一阵后，我来到了英国，搬到了里德的劳斯伍德花园1号，我也将在这里死去。起初，我和雅尼娜，两个女儿和岳母一起生活在这里，然后只和雅尼娜一起，今天则是和我的第二任妻子阿莱克桑德拉·亚辛斯卡-卡妮亚一起。
1957年，在你完成博士论文后，你得到一笔来自美国的资助，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生活一年。雅尼娜写到，你在地下室一个黑暗、阴冷潮湿的房间里靠奶酪和馅饼生活，用英文挣扎着学习，并想念着你的家人。她说，你很悲伤，觉得孤独的要命，你把钱省下来，这样雅尼娜才能来看你。
对，一开始我挺绝望的。
雅尼娜说后来变好了。当她来看你的时候，她为此而感到吃惊：在海德公园著名的演说角集会反对政府的人竟然没有因此而被逮捕。
我们非常享受一起在伦敦生活的那个月。
雅尼娜在她的回忆录中写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保守战争蹂躏的波兰，工作很好找。建筑工地、工厂、钢铁厂、办公室、机关部门，到处都需要人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限制。1948年你开始在华沙学习。当时——在战争结束三年后——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我上的是社会与政治学学院，它的教员临时拼凑出来的，大多相当平庸。当时没有教科书，其他书也少且劣质。课在晚上上，因为大多数学生要工作。我不认为我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唯一一件好事是我在那里遇到了雅尼娜。我真正的教育是在拿到本科学位后，在研究生阶段才开始的，我在华沙大学攻读我的硕士学位。在那里，我的老师们是斯坦尼斯拉夫·奧索夫斯基、朱利安·霍赫费尔德、塔德乌什·科尔宾斯基和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级别的研究者。
你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所谓的“文化学”的巴登学派的两位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观念，他们都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启发。他们的思想，是一种强调价值的新康德哲学。
雅尼娜写到，作为普通军官，你“对戏剧充满激情”。当时在共产主义华沙的舞台上都演过什么戏？
当时戏剧在波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德国几乎把华沙夷为平地之后，剧院是最早修复的建筑之一。艺术得到了当时掌权的知识分子的慷慨的财政支持——这是波兰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可以看到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贝尔托特·布莱希特、欧仁·尤内斯库、路易吉·皮兰德娄的戏，这些戏导演和演员都很棒。至于电影，则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卢奇诺·维斯康蒂、桑德罗·德·桑蒂斯、罗伯托·罗塞里尼、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费德里科·费里尼的作品为主，但也有年轻的东德、捷克和匈牙利电影导演的作品。还有路易斯·布努埃尔，以及像让·雷诺阿那样的经典法国导演的作品。
你小时候想长大以后当什么？
从很小的时候开，我就对物理学和宇宙学感兴趣。我想一辈子研究它们。如果我没有如此强烈地接触到人的非人潜能的话，我很可能会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但像被轰炸的满是难民的街道，逃避逼近的纳粹军队的绝望尝试，和悲惨的流亡那样的经验——它同时也是一个赋予生命的奇迹——把我变成了流浪汉，并唤醒了我对人的生活的多层、多样方式的兴趣。不过，我也不曾放弃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兴趣。
你小时候阅读吗？
一开始，读男孩子读的那种书：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杰克·伦敦、赞恩·格雷、凯尔·梅、儒勒·凡尔纳、罗伯特·路易·斯蒂文森和大仲马，以及波兰的科内尔·马库申斯基写的一切。然后，是波兰所有的，几乎所有的经典，包括散文和诗歌：亚当·密茨凯维奇、博莱斯瓦夫·普鲁斯、亨利克·显克微支、斯特凡·热罗姆斯基、艾丽查·奥若什科娃、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等等。但在我们逃离波兹南的两三年前，我告别了儿童文学。维克托·雨果、查尔斯·狄更斯和列夫·托尔斯泰——只说几个最重要的名字——的书成了我的新食粮。
你小时候父母会读书给你听吗？
我父亲会在睡前读书给我听。在他晚上八点钟下班回来的时候，无论他有多累，他都会先读一章书给我听，然后才上床睡觉。因此，他对印刷出来的文字的尊重和激情也感染了我。我只给你说几个我确定记得他给我读过的书的作者：儒勒·凡尔纳、安徒生、塞尔玛·拉格洛夫和斯文·赫定。我对到北方而不是南方去旅行的偏好就要归功于斯文·赫定这位重要的瑞典探险家。
END
注释：
[1] 波兰文的意思就是前面的内部安全团。
[2] Janina Bauman, A Dream of Belonging: My Years in Postwar Poland (London: Virago, 1988), p. 109.
[3] Leszek Kolakowski, “The Death of Gods”, in Is God Happy? Col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pp. 5-19; 这里的内容出自p.5.
[4]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p. 32.
[5] Wieslaw Mysliwski, Ostatnie Rozdanie [Last deal] (Cracow: Znak, 2013).
[6]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11 November 2014: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disconnecting-acts-interview-zygmunt-bauman-part/
本文译自”Experience and Remembrance Fate: how we make the history that makes us”, in Zygmunt Bauman and Peter Haffner, Making the Familiar Unfamiliar: A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Haffner, Polity Press, 2020, pp.9-25.感谢译者王立秋老师授权海螺发表。译文仅供学习交流，未经许可，请勿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编辑|魏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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