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续冬最爱的葡语诗人——安德拉德：一个作家出生然后死去
一个作家出生然后死去
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文
里卡多·斯特恩伯格/英译
王立秋/译
01
七月的一个下午，我出生在一个名叫图尔马利纳的小镇，那里有一所监狱，一所教堂和一所学校，它们都挨在一起。监狱有些老旧，墙皮都开始脱落了。上帝知道囚犯怎样在里面吃住，但监狱对我们来说有一种无法摆脱的魅力（鸟笼、扫把、纸花和木偶就是在那里造出来的）。教堂也上了年纪，但威望不减。学校才建了四五年，是最不招人喜欢的地方。我就出生在那里：在三年级教室里，老师是多娜·埃梅伦西亚纳·巴博萨，愿主让她的灵魂安息。在那之前，我不识字，也没有写作的抱负。我记得，在七月的那天，打在地上的阳光凶猛而平静。那是一堂地理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遥远国家的名字。城市在它们名字的边上成形，巴黎是一座桥和一条河边的一座塔；英格兰躲在浓雾背后。爱斯基摩人、秃鹰神秘地出现，带来整个国家。那一刻我出生了。突然，我出生了；也就是说，我感到写作的需要。我从未想过除了没有脖子的人物和代表五根手指的五划，纸和笔还能造就什么。不过，那一刻，我的手伸向课桌寻找某物，找到它，为它而着迷，并写下了一个看起来是在叙述一次从图尔马利纳到北极的远行的东西。
也许，那是这个文类篇幅最短的速写。它只有十行，包括船难和火山之旅。写作时，我的脸烧了起来，我的快手跌跌撞撞地突破了复杂正字法的阻拦。这个状态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然后多娜·埃梅伦西亚纳打断了我：
——朱基特，你在干嘛？
我的脸更烫了，但我没有回答。她坚持要求：
——把纸给我……拿上来。
我不情愿，但她的眼镜看起来专横极了。我起身，僵硬的手抓着纸角，全班都在看，他们已经在享受我被羞辱的景观了。多娜·埃梅伦西亚纳的眼镜快速扫过那张纸，接着，让我惊奇的是，她告诉同学们：
——不要取笑朱基特。他写了一段很好的描述，这表明，他从课上学到了东西。
她停了停，补充说：
——坚持下去，朱基特。你会成为大作家的。
同学们不理解大作家是什么意思。我自己也不是很理解。但我知道，在里约热内卢有一个脑袋很大的小个子男人，他会说很长的话，聪明得可怕。他肯定是大作家，九岁时的我以为，老师是在拿我来和鲁伊·巴尔博扎比较。
我小心地把这次极地旅行记录从笔记本上撕下来，得意洋洋地把它护送回家。本就倾向于夸大我的天赋的母亲认定我是天生的作家。我的父亲是一个朴实而不乏常识的人，但他也开了一次例外，听我这个小作家叫唤。作为鼓励，他们给我订了Tico-Tico，对那些时代、那些地区来说，这个儿童周刊可以说是一份豪华的礼物。于是我开始写故事、戏剧、传奇故事和一部巴拉圭战争史，但写完头几章，写到马拉切尔·洛佩兹被释放就放弃了。
02
我写啊写。我离开了图尔马利纳。在寄宿学校，我成了Aurora Ginasial的编辑，在那里，一个神父把“羞怯的孤挺花”引入了我对春天的描述，这个罪行激怒了我。在校外，文学杂志开始定期发表我的作品。在其中一个刊物上，我的照片旁边还出现了赞美之词。他们没给我钱，我也不允许文学被买卖。多少次，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翻开杂志的周六号，那纸页间还散发着油墨的味道。他发表了……他没发表……而发现自己的作品公开地在街上流传总会让我感到不安，就像一个人被剥光了衣服，来不及遮住自己的私处。我会隐藏自己的罪行，为犯下它而感到自豪，把文学变成一个自慰般的秘密。有几周，我谦逊土壤上结出的果实会同时出现在Fon-Fon!、Para Todos、Careta和Revista da Semana上，通常是散文诗，那是我的专长。我总是没有足够的钱把所有杂志都买下来，于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会为美丽的文字(belles-lettres)而牺牲掉在回宿舍前享用的热牛奶、面包和黄油。
我写了很多；我不耻于承认这个。在图尔马利纳，我有过一些名气，但因为缺乏适当的维护，这些名气都不长久。图尔马利纳不怎么理解我，而我甚至更不理解它。我偶尔的做作对这片土地来说是陌生的，在这里，铺在街上的赤铁矿使人们的灵魂也不幸地僵硬起来。不过，我印在纸上的名字还是触动了这个小镇，给了它希望，仿佛我的才华可以把它从令人悲哀的放任中赎回。多年来，它一直在放任自己，任由鸡在街上啄米并和进步保持着五十公里的距离。可这事没成，而这个城镇也忘记了我。我再也没回来。没人从那给我写信要求我写一篇关于Pico do Amor或Fonte das Sempre Vivas的文字。我的亲戚都散了或死了。作家搬去了城市。
03
我出版过三本书，它们备受和我一辈的朋友及我在寄宿学校的同学的赞美，却遭到了学院批评家的鄙视。那是两本短篇小说和一本诗集，我给报纸、朋友、向我索书的人和我想追求的女人送去了副本。当然主要送的还是最后一类人。我的策略很简单，永远不要说出或暗示“文学”这个词。我不是自己选择成为文人的，相反，我因为知道自己是作家而内心备受煎熬。因此，我的文学才有了奇怪的形状，有机、烦人却又繁荣不已。
——你写的东西很美，我知道……
——被我的敌人诋毁。不幸的是，活着就会树敌。散布这些谣言的就是他们，不要相信他们……我笨拙的微笑，不那么整齐的牙齿（因为尬笑，我还得了爱讽刺的名声）会凸显慎重的否认的意图。
人会离开，大受震撼。我也因此而蜚声全国。我坚持写作。
04
我为什么，为什么目的而写作？作者、印刷工和公众都不知道答案。我没有计划，没有预期。世界的形状是方是圆对我来说没有区别。人有多胖，有多饿，也都不会让我感到担忧。我知道人存在，活着不容易，对我自己来说，活着也不容易，而所有这些都没有污染我的作品。这种不受污染甚至还开出了虚荣之花。“纯粹的艺术家”，我心里有个细小的声音骄傲地这样对我说。另一个内心的声音补充说（也许，是腹鸣），“别背叛精神”。因为精神不会抗议，所以我欣然笑纳了这份模范的尊严。我写作。其他年轻也和我一起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什么也不想要，也不期待什么。我们非常幸福，虽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这点。
我的——我们的根本的个人主义禁止我们结党自慰。我们极其独来独往。巴西每个州的文学院都会搞社交，都会颁发一些无害的荣誉。这些荣誉让我厌恶，而在我看来，学院里（一般是没有任何复杂性的人）都是不宽容的、善妒的、充满恶意的、不懂行的人。他们大多超过了45岁这个事实只会让这种厌恶感变得更香，再给它加上一点可悲的可怜味道。事实上，能活到45岁以上这件事情不但荒谬，也证明这些人极其地不幸福。在某种程度上，学院里的人值得同情，和单峰驼一样——你不能让这些奇怪的动物来为出生之恶强加给他们的那种类型的生活负责。
在对更老的家伙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自然，我们20到25岁之间的人只好和自己人联系了。我们大体培养出了同样的成见，同样的恐惧。不幸的是，老一辈也想和我们保持距离，于是我们在酒吧里的彻夜谈话，也有了凶猛、鞭笞的痕迹。然而……
一天晚上，和我一起创作《以太立方诗》的利库戈发现了托马斯主义，于是我不再与之为伴。他的声音依然在宣扬新的旧时代，搅起灵魂对真理和形而上学的饥渴。
阿莱萨诺尔在一家二手书店买到了列宁的《给美国工人的信》并开始合作《无产阶级的呼喊》，于是我发起了一场羞辱他的智力的运动。他转向政治行动，成立工会，写作和分发各种宣言，并有了一些名气，直到35年政变使他沉默。
劳拉·布里奥切成立了精神分析俱乐部，在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试图挫败他们的士气，在投票确定章程之前，偷偷地让成员们喝下了大量的威士忌和杜松子酒。会议在酒精的作用下散了，但在这里和那里，有福的人组成的团体还在，他们以释梦和清醒地面对他们各自的情结、压抑和纠结为乐。
继历史书友会之后，Ouro Preto语法学家学会、理性饮食课、非洲移民同化会、上帝-民族-正义-志业培训小组、世界语俱乐部有限公司和基因研究所也陆续成立了。
在我周围，每个人都在肯定自己，让自己扎根。
一切都是选择。在报纸上，他们从周日增刊转移到了社论版。一些人受到了赞美，其他人则被要求进政府工作。一些人买了土地开始建设。他们中的一个出色的家伙占了公证人的职位。他们的子孙的兴旺，在婴儿比赛中取得的胜利肯定了我这代人走的安稳路。
我则执拗却没有信仰地追逐文学的神话。随着我变得越来越孤独，我的诗变得更加美丽，我的故事和专栏也变得更加迷人。孤独，孤独……我的周围，我的心中只有孤独。我仿佛生活在一个正在慢慢变成沙漠的城市。不久之后，将不会有人来指挥交通，给钟上发条，给电车加速。但那时还要电车、钟来做什么？……已经看不到人了；所有人都搬去了前方的城市，搬去了北方，搬去了南方，而我则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走过用回音来响应我的脚步声的街道；这些街道曾经是那么地熟悉，现在却看起来变暗了，也改变了形状、气味；就此而言，它们和一个具体的时代，一代人，一种正在解体的感觉有关……一切都在变暗……越来越暗……但我还在走，我还在继续，我不想相信……
已在彻底的黑暗中的我划燃一根火柴，在我拢起的手围成的灯的帮助下，我注意到，我三十岁了。然后我就死了。我向你保证我死了。我死了，死得很透。
end
本文由王立秋老师翻译自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 “A Writer Is Born and Dies”, trans. Ricardo da Silveira Lobo Sternberg, in Ploughshares, Vol. 2, No. 4 (1975), pp. 235-241。感谢王立秋老师授权海螺转载，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删。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本期编辑|李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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