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龙 | 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方法：超越后殖民“压抑假说”

爱德华·萨义德

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方法：超越后殖民“压抑假说”

周云龙

内容提要 由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主导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在跨文化形象学领域已耗尽其理论能量。既往对形象学观念与方法的反思，没有就理论本身进行学理性考察，而是从其“西方”属性出发，对形象学援引后殖民理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从理论本身和学科建制的角度看，解构文本形象对某个文化区域的遮蔽或压抑，成了该学科领域的基本任务和学术动力。“压抑假说”重置了形象学的学术范型，构成所有异域形象研究的共享基点，但它也促使学术研究向话语转换。“压抑假说”召唤着有待于从形象的“压抑”中揭示出来的、本真的族群文化特性，其所支撑的形象学学科话语成为福柯意义上的自我言说的鼓动机制。我们需要在形象及其“残留”之间重构新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 形象学；后殖民；学科建制；压抑假说；研究范式

作为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形象学在当代中国的处境颇为尴尬。曾经成为该领域“新”学术范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如今似乎已不合时宜。近二十年来，人文研究的总体认知状况发生巨变，但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回应。在形象学领域，我们甚至看不到对既有研究范型的深刻且有效的反思，其所导致的局面就是：一方面，研究成果琳琅满目，另一方面却是观念思路千篇一律。尽管偶尔也不乏精致细腻的研究个例，但大部分成果间的差异，仅体现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既有研究对整个学科领域在观念和方法上的推动显得乏力，批量发表的形象学成果带给同行的是强烈的疲惫感。这些迹象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形象学领域由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主导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正在耗尽其理论能量和批判锋芒。

形象学与后殖民批评的结合曾实现一次学术范型的转换。形象学未来的学术推进，势必仍然需要以吸收、整合其他人文研究的理论方法为契机，在学科之间的边界上促生新的学术生长点。如，旅行书写研究、族裔文化批评、概念史等，都是新兴的边缘或交叉领域，这些看似外在于形象学的研究，却内在地为异域形象研究带来了诸多可能与新的空间。因此，当代形象学大可不必背负沉重的学科包袱，在既有领域边界或阐释框架内踟蹰不前，而应勇于在多个不同学科的边界上开疆拓土。在此之前，对当前学术范型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反思则是必要的，也是不可回避的起点性工作之一。

一

“西方”理论在中国？

以往有关形象学观念与方法的批判性反思，从不缺乏真诚，但也从未触及问题的根本，以致这类反思性的工作仅留下了一个可敬的姿态，最终成为现有分析框架的再一次确认。笔者在此将从周宁对自己形象研究的反思开始，进入相关问题的论析。之所以选择周宁的形象研究作为出发点，是因为他的一系列成果比较具有典范性，其成绩或缺憾都可以作为探讨形象学观念与方法的适切案例。在国内外肯定性的学术评价［1］背后，周宁的形象研究存在诸多令人困惑的层面，这些困惑也是今天的形象学及跨文化研究所共有的。对此，周宁有着充分的自觉：“当种种‘后学’的文化批判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一种‘理所当然’的流行方法，同时也成为跨文化形象学运用的‘熟能生巧’的惯用方法时，我们就有必要反思其作为方法的‘合理性’了。”［2］“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剥离开其理论语境，否则其意义可能变异甚至完全相反，所谓‘桔逾淮而北为枳’。……如果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从西方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移植到中国思想体系中，其批判的立场可能帮助中国思想摆脱西方思想霸权，但其批判方法却不足以帮助重建中国思想主体。”［3］这段自我反思既恳切又深刻，但也因为迂阔而空泛，最终使其思考落入了老生常谈。

首先，周宁的自我反思没有对理论本身进行学理性考察，而是从理论的外围（“西方”）属性出发，在“桔逾淮而北为枳”的假设下，对形象学借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周宁对西方理论的特定生成脉络的关注是敏锐而正确的，因为西方理论在今天的学科建制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化的后果，在高校的一系列出版、发表、晋升、考核中，被不严肃的研究者当成了一门“生意”。但仅“反思”到此远远不够，根本问题在于，周宁忽视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作为形象学方法的复杂性，他对形象学方法的反思仍然建立在中国和西方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形象学的方法论困境源自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这其实是一个模棱两可又大而无当的判断，几乎适用于描述任何一种知识的跨语境流动。在此，我们不得不回到萨义德对“旅行中的理论”的论述。在这个被广泛引用却又严重简化了的表述中，萨义德反复强调的观念流通过程中的“一系列条件”［4］，往往被很多引用者视而不见。萨义德所谓的“一系列条件”是观念“可能引进或得到容忍”的前提，这些条件使观念“在新的时空里由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了”［5］。萨义德“旅行中的理论”的要点不在于“桔逾淮而北为枳”，而在于理论或观念的跨文化流动时，所遭遇的各种抵抗与理论本身的互动过程，因为地理空间并不必然产生各自对应的“理论类型”［6］。虽然知识的跨语境流动图式未必就像萨义德描述的那样清晰直接，但萨义德的观察的确把握到了该问题的窾要所在。

“西方”“东方”这些模糊、笼统的概念，遮蔽了“旅行中的理论”的复杂性。“西方”“东方”都不是铁板一块，且不说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本身就是“法国理论”美国化的重要收获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所谓的“西方（后学）” 理论其实受到过东方哲学思想的滋养。任何知识或理论若不能在全球流通并介入全球性议题，其有效性都是可疑的。认为“西方”理论仅适用于西方，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了文化势利与知识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简化“旅行中的理论”的后果就是，把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视为两个水火不容的绝对整体或“理论类型”，拒绝把二者叠合并还原至中国脉络，进而寻求、落实其中的诠释合法性。正是因此，周宁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思考，基本上没能超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理论方法“旅行”至中国后所引发的论争框架。比如，后殖民理论不适合曾经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后殖民理论容易沦为“第三世界”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西方理论导致中国思想主体性丧失等等［7］，一系列为人所耳熟能详的观点。这种知识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出发点在于理论的生物学身份标签或后天的社会历史对应性，而理论本身的学理性问题和阐释的有效性在很多论者那里却被不予考查。仅盲目地指认“西方”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而无视“西方”已是中国的“西方”的事实，就使其论述显得空洞又缺乏说服力；仅用一个“西方”的标签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影响深远的分析框架轻松打发掉，还体现为一种知识上的懒惰。至于拒绝理论、退返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范式的天真言论，就自郐无讥了，而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也可以说是“西方”理论。

英国东方主义画家J.F.刘易斯笔下的中东生活场景

为了缓解方法论上的（身份政治）焦虑，周宁曾经通过刻意张扬西方跨文化表述系统中的“另一种东方主义”，即“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以此“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8］，并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形象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框架之间画下了一条分界线。但这条分界线其实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还是周宁本人的形象研究，都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处理为一组可以相互依存转化的动态知识状况。所以，不管是哪一种东方主义，都在把东方构建为西方的知识客体或话语对象，它们是一体两面又相反相成的范畴，在哲学前提和意识形态基础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否定的东方主义视为对他者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予以批判抵制，而把肯定的东方主义作为美德进行强调，不仅是一种双标的做法，还会带来智识上的混乱。因此，“另一种东方主义”不可能“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结果，周宁对形象学方法的批判性思考陷入了更深的困惑：“如果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是可疑的，那么什么理论才是可靠的呢？”［9］笔者在此决非要否定周宁的思考的价值，毕竟，困惑而不是清晰，才是迈向澄明的开始或动力。

其次，周宁在反思形象学方法时，虽提供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问题脉络，即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场域的关切从“个人”置换为“中国”［10］——尽管这超越了很多研究者，但他没有从国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制的角度展开。虽然“问题（意识）”大于学科甚至反对学科（建制），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确是从比较文学中产生的，尤其是在反向思考既有的形象学方法论时，学科建制的知识谱系必须纳入考量。对学科体制化力量的忽视，使周宁的思考与根本问题擦肩而过。

二

学科建制与习以为常的“压抑假说”

反思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理论本身（而不是理论出身）和学科建制（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历史语境）是笔者特别强调的两个切入点。这两点有助于我们克服那些来自被大而化之了的诸如理论旅行、中西之辨之类的泛泛而谈的诱惑。

根据巴斯奈特的观察与梳理，20世纪70年代西方比较文学转向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但在亚洲比较文学却致力于建立“民族文学的特殊性”，这仍是比较文学，因为这是从“外部对西方的审视”，对“‘民族’文学话语的重估”和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特别是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概念后，“正值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西方面临危机和衰微之际，世界很多其他地方，随着民族意识和超越殖民文化意识的增强，比较文学取得了积极进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已成为“换个名称的比较文学”［11］。中国比较文学思想是国际比较文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其学科发展有着深远的国际背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后殖民理论的翻译、研究和运用在中国学界逐步推向深入，主导这些知识活动的学者大部分来自比较研究领域，所以有研究者提出后殖民批评是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的第三种比较研究模式［12］。比较文学形象学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子领域之一，同样回应着比较研究模式的转变：形象学“借鉴了人文、社会科学中一切有用的新观点、新方法，特别是接受美学、符号学和哲学上的想象理论，对研究的侧重点及方法论进行了重大改革”［13］。这段写于2000年的文字对形象学知识资源的梳理比较简略而模糊，没有提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主要原因是论者仅参考了欧洲的学术动态。但这段文字所在的译文集《比较文学形象学》在2001年的出版，仍是对后殖民研究模式的潜在呼应。

苏珊·巴斯奈特

《比较文学形象学》和1999年出版的《东方学》中译本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高引核心理论文献，二者在学科层面有着深刻的“互文性”。这两本书里面交叉出现的一些术语，一直都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高频词汇，诸如表述、话语、权力、东方主义、殖民、他者、想象、套话（或刻板印象）、身份、意识形态/乌托邦等。这些共享的术语显示了两本书在思想资源——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路径上的一致性，而且，萨义德的《东方学》还被作为异国形象研究的经典案例，出现在《比较文学形象学》收录的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一文中。迪塞林克在20世纪60年代回应韦勒克对形象学的责难时指出：“尽管‘异国形象’研究处在学科边缘地带，……从今天文学研究的总的情况来看，这一研究已在某些层面上显示出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当它超出民族文学研究范畴时，还大大加强了比较文学存在的必要性。”［14］迪塞林克及其欧洲同行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努力，彰显出形象学作为一个曾经式微的学术领域，在比较文学转型之际，努力探索并重构自身独立的研究特色，以获取学科建制的合法性的过程。

韦勒克在批评法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异国形象研究时，认为这些已经不算是“文学学术研究”，而“更像是一种公共舆论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梵·第根以及他的前辈和追随者们用19世纪实证主义的唯事实主义观点看待文学研究，把它只作为来源和影响的研究，才造成了这些错误”［15］。虽然说形象学后来转向后结构主义哲学，在研究方法上汲取自我更新的营养，不能全部归于韦勒克的刺激，但抛弃实证主义、引介“法国理论”——正如《比较文学形象学》译文集所暗示的那样，的确成为形象学构建学科身份的基本倾向。借用孟华的说法，就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形象研究终于被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系化阶段，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16］。周宁也指出，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异域形象的跨文化研究“获得某种观念与方法上的自觉”［17］。在这个重要的变革环节，形象学的理论前提发生了变化，研究范式也得以重置——形象即主体镜像，其知识立场从此前的现代的、经验主义的形象真伪区分，转向一种后现代式的表述分析。异域形象开始作为文化他者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此类研究不再关注文本中的形象与其对应的文化群体是否一致，而是去探讨在形象中投射了观察者的何种文化心理。形象学的问题不再是赛珍珠《大地》里的中国形象，与现实的中国相比，哪里是对的或哪里是错的，而是要在中国形象与中国现实无关的前提下，去追问文本里的中国形象的生产机制和欲望投射为何。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话语理论、知识社会学等成为形象学最常援引的理论资源。既有的真伪之辨，逐渐转向表述的政治的探讨，而且，性别、族裔等议题也被耦合在异域形象中得以观照——形象学转向了（跨）文化批评。

然而，真正启发并推动当代形象学的，还是巴斯奈特所谓的“换个名称的比较文学”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而《东方学》则是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18］和最杰出的研究范例。按照巴斯奈特的说法，“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亚洲比较文学的基本命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应中国的经济崛起与中国进入全球化国际秩序引发的文化焦虑，域外的中国形象研究遂成为中国人文学界的学术热点之一。“形象”作为当代中国诸人文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是学术研究对时代命题的一种回应。萨义德在《东方学》“绪论”中所直言的“我的出发点乃下面这样一种假定：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19］，对当代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启迪和影响。特别是萨义德在东方学研究中，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启发了当代形象学的提问方式：从以前的经验主义立场的“真实的东方是什么”，转换为“（欧洲）如何并为何如此表述东方”。萨义德之后的形象学开始把形象视为一种话语（而不是某一文化的真实或虚假反映），在异域形象的生产过程中，形象同时制造出了其对象；而且，在形象的全球跨文化流通中，形象本身还被包装成商品大批量复制，回流到其对应的地理区域兜售，进而型塑那里的文化认同。

萨义德的《东方学》是“法国理论”美国化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在比较文学学科层面，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学派倡导的“新批评”等非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构成了有力的质疑和拓展。更为有趣的是，后殖民批评又在原本诞生于法国的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得以“返销”，成为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然而，“后殖民主义一直试图解构常常源于启蒙主义进化观的帝国和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以便揭示或指出被压制、打败或被否定的历史和故事”［20］。因此，当后殖民批评作为方法进驻形象学时，尽管关注的重心不再是某个文化区域的真实形象如何，但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就是：文化形象对某个文化区域而言，是一种压抑和遮蔽，某个形象所对应的文化区域永远不可能在形象中得以真实呈现。这也正是萨义德《东方学》的一个重要结论：“一种表述本质上乃牵连、编织、嵌陷于大量其他事实之中的，唯独不与‘真理’相联——而真理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表述。”［21］依循萨义德的观点，某种“表述”压抑了“某个东西”，这显然与萨义德所假定的东方的“人为建构”性质之间有所矛盾，似乎仍然有一个原初的、真实的东方存在于某处，有待于从欧洲的压制中发掘出来。就像《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收录的大部分论文所呈现的那样，解构文本形象对某个文化区域的扭曲、遮蔽或压抑，成为形象学这一学科领域的基本任务和学术动力——某个文化区域被形象/话语压抑了，是所有异域形象研究的共享基点。一种暧昧而莫名的乡愁始终尴尬地萦绕在这一类研究中，与其旨在解构起源神话的基本出发点格格不入。

从比较文学学科建制的角度，很容易解释上述矛盾。如果说当代比较文学在与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问题挂钩之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那么，压抑就必然会成为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基本条件和主题，因为“现代的身份观念推崇本真性价值，它建立在对内在性不允许被表达的确认上”［22］。萨义德在解释《东方学》的主旨时，曾明确断言：“表述（故而也是简化）他者的行动几乎总是包含着某种针对表述对象的暴力，以及在表述某事物的行动的暴力与表述本身之间的对比，即表述对象的形象——言语的、视觉的或其他方面的安静外表。……表述的行动或过程暗示了控制、积累、监禁以及表述者这一方某种特定的疏远或迷失。”［23］萨义德访谈中使用的“控制”“监禁”等，完全可以作为压抑的代名词。借鉴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形象学方法，把异域形象的生产视为一整套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实践，但在另一个层面，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又不得不以压抑为前提，把想象的压抑作为学科话语持续抨击的标靶。因为接下来本文解释该话语的运作机制时需要援引福柯，所以笔者此处借用福柯在《性史》中所使用的“压抑假说”，来指称隐藏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24］，以及当代跨文化形象学背后的学科话语。分析至此，我们可以说，推动形象学学科范型从经验主义式的真伪之辨，向后现代主义式的超越真伪的意识形态分析转换的神秘力量，正是被研究者所习以为常的“压抑假说”——被假定的压抑本身进一步生产了揭示遮蔽、反抗压抑的知识冲动和学术实践。

三

形象学，或自我解释学

萨义德曾毫不避讳地说，“大约在1970年代中期《规训与惩罚》出版的时间，我已经从福柯那里学到我该学的东西了”，并且在写作《东方学》的时候，“对福柯已经开始失去兴趣”［25］。萨义德的直白里面暗示着他对《规训与惩罚》及其后的福柯思想颇不以为然，因为他在这个时期的福柯那里看不到“反抗”。的确，必须要先有一个“压抑”在那里，才能言说“反抗”，但福柯从《规训与惩罚》开始，就开始质疑有关压抑的想象和预设。

福柯

虽然“压抑假说”的概念是在1976年出版的《性史》中提出并展开的，但1975年的《规训与惩罚》就已显露出福柯对“压抑假说”的间接批评。为分析监视社会的型构，福柯描述了一个著名的“全景敞视建筑”意象。虽然这是一个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概念，但为了讨论其中的“压抑”想象，在此仍然有必要引用福柯的描述：“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权力的完善应趋向于使其实际运用不再必要；……被囚禁者应该被一种权利局势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26］我们在阅读这个段落时，关注点常常落在监控机制的形成和效应方面，即“全景敞视建筑”如何完美地利用自身的结构设计，在被囚禁者那里实现“可见状态”的内化，最终达成被囚禁者的有效自我管理。但福柯想表达的远不仅限于此。

笔者认为，福柯在此还隐而不彰地批评了被囚禁者关于自我被监控的想象和假设。正是因为这一假想的被持续监视状态或受害情结，保证了这架权力机器无休止地成功运转——被囚禁者构成了权力金字塔无比坚实的底座或福柯所谓的“权力局势的载体”。帝国遍及全球的殖民网络及其话语机制似乎也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全景敞视主义”。正如萨义德用“监禁”来形容欧洲“表述”东方的行为的话语效果，当地方面对全球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的本土形象时，就会产生被西方目光围绕的假想。此刻的本土已经内化了帝国无远弗届的眼光，就像“全景敞视建筑”中的被囚禁者，其被监控的认知可能有着虚幻甚至盲目的性质。但是，这恰恰构成了本土控诉殖民主义的“压抑”并生成自我的主体性/身份意识的源动力。来自本土被“压抑”的想象和文化身份诉求，正是殖民权力得以无限渗透、散布的成果之一。

在《性史》第一卷，“压抑假说”及其批判已明确地成为福柯的主题之一。福柯反对从“压抑”角度去界定性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历史上的性问题，性与权力是截然对立的关系，权力对性是必然的压抑。福柯称这种认知模式为“压抑假说”。对此，福柯质询道：“我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会受到压抑，而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自己受到了压抑？”［27］福柯的提问方式避开了“压抑”是否存在的无谓争论，而是把焦点转移到我们对被“压抑”的坚信不疑，何以“成为权力的一种较为迂曲而审慎的形式”［28］。福柯考察古典时期以来的性话语后发现：“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权力自身使用的范畴之内关于性的话语的增殖：法律本身便鼓动着人们去谈性，越多谈越好；权力的代表机构下定决心要听到人们谈它，并且要让性自身以清晰的发音巨细无遗地谈。”［29］这种对谈论性的激励和鼓动，在福柯看来，是一种把性向话语转化的手段，而性本身在这种巨细无遗、没完没了的谈论中，其隐秘性不是得到揭示了，而是被强化了［30］。福柯的“压抑假说”对反思当代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如果说西方对非西方的表述行为，生产了扭曲的非西方形象，那么，也同时生产了非西方被监禁、压抑的自我想象。被监禁、压抑的自我想象正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也是当代形象学主流研究的经典预设——无论是萨义德本人的东方主义批判，还是当代形象学对民族文化身份、民族国家思想主体的“拯救”/“文化自觉”［31］，都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这才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观念与方法中不曾被触及的根本问题或集体无意识。我们不否认全球后殖民时代西方对非西方的“压抑”，也不承认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曾经的宗主国对昔日殖民地的“包容”已然超过了“压抑”。不过，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压抑假说”，的确在鼓动着我们把学术研究向话语转换，因为“压抑假说”预设了已然存在的本真的事物形态被遮蔽了，故而只能以虚假的形象呈现。具体到跨文化情境中，形象学意义上的“压抑假说”的核心内容就是，某种本真的民族特性被西方“压抑（或监禁/表述）”了，有待于研究者们把这种本真的民族特性从西方的形象生产过程中揭示出来。这就是“压抑假说”前提下的形象学背后的学术冲动和文化抱负，但它们的实现途径，只能像福柯论证的那样，对象征着权威的西方，“巨细无遗”地言说有关自我的“真理”。“压抑假说”总是必然导向喋喋不休的自我陈述，这个过程中，西方的权威性不断被陈述者所强化，而被言说的自我形象却愈加模糊、神秘。

当代跨文化形象学的（后殖民）意识形态分析，一方面在竭力走出辨析形象确真与否的旧范式，另一方面却又在研究中不断地召唤着本真的自我（身份）——这正是对全球主义、殖民主义话语的增殖和巩固，后者的秘密武器就是在殖民地贩卖人为的异己性。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学科建制中批量生产的形象学成果，就像弗洛伊德式的诊所里病人对医生的自我坦白，一而再地挖掘着自我民族的本真性且乐此不疲。“压抑假说”前提下的形象学成果越是丰富，民族的文化身份越是缥缈，这类研究成为全球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载体，其支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学科话语也成为福柯意义上的开口言谈的鼓动机制。

全景敞视监狱

“压抑假说”的话语模式及其运作机制是如此地隐蔽而微妙，它能够隐而不彰把后现代主义式的意识形态批判锋芒转化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且不为研究者所意识到。这个前提在形象学中之所以难以察觉，首先是因为反抗“压抑”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这使很多研究者认为“压抑”的前提是不证自明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后）殖民主义历史语境中的西方的异域形象，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我”已经被“西方”的监控目光围绕，从主体镜像的方法视野去分析异域形象就变得恰如其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全球殖民主义网络中，本土被西方目光监控、“压抑”，自我可见的想象无从证明。“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成为征服自己的本源。”［32］这就是为什么被“压抑”者认为是反抗形式的“开口言谈”，反而能得到权力机制的大力鼓动。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学科话语分配的知识，使形象的后殖民表述分析本身成为“征服自己的本源”，而（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只需要袖手旁观即可坐享其成。所以福柯说“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33］。“压抑假说”前提下的形象学后殖民意识形态分析，像是陷入了“无物之阵”，其批判的锋芒越是锋利，（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基础在其被批判过程中反而不断得到巩固。化用萨特的那个形象的比喻［34］，以“压抑假说”为前提的形象学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范式是一个危险的回旋镖，在它发出的那一瞬间就即刻折返了。

“压抑假说”主导的话语模式有强大的收编能力，既往对形象学的后殖民批评范式的反思，也不得不在此前提下展开。周宁曾提出形象学“方法上的疑问”：“相关的‘后学’理论途径，是否可能通过中国思想主体的建构？在中国思想主体与西方文化霸权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内，是否能够赢得中国现代性主体身份？”［35］周宁对形象学中普遍使用的“后学”理论的质疑集中于其“西方”属性无法承担拯救“中国思想主体”的重任，所以他认为今天形象学的方法是“搬弄西方理论附会中国问题”［36］。周宁对形象学观念与方法的反思立足于“中国思想主体”已然失落的假定之上，这一假定暗示了西方“压抑”的叙事。根据前文论析，作为学科的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问题意识在于重审民族文化身份，那么，被援引为方法的“西方”理论就再次强化了“中国思想主体”的失落/“压抑”想象。问题与方法在此诡异地合二为一，后者的“西方”属性成为形象学学科确认自身遭受匮乏与阉割的证据。因此，对形象学观念与方法的反思就成为弗洛伊德式的病人的自我审查和自我坦白。种种努力追寻某种“可靠”方法路径的努力，也沦为一种永无止境又神秘莫测的“自我解释学”［37］，有待确认的民族文化身份在此过程中越来越显得空洞无物。如果说“西方”理论真的具有某种西方（中心主义）性或者文化帝国主义的嫌疑，那么，这种嫌疑只可能体现于其悄然布置的“压抑假说”的陷阱层面，而绝非其“西方”的生物学出身。

结语

形象的“残留”维度

批判当代跨文化形象学中的“压抑假说”本身不是目的，本文的根本意图在于进一步检讨和推动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后殖民批评理论曾经是、如今仍然是人文研究领域批判性质询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在处理全球化进程中知识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时尤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度促成形象学从经验主义到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论转型。然而，既往的大部分研究对其中的“压抑假说”的无意识依循，致使其推论过程既理所当然又在预料之中，整个学科领域的知识结构显得简化、梗滞而疲惫。是时候把研究方法的焦点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移开了！我们需要积极构建其他更为有效的异域形象研究方法，以取代“压抑假说”前提下的后殖民意识形态分析框架。

根据我们在前面对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压抑假说”的解析，可以看到后殖民批评针对的始终是意识形态如何询唤、规训、压抑某个文化形象的对应物或承担者，进而制造“他者性”。但是，当全球—（后）殖民权力之网无处不在、“全景敞视”的时候，意识形态分析所依赖的外在支点必然是子虚乌有——总是能够被（后）殖民权力成功地收编、吸纳并最终用于强化自身。其实，所有的跨文化遭遇中，总存在着彼此间不可表述的内容，或者借用齐泽克的说法［38］，存在着从全球主义意识形态询唤机制中逃脱的“残留物”；它们可以是某种溢出感知范畴的瞬时情感，也可以是隶属感觉范畴的声音、气味等。正是这些不可表述的“残留物”，构成了异域形象的另外重要一极。这些无法被充分符号化的感觉范畴，在异域知识和形象的生产过程中，常常与语言互动，进而被转译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构建出形象生产主体的惯习。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的殖民现代性就植根于对他者形象中的异域情调的迷醉。这种难以名状的迷醉情感，借助20世纪初的世界博览会对他者的表述和推波助澜，培育出大众消费的品味和现代殖民实践的惯习［39］。该案例中的异域形象生成，就包含着没能完全被符号系统所捕获的成分。其中的欧洲与异域，并非完全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单向关系。欧洲现代主义话语对异域风格不可思议的迷恋，形成异域形象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补充。这说明现代欧洲殖民主体的完整性其实是自欺欺人的幻觉，而且，殖民权力不尽是控制或“压抑”，还有从看不见的“内部”生产主体的潜能。在可见的形象及其隐匿的“残留”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思考异域形象，有助于我们走出“压抑”的前提预设并重构跨文化形象学的另类方法视野。

注释

［1］目前通用的《比较文学概论》教材，把周宁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作为形象学学术范例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英文学界，具有研究指南性质的《形象学》一书中，周宁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被收入其中的唯一一部中文学术著作。参见《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概论》编写组编，第149—15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Manfred Beller and Joep Leerssen (eds.), Imagology: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A Critical Survey, Amsterdam: Rodopi, 2007, p.131.

［2］［3］［9］［10］［35］［36］周宁、周云龙：《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跨文化形象学的访谈》，第258页，第252页，第189页，第249页，第243页，第2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5］［6］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第400—401页，第401页，第41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

［7］ 王宁、生安锋、赵建红：《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第214—246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周宁：《另一种东方主义：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1］ 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查明建译，第6—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2］ 陈燕谷：《新帝国治下的比较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13］［16］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代序）》，见《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编，第3页，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迪塞林克：《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王晓珏译，见《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编，第88页。

［15］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沈于译，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第5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7］ 周宁：《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与中国形象研究·主持人的话》，《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18］［20］ 杜赞奇：《后殖民史学》，金富军译，《中国学术》第9辑，刘东主编，第94页，第93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9］［21］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第6页，第349页，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

［22］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Picador, 2019，p.25.

［23］［25］ Gauri Viswanathan,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 Sai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pp.40-41, p.267、p.288.

［24］Lisa Downing（ed.）, After Foucaul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10.

［26］［32］［33］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第224—226页，第227—228页，第22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27］［28］［29］［30］ 福柯：《性史》第一、二卷，张廷琛、林莉、范千红等译，第9页，第12页，第16页，第34—35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31］周宁认为：“分析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目的在于解构西方的中国叙事，从西方话语霸权中拯救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参见周宁、周云龙《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跨文化形象学的访谈》，第250—251页。

［34］Jean-Paul Sartre，“Preface”,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Richard Philcox,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4, p.liv.

［37］所谓“自我解释学”，“就是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一个被深深隐藏的真相，必须破解它，就像破解一本书，一本神秘的书，一本预言书，一本神圣的书，我认为必须摆脱这样的假设”。参见福柯《自我解释学的起源》，潘培庆译，第107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8］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第4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39］Robert W. Rydell, World of Fairs: The Century-of-Progress Exposi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Press,1993, p.62.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第42-49页，感谢作者和公号“文学评论”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苏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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