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启蒙的辩证法与理性的毁灭——谈九十年代思想的枢纽意义

启蒙的辩证法与理性的毁灭

——谈九十年代思想的枢纽意义

//文｜刘复生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

我所说的思想史上的九十年代，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是当代思想文化转折的枢纽。

八十年代，早期的“启蒙主义”试图通过返身回到欲望，“向下超越”，折回到社会主义的原点。它直接的前提，是1950—1970年代的历史，它的批判对象，是所谓异化了的社会主义实践。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内部的自我批判只能借助于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展开。当然，这种“权且利用”的理论征用是有代价的，慢慢地难免弄假成真，逐渐受制于现代性思想自身逻辑的强大牵引，于是只能在思想和政治哲学上不断回退，刹不住了。一路就走到了九十年代。

这就是中国当代的“启蒙的辩证法”。如果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的全面展开，导出了九十年代的市场社会。

九十年代，是中国全方位嵌入全球现代体系的时期。尽管在物质生产的层面上，中国一枝独秀，但在思想文化生产上，却仍然受制于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意识形态，并未充分自觉。物质性力量的增强必然伴随着文化主体性的诉求。在增长过程中所承受的发展的代价，所积聚的结构性矛盾，也必然引发对“现代秩序”的质疑。八十年代式的西方形象的逐渐暗淡，现代方案美好梦想的破灭，也导致了对现代性思想的反省和批判。

对“启蒙”的反叛，最初表现为对传统有机社会的想象，寻根派式的文化挽歌，浪漫主义的诗化哲学。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现代性后果”全面呈现，反现代性才开始自觉化、尖锐化、明朗化和理论化。它的左翼，表现为所谓新左派，它的右翼，表现为逐渐趋于激进的保守主义。左翼思想虽然表现为对启蒙的批判，真正的批判对象其实是市场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了八十年代的启蒙精神。左翼和保守主义思想都对西方主导的所谓“普世价值”持批判性立场，但依托的思想资源不一样，保守主义强调要回到实质性传统文化价值上去。值得注意的是，保守主义从八十年代中期兴起，到九十年代以后，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是韦伯式儒教资本主义的新儒家，稍后是柏克式的反激进主义，最后才全面转进为激进的反现代性的保守主义，甚至表现出某种原教旨主义色彩。

九十年代启蒙辩证法展开的时刻，也是“理性”走向崩溃的开始——这里的理性是特指韦伯、康德意义上的现代理性。在人文气质和法权哲学上，八十年代是理性的哲学时代，九十年代是理性的物化或实体化的时代。不管社会立场有多大差异，属于哪个思想流派，思想界对现实秩序的论证或社会方案的构想，直接或隐含地，都呈现为对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原则和伦理法则的论证，归结为关于个体、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九十年代式的中心议题是人文精神、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整个思想界内部有分歧、有争吵，但都在从自己的角度追求着公共性，包括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体的消极自由，也只是论说九十年代议题的特别方式而已。不懈的争执也是信任交流的表现，大家并不怀疑通过说服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启蒙哲学对待理性的态度。九十年代争论的各方，大体都能接受哈贝马斯式的交流理性，或罗尔斯式的契约论。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这样的理性信念和启蒙态度破碎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政治哲学也难以为继了。即使保守主义思想，在九十年代，理论资源也主要来自现代的英国传统，比如柏克，其实它也代表了一种契约论，只不过在柏克看来，国家和社会是所有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契约。这和新世纪之后保守主义的理论资源完全不同。

九十年代形成的这种思想局面，为新世纪以来的思想发展埋下了伏笔。当然，这个议题比较复杂，我只能说一点不成熟的观察。八十年代初兴起的启蒙主义，在九十年代遭遇危机和挑战，仍然可以看作自身的演化与裂变，它真正的崩溃是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总而言之，如果简单粗暴地描述八十年代以后的思想演变，大概是一个在哲学上不断地回退的过程，先是从经典马克思退回到青年马克思，接着又从青年马克思退回到康德，然后又从革命一面的康德退回到保守面向的黑格尔，到了新世纪有些滑向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征兆。这个说法，显然是来自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的深刻论述。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必须说明，我们讨论的对象和卢卡奇所分析的德国现代思想，在历史背景和思想逻辑上存在巨大差别，虽然二者在形式上表现出某种相似性。

卢卡奇《理性的毁灭》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的理性到新世纪走向瓦解，这和九十年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解构不可同日而语。解构主义不是真的瓦解，它只是以不同的形式重新肯定了现代理性。

理性崩溃的后果，是公共性的破碎——交流技术的进步不但无助于普遍“理性”的达到，反而促成了它的破裂。说理越来越困难，话语（理性）不再成为解决问题的可被信任的方式。与此相关联的是，虚无主义达到历史的高峰。保守主义的兴起试图填充的正是这个空白。

当然，“理性的毁灭”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新世纪之后，二战以来的全球体系陷入深刻的危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表明，旧体系即将终结。所谓文明的冲突并不是一个预言，只是一个后果。

在我看来，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正是这段历史在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感性呈现，是对社会经验的哲学把握，也是对未来的想象和规划。它支配了文学书写的底层逻辑，换言之，这套叙述必然以文学的形式展开，它本身就是文学性的，因为当代思想还无力清晰地对自己的历史加以把握，只能以文学的方式加以感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大有用武之地，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对历史文本进行叙事学的分析，才能把握时代的秘密。

在这个视野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透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文学的面目，比如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的热潮，新都市小说和底层文学的兴起。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新世纪文学的变化，比如新革命历史小说的《亮剑》式的变奏，知青文学的《狼图腾》式的陡转，历史小说的《大秦帝国》式的崛起，网络穿越小说的爆火，科幻小说的异军突起，等等。当然，“纯文学”也没有跳脱这条“绝对的地平线”或“视界”，只不过表达更曲折幽微而已。

最后要指出的是，“理性的毁灭”不一定全是消极现象，它也标识着危中之机。中国如果想成为当代世界的建构性力量，必须进一步挣脱现代“理性”的观念牢笼，“理性的毁灭”标志着旧有思想体系的破产，为新的思想文化的出场提供了条件。真正有创造力的思想界既要有勇气破除八十年代以来对现代思想的幻梦，敢于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在理论上正当化和普遍化，也要敢于从传统中提取思想资源，并“再造文明”。但是，我以为，也要警惕两个陷阱和危险。第一，现代理性存在着正面的遗产，具有某种“未完成性”，不应完全毁弃。对现代理性的超克必须是扬弃的。不能简单化地走向另一种偏执，更不能盲目地倒向某种“自然正当性”。第二，反现代的不一定都代表进步。要当心对传统的实用主义或别有用心的滥用，对此，必须警醒并加以批判。

简单总结一句，九十年代的确极其重要，需要我们认真清理和讨论。九十年代是八十年代现代思想的转向和蜕变，也是它的进一步片面展开。

借用卢卡奇的一句话作结：没有清白无辜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思想文化需要我们重新进入和批判。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感谢刘复生老师和丛刊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李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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