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键下单的亚马逊为何可能摧毁美国社会？

最近，亚马逊中国宣布停止应用商店服务。尽管亚马逊逐渐退出中国市场，但它在美国的巨头地位仍未撼动。

认识亚马逊，就是认识美国。过去二十年，亚马逊不断扩张，将整个国家分门别类，切割出一个个不同的地区，为每一处指定级别、收入和用途。它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城市景观，更影响着美国机遇的整个前景。

以亚马逊为透镜，调查记者亚历克·麦吉利斯精准捕捉科技寡头阴影下的众生相，展现了一个在地理与阶层上被资本分裂的美国。以下为亚历克·麦吉利斯的自述，摘自《履单：无所不有与一无所有》，由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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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克托·托雷斯被妻子要求搬去地下室住。他其实什么错也没有，更别说婚内出轨。他不过是没找对工作。

说起来啼笑皆非，要不是妻子催得紧，赫克托也不会接下这份活。大衰退期间，赫克托失去了年薪17万美元的技术产业工作，打那时起，他待业了整整11年。

50多岁，被一向青睐年轻活力的行业舍弃，人在低谷，赫克托意气消沉，沮丧抑郁。一家人靠着妻子劳拉销售医疗诊断设备培训课程的收入过活。2006年，因无力负担每月5500美元按揭，赫克托一家逃离了旧金山湾区，迁往科罗拉多州丹佛城郊，房子面积不比以往。

后来，劳拉对失业已久的丈夫发出最后通牒——他要是还找不着工作，就得走人。于是他回到加州投奔自己的家人。赫克托来自移民家庭，数十年前从中美洲来到加州。住在旧金山远郊的姐姐收留了他。

要是他打算出门，那么晚上8:30前必须得回来，不然会打扰到姐夫休息。姐夫每天清晨4:30就得起床，在破晓前驱车赶往硅谷，像其他12万湾区打工族那样，每天花费3个多小时在通勤上。

这样过了5个月，劳拉给丈夫找了一个台阶：家可以回，但他得找到工作。赫克托最后确实找到了一份工作，不过那已经是2019年的6月，半年以后的事情了。有那么一次，他开车经过一间仓库，看到招聘告示就停车问了问，他们让他第二天来报到。

赫克托每周干4个通宵，排班通常是从前一天晚上7:15到第二天早上7:15。他在仓库内四处奔忙——给出库的拖车装车，往货盘上卸货，然后分拣信封和包裹，这意味着，整个夜班他都要站在传送带前（仓库里一把椅子都没有），每小时将数百件货物从一条传送带搬上另一条，还得小心摆放，让带条码的那一面朝上，好给机器扫码。

一大堆箱子等着搬，有些重达50磅——重量倒是其次，真正的问题是，在搬起箱子之前，光凭大小其实没法判断是轻是重。这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对身心而言是持续的挑战。

有一段时间，赫克托戴起了护腰，但戴上又会热得受不了，像被架在火上烤。肘部也突然患上肌腱炎。每次轮班，往往要走超过12英里的路——智能手环是这么说的——他想手环一定是坏了，自己买了新的计步器戴上，结果读数没差别。上班前涂抹局部止痛膏，工作时服用布洛芬，回家后站在冰袋上、冷敷手肘，再用泻盐泡脚。鞋要常换，以分散足底承受的压力。赫克托每小时能挣15.6美元，与供职于技术产业时相比只有区区五分之一，当然，比起待业要好太多了。

仓库位于丹佛以北16英里的桑顿，2018年才投入使用。克林特·奥特里是仓库总经理，他是在公司干了7年的老人了，协助在全美开辟了不少其他设施。他甚至参与过无线电波背心的测试工作，仓库中有负责搬运大件货物的“驱动单元”（drive unit）机器人，当工人不得不走进它们的路径时，身上的背心可以让这些完全自动化的“同事”留神。

有一次，桑顿仓库举办了一场大型开放日活动，在讲解过程中，这位总经理称：“我们的关键任务，就是以最快速度和最高物流性价比的方式将产品送到顾客手中。”

自2020年3月中旬以来，随着新冠肺炎防控封锁措施落地，和全美各地的情况一样，桑顿仓库业务总量攀升。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觉得只有待在家中线上购物，才能保障安全，订单于是陡增，达到节假日水平。

赫克托上班刚满9个月，而当初一起参加入职培训的20个人里也只剩下他了——其他人要么没法适应工作节奏，要么受了工伤，要么受伤后用完了请假理由，然后被裁。现在，订单剧增带来的压力，加上疫情下对仓库内近距离接触的担忧，让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工人数量在减少，留下的人就得承担更多压力。公司要求赫克托加班——每周干5天，每天12小时。工作时间变长了，休息天数又少了，赫克托的肌腱炎越发严重起来。

他得知了跟他接触密切、每天共事的工友的境况——公司什么也没说，是从其他工友那听来的。从某一天开始，那个40多岁的同事就没再来上班，赫克托还以为他跟那些离职员工一样，毕竟太多人就这么走掉了。但之后有人说，这个同事其实感染了病毒，并且病得很严重。

赫克托把这些话都告诉了妻子，劳拉很担心家人的健康会因此受到威胁，尤其担心她那年迈的母亲，老人家和他们住在一起，常年受到肺阻塞的折磨。于是，劳拉让丈夫搬去地下室。地下室没怎么装修，不过他们给赫克托放了一张床，配备了小冰箱、微波炉，还有咖啡机。要用卫生间，他就得偷偷摸摸上楼。

让劳拉恼火的是，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弄清楚的，公司什么都没通知赫克托。公司也没有告知如何应对传染风险。也没有能咨询的公共服务热线。劳拉尝试在网上查找公司应对这一状况的指示，唯一能找到的，只有公司网页上吹嘘的作为一家企业为应对新冠危机所做的各项事迹。“他们可能真的做了不少，”她说，但是公司“一路走来每一步都靠员工获利，却没有给予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应有的保护”。

她不由得有些后悔，当初不应催促赫克托赶紧去那里上班。“他们自称是一家科技公司，可实际上就是个血汗工厂，”劳拉说，“这家公司掌控了我们的经济和国家。”

如所有严重危机那般，2020年新冠全球大流行暴露了每一个受冲击国家的弱点。就美国而言，弱点是国内不同地域与社群间的极端不平等。疫情袭来时，这个国家的上层地区首先受到冲击——它们是高度繁荣的都会区，与自家后院的那些破落地区关系不大，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区域联系则更为紧密——像是西雅图、波士顿、旧金山和曼哈顿。

然而，不过数周，病毒开始向不那么富裕的地区蔓延，仿佛受到归家本能的精确指引，直冲这个国家最为脆弱的软肋，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比如在纽约北部最贫穷的布朗克斯区，新冠确诊病例的死亡率是城里其他区域的2倍。

新冠病毒还席卷了皇后区中部那些窄小拥挤的租屋，那里挤满了来自孟加拉国和哥伦比亚的出租车司机和餐馆服务员，以及他们的一大家子；当地一家医院要求一名新近丧母的男孩支付母亲的火化费用，而男孩的父亲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不大可能熬过去。又比如密歇根州底特律，那儿的死亡人数超过了西雅图、旧金山和奥斯汀三地之和；再如总人口数仅为9万的佐治亚州小城奥尔巴尼，数周之内，一场葬礼引发的传染造成60余人死亡。“就像炸弹一样，”县里的法医说，“（那场葬礼）之后的每一天都有人离世。”

应该不会有人对冲击的差异性感到惊讶，无论你到哪里，都会发现差距一年比一年更为明显。从西弗吉尼亚州山区开车前往华盛顿特区都会圈，或者从弗吉尼亚州西部与马里兰州西部山区出发也一样。前一分钟，你还身处人烟稀少、受阿片类药物祸害的小镇，除了无所不在的连锁“一元店”就再没别的商铺。差不多一小时后，汽车驶上十车道州际公路，进入华盛顿广阔的远郊，缓慢经过玻璃与混凝土组成的方形建筑物，看着上面难以理解的企业名缩写，你正穿过国内最富裕的一批市县。

又或者从华盛顿搭火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巴尔的摩，从聚集着财富与年轻奋斗者的城市来到一片虚无之地，气压骤降让人眩晕。走出堂皇的学院派风格火车站，来到广场或市区主干道，周围安静得过分。两个街区外的加油站，光天化日，一名白人女性和一名黑人男性坐在自动取款机门前的地上，从手背上吸着什么。

落差无处不在。一边是蓬勃的波士顿，另一边是衰落的工业城市劳伦斯、福尔里弗，还有斯普林菲尔德。一边是纽约，另一边是在它北方挣扎的姐妹雪城、罗切斯特和水牛城。一边是俄亥俄州府哥伦布，另一边是更小的城市阿克伦、代顿和托莱多，一直到奇利科西、曼斯菲尔德和曾斯维尔，距离不断拉开。还有上南方的淑女城市纳什维尔，和她那潦倒的穷亲戚孟菲斯。

这个国家向来存在地域贫富差异，但是现在，鸿沟日渐扩大，无以复加。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20世纪前80年，美国逐渐成为地球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国内较贫穷的地区也在逐步追赶那些较繁荣的地区。

可是，自1980年起，这种趋同现象发生了倒退。在当年，基本上全美各地区平均收入都在全国平均收入左右20%的范围内——纽约和华盛顿都会区除外，两地平均收入高于这一范围，收入低于该范围的也仅有南部和西南部乡村。而到了2013年，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的几乎整个东北走廊以及加州北部海岸，收入水平都超过全国平均值20%以上。最惊人的是，内陆有一大片地区收入低于全国平均值的80%——不仅是南部和西南部乡村，还包括大部分中西部和大平原地区。至于在1980年便已富裕的地区，现在则刷新了纪录。1980年，华盛顿地区的收入水平比国内其他地区高四分之一。到2015年年中，差距已经拉大到2倍以上。

然而，尽管地区间鸿沟日益扩大，却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围绕不平等的争辩把关注点放在个人收入方面——即1%最高收入人群和99%底层收入人群间的差距，或者类似的对比——而不去关注整个国家不平等的地域图景。即使地区问题得到关注，它们通常也会被描述为城乡差异——当然，这一点并没有错：乡村美国如今正陷于危机之中。但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存在差异——少数大都市赢家通吃，更多城市作为对手被远远甩在后头。

大衰退的头6年，大都市就业增长率几乎是小城市的2倍之多，收入增速也比小城市快50%。几个世代以前，城市繁荣是遍布全国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收入中位数最高的25个城市包括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艾奥瓦州的得梅因，还有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如今，几乎所有富庶的城市都在沿海地区。自1970年起，最大型城市的薪资增长比其他城市高出差不多20%。到2019年，超过70%的风险投资流向加利福尼亚、纽约和马萨诸塞三州。社会学家罗伯特·曼杜卡写道：“一小撮都市圈聚集着人类史上空前的财富，而更多数的城市却眼睁睁看着就业岗位凭空消失，经济基础收缩。”

地区间不平等在扩大，它的后果也随之扩大。首先是政治成本。落后地区的选民心怀怨愤，他们被投机主义候选人和愤世嫉俗的电视媒体吸引，容易受到种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的煽动。经济衰退并未吓退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反而武装了这种情绪。在不仅基于人口、更基于区域来分配权力的美国政治体系中，这种忿恨举足轻重，在参议院中尤其如此。随着地区衰退和空心化，掉队地区积蓄着巨大的影响力，想要表达它们的痛苦。

可是，伤害并不到此为止。地区间不平等使得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和另外一部分人无法相互理解——正当一些地区深受止痛药物之害，另一些地区却被精英大学入学名额丑闻搅得浑浊不堪。这种迥异的情形让全国性项目难以落实——在一部分地区，住房危机表现为房屋荒废和年久失修；而在另外一些地区，支付能力和中产阶层化，才是问题所在。

地区间不平等还进一步推动地区内不平等的恶化。繁荣越是集中在某几个特定的城市，它便越是集中在这些城市的特定区域里，加剧长久以来的失衡状况，把出路较少的弱势群体赶到一边。

在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里，一份午餐沙拉售价24美元，一居室公寓平均月租金是3 600美元，而无家可归者就在同一地区的人行道旁便溺；高薪的技术产业员工搭乘班车，前往城郊的企业园区，而低收入工人却住在200平方英尺的“微型公寓”，或是与人共享卫生间的宿舍型住所，又或者天还未亮就从斯托克顿那么远的地方赶来上班——这些反乌托邦元素既是地方层面不平等的特征，也是国家层面不平等的体现。

日益深化的财富不均，正让两种地区的生活都变得越发困难，整个国家也因此失衡。

出于对这种新现实的担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尝试分辨它的缘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地区间不平等就是收入不平等的必然结果：截至2018年，自人口普查开始追踪这个数据以来，过去50年间收入不平等本身变得愈加严重——以致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出警告，称收入不平等可能威胁美国的信用报告，还会“对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造成负面影响”。当富人愈发富有，他们常住的地方也会愈发富庶。

不过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技术经济在本质上更鼓励人才集聚。另外，就业本身也自带变动的特性：如果不打算在一家公司工作到老，你会选择去同类型企业雇主数量更多的地方。随着双收入家庭的兴起，人们更加希望伴侣二人都可以在落脚地实现个人抱负。

还有社会动力学的因素。在美国，最成功的那部分人正寻觅彼此，在原本安逸的生活基础上互相惠及，其程度也前所未有。甚至在城市内部，富人更倾向于和同类人群一起生活——从1980年到2010年，居住在富裕街区而非混合街区的上层收入家庭，占比已经翻倍。与此同时，再往下看，在掉队地区，经济衰退加重社会纽带磨损和传统家庭崩塌，当地人迁移到机会更多的地方的可能性减少。假若你是一名单亲妈妈，哪怕你觉得足以负担得起繁华大城市的租金，你也很难离开那些帮你照顾孩子的亲戚。

有估算数据显示，在财富日益聚集于特定地区的同时，全美各经济部门——有四分之三的产业——正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特定公司手中。随着联邦政府降低对企业整合的反对力度，这一趋势已持续数十年之久，并通过各种方式引起区域性失衡。航空公司合并导致小城市航空业务缩减，使其更难吸引商机。农业部门合并意味着，实际在乡村和小城镇生产农产品的人，从食品消费中最终获得的收益减少。银行、保险等行业的合并，则让许多中小型城市失去了原先设立在本地的企业总部，也挥别了曾因此获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简而言之，过去分散于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家公司的商业活动，无论是媒体、零售业还是金融业，正日益被少数几家巨头掌控。因此，曾经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利润收益和经济增长机会，正日渐流向这些优势公司大本营的所在地。“赢家通吃”的经济造就了“赢家通吃”的地区。

论述地区不平等和经济集聚的文献鲜有交集。但在现实中，二者密不可分。在思考这种相互交错关系的过程中，我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以亚马逊作为案例是讲述这个故事最自然的方式之一，它在这场零和游戏中扮演着超乎寻常的角色。本书并不致力于细致审视这家公司本身——那是其他研究要讨论的问题——而是要深入观察隐没在亚马逊日益拉长的阴影下的美国。

亚马逊是理解美国及其当前转变的理想框架，这是因为它代表了诸多当代力量，并帮助解释了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其一是极端的财富不均，体现在公司创始人的巨额私人财富和大多数员工相形见绌的收入间的差距上。

其二是大多数员工的工作性质：工种基础，状态孤立，位置偏远，工作时长与安排往往并不稳定。

其三是公司对民选政府产生的深远影响力，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华盛顿——它已渗透到国家首都的权力结构之中。

其四是其助长的公民结构的瓦解——它破坏了面对面商业活动和无数社区的税收基础。

最后，通过颠覆我们的消费方式——颠覆我们满足（fulfill）自己的各种途径——亚马逊从最基础的层面重铸了日常生活。

亚马逊远远不是地区差异的唯一推手。它的对手，同为科技巨头的谷歌和脸书，将全国大部分数字化广告收益吸进湾区，在此过程中还掏空了地方新闻行业；在一大票其他产业里，总部位于纽约、波士顿等大城的私募公司，则从散落在全国各中小城市的企业身上榨取丰厚的利润，随后再压缩它们的薪资水平，或者干脆让它们关张。

但亚马逊远比其他公司更适合作为终极透镜，用以观察美国的分化，因为它无处不在，但又形态各异。早先，亚马逊有望成为一股均衡的力量，将其最初的商品——图书——销往全国任一个角落，就像当年的西尔斯百货邮购目录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扩张，这家公司将整个国家分门别类，切割出一个个不同的地区，为每一处指定级别、收入和用途。被改变的不只是国家的景观本身，还有美国机遇的整个前景——摆在人们面前的选项，他们所能渴望实现的梦想。

与任何其他科技巨头相比，亚马逊在新冠疫情中更为泰然自若，它的主导地位甚至更为稳固。对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来说，它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所引领的消费模式，已经从便利变为必需——如今，这种消费模式在官方的推动下变得不可或缺。

当一众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正让员工放长假或经历裁员，正准备申请破产、关门大吉，亚马逊却源源不断地招募成千上万的员工，以履行在美国人生活中扮演新角色的责任。在员工健康风险不断增加的同时，造成他们过劳的一键下单式购物也滋生出更多隐忧。当亚马逊不断扩张，因其助力而生出的种种裂隙，也在日益扩大。

内容介绍

短短二十余年间，亚马逊崛起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美国第二大私营雇主，其负责仓储和运输的“履单中心”散布全世界，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长达十年的调查中，美国资深记者亚历克·麦吉利斯见证了这家曾代表技术进步的公司，如何发展成架空国家的资本巨兽。它带来“一键下单”的便利，也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实体经济持续衰退，传统社区纷纷凋敝；在垄断的挤压下，中小型零售商苟延残喘；劳工被困在高压的效率系统中，失去作为劳动者的尊严。

以亚马逊为透镜，亚历克·麦吉利斯捕捉了科技寡头阴影下的众生相，展现了一个在地理与阶层上被资本分裂的美国。通过全景的俯瞰视角，本书也展现电商行业的上下游，从产业工人到普通买家，无一不陷入监控资本主义的奴役陷阱。

作者介绍

亚历克·麦吉利斯（Alec MacGillis），美国知名作家、记者。作品常见于《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现为知名新闻调查网站ProPublica资深记者。

麦吉利斯被誉为“美国最优秀的记者之一”，曾入围普利策突发新闻报道奖，并获得罗宾·托纳奖最佳政治报导（Toner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Political Reporting）、乔治·波尔克新闻奖（George Polk Award）等重要奖项。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琥珀book”，感谢原公众号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李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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