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格瑞｜爱——游走于激情与礼性之间

爱——游走于激情与礼性之间

[法]伊利格瑞 著，李晓晴 译，

选自《我的爱，向你》，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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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文化日益世界化、普遍化，但是这种世界性和普遍性已经无法被驾驭，它们脱离了我们的掌控，并且用不同的信念、主张、梦想或经历分化、割裂着我们，我们现在似乎应当向着我们可以驾驭的事物回归，这种事物就是爱。

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述“我爱你”？这是最切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之一。我们已稍稍学会去分享痛苦、金钱以及生活状况。我们对多少有些或模糊或具体的同类施以慷慨或仁慈，离我们最远的人经常比离我们最近的人得到更多尊重，死者比生者更受崇敬。我们尚不知如何在此时、此地抱着尊重和互惠的态度彼此相爱。无论是在身体还是话语方面，我们都依然臣服于某些人施加的权力或等级制，在附属于客体、物以及财产的关系排布，尤其是爱情关系的排布中，这些人有时是所有者，有时是拥有更多或更少财富以及知识或性生活的人，有时是能够给予或接收某些东西的人。我们对于作为人的个体之间的分享，对于两个人之间爱的分享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尚需实现从个体和集体的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

这场文化层面的演进（或革命）的最根本、最基础之处，在于它发生在男人与女人、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的关系的转变之中。

那么，如何用另一种方式表述“我爱你”？

为了在尊重既存现实的前提下回答该问题，我调查了女性和男性的说话方式，还针对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梦想以及爱的体验进行了另外一些调查。我与拥有不同母语、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的女性和男性合作者一起推进这些调查。调查对象的年龄和社会文化水平也各不相同。

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给出的回答呈现出多项差异，这些差异不仅解释了他们之间的吸引力，还说明了他们在实现以彼此为对象的欲望以及彼此结合时遭遇的困难。

在本书中我记录了其中一项让我印象深刻的差异：女性群体特别重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男性群体将优先性赋予以客体为对象的关系。

由此，小女孩对其母亲说出的真实或想象的话语，总关乎两个相互对话的人，这两个人被呈现为共同做着某事的人。她们之间除了交流行为之外，很少会徘徊着某个客体。小女孩向她的母亲显示了充满爱意的意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伦理性的。在小女孩与其母之间，从她到她建立起一个合理而联通的微观社会。这个群体产生自两个女人之间，一位年幼，一位年长，一个是小写的她和一个是大写的她。不幸的是，母亲在面对女儿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主体间的尊重。即使她们依然是两个个人，她们也不再拥有同样的话语权。母亲发号施令，女儿聆听、服从。年长者似乎在年幼者身上重复施加着当初她作为女人被强加的东西。一种男性支配的文化介入母女中间，它打断了充满爱意的象征性交流。男性针对客体的立场把两位都是主体女性分割开来。她们之间传递的讯息，不再是将说话的机会留给对方的提问，而是变成了表述所需完成行为的命令。母亲的话语中出现的近乎颠覆女儿意向的元素还有另一个起因，那就是他（们）相对于她（们）的优先性，这让女儿的地位低于儿子，母亲对儿子说话时使用的是另一种方式。当前依然存在的将女人消减为母亲的做法，也使得女人无法拥有帮助她与其自身性别建立联系的文化中介。

不过，少女们还是梦想着实现主体间的交流。她们的理想是与男性爱人（有时是先与女性爱人）分享肉体和精神之爱。她们梦想得到的是身体与精神的共体（communion），话语交换和社会活动的共体。奇怪的是，相较于成为母亲，她们更多地渴望着与男性伙伴分享爱情。对她们来说，生育是与某人之爱的果实而非一种占有的结果。

因此，小女孩们充满爱意地以社交的方式讲话，少女们渴望与人分享爱情。小女孩们和少女们都表现出建立主体间关系的意愿，即与某人生活的意愿。

小男孩们谈论的是对事物的占有，之后他们还会讨论各种各样的想法；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们梦想着在性事、爱情、社交方面有所斩获，而不是与人分享什么。这主要可以通过如下说法得到解释，他们需要一种物体性构建来阻止倒退回乱伦的愿望。

如何在如此不同的两种身份之间搭建桥梁？

这项任务要求我们进行文化变革和司法变革。习俗方面的变革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司法变革更为迫切。

要想去爱，就必须有两个人。人是由公民身份定义的。可是，在民法中并不存在女人作为女人的定义，此外，民法中也没有男人作为男人的定义。因此，在爱情中男人和女人没有被定义为有性别差异的两种身份，而是被定义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中性个体，或者是本能的、生殖的自然本性。

若要忠于她们激发的性解放和政治领域的变革，实现我们在此处和他处的文化共存，就有必要赋予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与他们各自的现实需求相符的权利。

对于女人来说，这类权利至少包括以下四项：

——身体和精神不受侵犯的权利，即拥有受积极法律保障的公民身份，该法律使每位女性在面对强奸（把强奸同化为犯罪但不将其视作强奸）、殴打、乱伦、色情和非自愿卖淫时，不用不停地通过单纯针对这些行为的处罚来保护自己，尤其是通过与女性的身体和话语的公共表象相关的习俗来保护自己；

——自由地选择做或不做母亲的权利，即女性在做这项选择时，不受国家元首或教会直接地或通过机构间接地施加在女性身上的，财政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实际权力的影响；

——女性拥有文化的权利，即保障女性拥有适合其女性身份的语言、宗教、科学、艺术的权利；

——母亲与孩子的优惠权和互惠权，特别应保障他们免于遭受暴力和经济困顿，应援助身处跨文化婚姻中的母亲和孩子，目前还是欠缺专门针对这种婚姻的立法。

由于这类立法的缺失，女人依然受制于某种家庭一夫妻制度，在此制度中她不能作为女人享有权利，恋人们也是如此。在该制度中，婚姻契约的主要内容是扶养配偶、生育抚养子女以及获取和占有财产，作为父亲的男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被认为是财产的最主要的管理者（只有在已立法允许女人拥有财产所有权的国家并且在该法律的适用范围之内，与男人地位平等的女人才能拥有动产或不动产）。

我国《民法典》中对法定结婚年龄的规定就印证了这一点：对于男人来说，最小法定结婚年龄是民事上的成年年龄，对于女人来说，最小法定结婚年龄是与生育有关的生理上成熟的年龄。尽管存在一些例外，邻近国家的法典一般都是以这条规则为准。未成年少女“经由婚姻”步入成年，这又一次体现出，统摄女性的是既存的制度和习俗，而不是民事上对其作为人的自主性的承认。

因此，人们应当为了爱情变更法律。只有女人和男人达到民事上的成年，恋人们在爱情中才依然是两个个体，他们的结合才能得到对其中每个人都有价值的许诺的保障。

同整个文化领域一样，民法方面的问题在于，人们应更少从占有角度思考，更多从存在角度思考，以便通过两个不同的人类的存在，即男人和女人的存在，来实现对存在的捍卫。

法律变革最好能够尽快推进，如此我们便有时间改变我们的惯常做法和风俗习惯。这些变革有助于赋予构成民事社会的男、女公民真实的身份，而不会再依据对私人或公共财产的占有来定义他们。

为了介入到文化演变之中，特别是介人到爱情与话语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随时采取两项举措，它们都与我们习惯中的惰性相关，即改变我们说话、交流的方法，以及变更我们爱人的方式。

我们每个人都能专注于承认他（她）者，将其视作意义的不可消减的源泉。我们可以像把话语权给予或留给男性群体那样，将其给予或留给女性群体，我们可以着意允许和促进拥有不同性别的我和你之间的话语交换。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能够像使用他（们）一词那样频繁地使用她（们），这意味着使我她和我他，你她和你他拥有具备同样价值的客观表象。虽然女人们已经开始学着使用我——抑或是她们停留于我们文化中以“我”为核心的阶段？——但她们依然非常少使用她（们）来指代她（们）自己或其他女性。所以她们口中的你、您、我们往往指的是你他、他/她他、他们。对她（们）的着意使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的习惯，使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性别显像得以辩证化。我们还可以用与听取男性话语相同的方式听取女性话语，无论她们讨论的是关于意义、真理还是美的问题，这种做法有助于构建尊重两性不同身份的意识。我在此只举出少数几个可能的做法：我们可以努力促进话语交流，努力倾听彼此的声音，而不是优先关注物或财产，我们可以努力寻找共存的方式，而不是为了争夺所有权相互对抗。

我们可以逐渐尝试转变我们关于爱情的观念和习得。

在性理论领域，父亲的角色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立法者，弗洛伊德或拉康的理论都体现了这一点；力比多被界定为冲动的，男性的或者至多是中性的；在这类理论中，欲望理应与爱情无涉；主导成年人性行为的是生殖，而不是男女两性对自身完满的实现。

这些理论也许具有学术性，但它们并未提出一种性文化。它们描述和延续的是一种文化缺失。

伴随这种文化缺失的是个体层面法律组织的欠缺，这体现为：在与父权一家族权力相关的制度中，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让渡了自己身份中的一部分；公民被定义为男性一中性，公民概念的内容不明；对财产所有权的考量优先于对人及其权利、义务本身的考量；民事、军事、宗教彼此混淆；女性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更普遍来说是有性别差异的个体的权利与义务尚未被界定。

我们的文化所面临的危险之一就来自女性群体身份的丧失，她们的身份要么被消减为自然属性、客体或男性的财产，要么被等同于男性身份。然而，长成一个完整的男人还不等于长成一个女人。上述危险对应着一般性身份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无助于解决个体问题、夫妻问题以及具有性别差异的人类社会的问题。以这种缺失为基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符合每个人（无论男女）的身份构成，而每个人都生成自女人和男人。

女性群体与封闭的男性社会的合谋，也是导致性理念日益贫乏并且日益倒向性别歧视的原因。欲望表现为近乎机械性的力量，它以纯粹的状态运行，不带有感官和肉体的愉悦。根据这种理论，女人自身是不具有力比多的，她的能量被用来舒缓男人的紧张状态，她成了男人释放压力的场所。在这种抽象的、令人室息的、沮丧的乃至玩世不恭的身体与身体的关系中，生育依然是生命和感性存在的实在表征。生育的代价也来源于此。

如果回到我们文化的起源，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与现今截然不同，在那个时代，女人才是爱情的发起者。彼时，女人不是仆人而是神明，她守护着爱情的肉体和精神维度。于她，爱情与欲望是不可分割的。女神最主要的属性是温柔，该品质并不是指以众生为对象的普遍善意，而是面向另一个性别的差异性情感，这种情感贯穿于肉体行为本身。在我们的神话中，阿芙罗狄忒代表了第一个化为肉身的爱情形象，这种爱不是混沌的，它不是没有尺度、节奏或时间性，它不是只具有宇宙性和纯粹的乱伦性质的那种爱。

因此，人们获得有性别差异的身份所依靠的并不是针对乱伦的父系禁令，而是女人和男人在尊重彼此以及彼此的人类属性的前提下，对两性之间欲望的满足。

根据我们西方的传统，在阿芙罗狄忒之前和之后的时代，性混乱统摄着社会，导致这种倒退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似乎是作为父亲的男性对权力的夺取，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作为爱人的男性没能将自身与母亲区分开来，母亲再次被同化为无意识的自然。父亲颁布的乱伦禁令没有阻止男人倒退回混乱的性冲动中，受到这种冲动驱使，在与作为母亲的女人的疏远中所积聚的能量没有被男人与他人分享，而是被毫无节制地耗费掉了。未分化状态被设想为人在出生前与母亲融合关联的状态，而繁衍的义务则被当作对抗死亡和倒退回未分化状态的解药。除了工作和获取财产之外，唯一能让男人不彻底投身爱欲的可把握的实在，被认为是生育和组建家庭。在我们的文化中，从肉体的变化或与夫妻之间婚姻契约对应的自为的可能性看来，工作和获取财产被视为惩罚或救赎的形式。

从上述视角看，男性需求决定了两性之间的关系，女人的身份则没有被纳入考量，女性身份所蕴含的，其实是对他（她）者的欲望以及与他（她）者分享的欲望。女人由同性别的人所生，相较于男人，她对倒退回与母亲的融合的怀旧情结知之甚少，她更多地是通过非自然的人为方式了解到这一点的。

女孩先是经历了对与母亲关系的渴望，随后这种欲望几乎完全转移到了男人身上，她这样做是出于正面或负面的动机，我们的文化中缺乏让女孩保持其女人身份的中介。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我们注意到最具主体间性的语言体系产生自小女孩之于其母的关系，这着实让人感动，但是母亲之于小女孩的关系并不具有这种属性。女性的惆怅源自对交流的渴望而不是对回归的怀念，尤其不是对倒退回与自然的未分化状态的怀念。

但是在一种父权型世系普遍存在的时代，女性谱系被抹杀，（某个儿子的）妻子成为（某个儿子的）母亲，父亲的依旧是处女的女儿在男人之间被作为处女变现。然而，女人无论做处女还是做母亲都应当是为了她自己，她本性中的这些属性缔造着她的精神生成，她的权利和义务，她不应被消减为最初级的自然主义造物，对于那种造物来说贞操等同于处女膜的存在，母性等同于在现实中进行过生育行为。现今，宗教和国家机构不就依然认为女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躯体，而男人，无论他是教会的首领、国家元首还是一家之长，都是这具女性躯体的精神性头颅？

在这种排布中，两性之间的主体间关系是不成熟的，在性关系层面尤为如此。男人和女人不认为对方是拥有不同身份的两个个人。他们结婚或相会的基础是关于占有食物、住所、财务、子女等等的契约。两性受限于这类民事承诺的事实主要体现了与性行为相关的禁令和廉耻心。但是这样的法律表述无益于主观内在性的实现。平权的诉求特别是法律方面的平权诉求也有可能会导致每个性别自身身份定义方面的倒退。

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与性理念、肉体、一般性身份相关的文化依然是缺失的。

我们困于爱情和禁忌体系之间。爱情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越少谈论爱情，爱情进行得越顺畅。禁忌体系影响着不同生理性别的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

远东的传统方法特别是瑜伽习俗，加上与之密不可分的哲学冥想，指给了我另一条道路，这条路不是通向释放，而是通向能量的充盈、再生和培育。具体来说，正如我在导论中谈到的那样，这意味着在我们的身体中存在一些能量中心，即脉轮，它们位于各种不同的生理、精神机能的交汇处。依据传统，能量的唤醒和循环通过这些中转站进行，并且依附于物质的原始状态，即土、水、火、气、以太，与之对应的是特定的浓度、形式、颜色、音节、神灵以及基点。

如此，“在修行者体内，脚和膝盖之间的部分属于土元素；土元素是黄色的方形；音节Lam象征着土元素；在这片身体区域中气息的流转伴随着关于梵天（Brahman）的冥想，梵天是金色的颜色之神……”

修习者做出适当的姿势、动作，把控呼吸，勾勒形状和颜色以及发出声音，努力把身体中的不同脉轮同宇宙的诸多维度联系起来。经验丰富的执业者教授给他们这种关于能量的知识，人们更倾向于口口相传的教授方式。无论是涉及微观宇宙还是宏观宇宙的自然，其精神化都与神灵崇拜相关联，这些神灵是身体或世界的某些部分的守护者，他们自身也一直从属于生成和能量的肉身化。这种肉身化可以经由放弃两性间的肉体欲望来实现，这与西方修士所选择的生活类似，但是这种退隐的场所是森林或山区而不是修道院，相较于群体生活，修习者更愿意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们在经历过完满的情色生活后选择禁欲。

能量的培育还可能以获得爱情的至福为目的。因此，在被公开的文本中，经常看到男人对女神的身体和性器官的崇拜。不过这并不妨碍能量知识成为男女间肉体和精神关系的载体，这是一种两人参与的带有相互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两性作为微观字宙和宏观宇宙的人性结合在一起。

这样一来，男女之爱就变成了对能量的掌握和培育，而不是需要通过现世的生育，以及对天国无性别差异的幸福的信仰一人们通过获取非感性的逻各斯来拥有这种信仰一来获得救赎的能量的本能消耗。肉体行为尤为如此，它不再是向着零度欲望和零度话语的倒退，对于两位恋人中的每一位来说，它都是重生和生成之所。根据我们的传统，被爱者具有客体或动物化的被动属性，而爱人者则具备多少带有意识和勇气的主动属性，但爱情是由两个人完成的，两人之间并不存在被爱者和爱人者的角色的划分。在爱情中女人和男人依然是彼此不同的两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且依然是守护和创造宇宙。

这样一种关于两性关系的文化可以被移植入群体关系之中。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不是为了（相互）耗费能量而（相互）吸引，他们都为彼此带来可以培育对彼此欲望的东西。

从这个视角看，女性与男性相会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男性和女性接近对方时不再出现某一方话语缺失的情况。两方均在场的话语使两个人都可以保有自己的身份。例如，“我爱你”有把他（她）者消减为我的爱的对象的风险。我们在使用这样的话语时需要保持警惕。也许更恰当的说法是：我爱向你，或者我爱着你身上的现有和将有的部分，对于我来说它永远都将是陌生的。“我渴望你”比“我爱你”更加具有质疑主体间关系的风险。

另一类话语可以更好地尊重两个彼此相会的主体：

    我问候你     我赞扬你

    我感谢你     我为你庆祝

    我讯问你     我祝福你

    我赠送给你     ……

这类话语通常预设了两个人、两个人参与的关系以及相互性。其中隐藏的媒介可能始终是：你是谁？

这个问题可能会始终潜伏于男、女之间，男、女相互不可消减。当然，每个人都是不可消减的，但是最根本的不可消减性处于男人和女人之间。让某个男人或女人成为自己的财产或类同自己的人，就是抹杀了“你是谁？”这个问题，而正是这个问题维持着男女两性的生成和两性间关系。

因此，爱情和欲望也许永远都将是发问式的并且永远处于形成发问模式的过程中。我爱谁？能够爱人的我又是谁？我是谁？你是谁？

在那些会培育性吸引力的文化中，某些动作倾诉着对相会和结合的渴望。

     问候的动作，此外，人们做出这一动作时会调动整个身体。

     提出肉体结合的要求，人们用双手来完成这一动作。

     根据需要结合的程度，人们会使用不同的手势。

这些话语和动作模式能够与以下元素建立关系：

    各种形式，

    各种颜色，

    各种声音，

    各种味道，

    各种气息。

这些元素与男人、女人以及他们的每个脉轮相配适。

由此，包括肉体之爱在内的爱情被培育和神圣化。做爱行为构成了自己和恋人的精神身体层面的实体转化（transsubstantiation）。它是一场盛宴、庆祝会和重生，而不是衰败、堕落或通过生育得到的救赎。对（作为对象的？）他（她）者的欲望转化为与他（她）者一起的欲望，这种转化使爱情成为肉体的救赎。

这些传统中的值得注意之处在于，思想开始听从自然，听从感性。佛陀对花朵的凝视就是著名的示例。对佛陀来说，这种姿态也许是最完美的行为，因为佛陀在获得精神性的同时尊重着自然。由此，精神对物质的超越，或者说思辨凌驾于感性的优势都不复存在。佛陀通过具有感性和觉醒的肉体而具有精神性。这难道不是关于爱的美好的一课吗？关于爱的另一课来自我们对“天使报喜”的基于非父权视角的解读，我们把“天使报喜”理解为两性关系的象征。

我们今天对“天使报喜”的解读方式过于单义：玛丽亚，你年轻且还是处女，你因此而美丽动人，支配你的主通过他的使者让你获知，他希望成为你所生之子的父亲。对此宣告玛丽亚只能回答“是”，因为她为主所有或者说是主之物。天使依然是未解之谜。

以下是另一种可能的解读：玛丽亚，你从青春期开始就是神圣的，因为你是由忠于自我的女人——被称为无原罪而有孕的安妮——生下的女孩，因此你具有践行主体间性的能力，主体间性是人类之间爱的表达，你是否愿意成为我的爱人和我一起孕育一个孩子？尽管你年轻且没有经验，没有财产，但我认为你配得上成为一名母亲。只有得到你的同意，我的爱和我的儿子才具有赎救属性。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就无法获得肉体上的救赎或拯救。

这种对“天使报喜”的解读是基于一种关乎身体的物质、精神中心的传统，该中心就是脉轮。

如此一来在图像学上：

  来自天堂的话语，

    太阳的光线，

    鸟儿的歌唱，

玛丽亚的（有时是天使的）双手碰触或指向处于心灵、呼吸和话语之中的身体，而不是精神受孕的宣告。

换言之，上帝并没有在不与玛丽亚进行话语交流的情况下，就把她带人言语和肉体以意向性方式相互丰盈的领域。恋人之间自由地分享话语和聆听，这使得孕育神之子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发生了以下过渡：从几乎无差异的身体物质以及两性间的隔离，转向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言语联盟。在我们的传统中，上帝的降临或化身是由上帝及其宇宙统治的使者，即天使来宣告的。

在印度传统中，鸟往往会为生命的诞生和守护助力，随后它还会帮助人们获得智慧。正是一只鸟协助了造物者毗湿奴（Vishnou）和梵天，鸟还会协助任何有志于实现精神生成的人。最初，鸟陪伴神灵的方式是用身体承载神灵，方便其在空间中移动，随后鸟以发问的形式陪伴神灵。鸟提供的帮助越来越类似于话语。在相互关系中，神的使者是天使，天使行走各处却依然保留着翅膀，当天使移动、呼吸和说话时，翅膀是天使与空气和气息的和谐关系的象征。

因此，面向玛丽亚的宣告可以被解读为以话语的形式向她提出的问题，问题的内容是她是否接受成为上帝的爱人及其儿子的母亲。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主要侧重于受孕，尤其侧重于怀上一个儿子；它同时也省略了一部分内容，因为尽管没有明示，但它其实是把玛丽亚的话语定位为圣父和圣子的分离。这个问题应被理解为对玛丽亚精神升华的宣告，而这都是得益于一位能够了解自身意愿，将其内化并用言语和肉体将之与人分享的上帝。

如此，这位上帝可能会是类似佛陀般超越或完满的形象：他是具有恻隐之心的觉醒者，愿意言说、爱人和生养，以便与人一起救赎宏、微观宇宙的整个世界。上帝以这种姿态真正放弃了所有物、客体、权力，从而抵达人的存在，并且与女人的存在一起实现主体间性的完满，女人也能够突破或保持她的处女状态。这种先是缔结于在两者之间继而扩展到群体的联盟，也许能成为人类历史最终目的的化身，或者至少可以为其开辟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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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我的爱，向你》，【法】伊利格瑞 著，李晓晴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式来自公众号“暴风骤雨”，感谢出版社和公众号“暴风骤雨”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陈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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