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之母瓦尔达丨我不想成为一个拍电影的“伪造的男人”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中克莱奥摘下假发的觉醒时刻，《一个唱，一个不唱》中两个女性间相互交织的人生，《穆府歌剧》中一个怀孕母亲的所思所想……始于“女权运动“尚未兴起之时，阿涅斯·瓦尔达从未停止其在生活与创作中对女性身份的探索，无论是电影中单一的女性形象，女性导演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面对的苦难，还是女性在生活中面对的压迫与服从的权力关系……在《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中瓦尔达提到的种种，仍能与当下产生共鸣，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思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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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为本书选摘）

／不想成为一个拍电影的“伪造的男人”

莱维廷：在法国，作为一名女性电影制作人，您有哪些经历？您参与过妇女运动吗？ 

瓦尔达：我刚开始拍摄电影时，也就是十九年前，法国还没有出现妇女运动。当时有一些女性从事写作、绘画和音乐方面的工作，但很少有女性拍电影。我并没有问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拍摄电影是否会很难；必须得说，我一开始并没有自卑情结。我只是觉得既然想拍电影，那就试试吧。多年后，许多女孩来找我，说她们想拍电影，问我是否可以为她们写封推荐信，她们说在这个男人的社会里，女人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太难了——有时确实如此。但我总是回答她们：虽然这个社会可能是这样，但你自己不应该这样想，你应该想的是“我是一个人，我想拍电影，这件事到底难不难”。这才是重点。如果这个社会厌女，那就让我们一点点去面对，但这不应该成为你的出发点。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因身为女性而是一个受限的人。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半个男人”，也从没想过要成为男人。

我曾是一名摄影师。一开始，我能找到什么就拍什么，周围的孩子、家庭、婚礼、宴会，一切能赚钱的东西。后来，我成了国家人民剧场的摄影师。没有人对我说：“你能当一个摄影师很了不起，因为你是个女人。”当身高不够时，我会拿把椅子站在上面，这就是我比别人矮三十厘米时会遇到的问题。现在每个人都试图批评社会上的家长作风，在当今的妇女运动中也免不了有这样的声音：即使是成功女性也被视为 “微不足道的”。我不这么想。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身处男人和女人之中，并且感觉不错。 

当我拍摄第一部电影《短岬村》时，我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男性摄影师对我说：“听着，我不会听你的，因为你只是个女人。”我会说：“我喜欢那个镜头或那个距离，让它更清晰或对比度更强些。”或者我会跟他讨论景深，但这都是技术方面的对话。电影上映后获得了不错的评价，尽管影片没有赚回制作成本。但没有人说，因为我是女性，所以这是一部没那么重要的电影。相反，他们说：“您或许正在改变法国电影的一些东西，这很好。”所以在我的工作中，我从未因为自己是女性而感到疏离。

莱维廷：您是如何开始拍摄电影的？ 

瓦尔达：我写了《短岬村》的剧本。纸面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本以为永远不会把它拍出来。我以为会把它放在抽屉里，三年后再翻开，然后说：“是的，当时我想拍电影。”结果刚好一个朋友来找我，说为什么不拍呢？我说拿什么拍？怎么拍？他答，“他们说这很简单，我们一起拍吧”。首要问题是找钱、拉剧组、找能帮我的人。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没什么经验。我们一起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每个人都得在那里吃住，因为没钱支付个人开销。我们必须团结成一个集体。就这样开始了拍摄。 

从制作的角度来看，这在1954年确实是革命性的尝试。当时我甚至没有成为制片人的资质。法国有职业等级制度，在正式制作一部电影之前，必须达到那个级别且经过五个学徒期。技术人员也是如此。我没有申请证书。（现在想想这确实很有趣，我是在拍摄第一部影片十三年后才拿到导演证的。）我没有理会规章或工会，也没有获得官方授权。这是破除电影“禁忌”的一种方式，也是打破封闭的电影圈及其等级制度的一种方式。就这样，它成了一部真正的电影。我当时确信这是仅此一次的事件，我从未把自己当成电影制作人，之后我又回到了摄影行业，继续赚钱，因为这次拍电影 并没有赚到钱。但几年后，有人问我是否想为旅游局拍电影，我想可以，这是另一种赚钱方式，也许以后还可以拍其他电影。就这样，我拍了短片《季节，城堡》《海岸线》和《穆府歌剧》。然后，我就有了拍摄其他电影的愿望；再然后，我就成了一名“电影制作人”。七年后我才开始拍摄第二部长片《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因为筹不到钱，加上没有时间写剧本。其间我一直在做摄影。这不是因为我是女人，而是因为我创作的那种电影很难找到 资金支持。在拍《五至七时的克莱奥》这部关于一个女人的电影时，我真正的想法是拍摄一部讲述一个女人如何面对巨大恐惧的影片，恐惧让她反思自我。她发现自己是一个被男人操纵的小玩偶，一个无法做决定的小女孩，只能从别人的眼中看到自己。在那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开始以不同的方式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 

电影《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右下角为瓦尔达

我以女性身份来看待我所有的电影，而不想成为一个拍电影的“伪造的男人”。我试图把我所了解的东西拍成电影。怀孕时，我拍摄了一部有关怀孕的电影（《穆府歌剧》），因为我想与人们分享怀孕的经历。在《幸福》中，我试图理解纯真的感觉。 

随后，女权主义运动逐渐兴起，许多女性开始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过去五年里，女权运动不仅变得非常强大美好，也变得非常时兴，这可能也是女权运动最糟糕的地方，它把谈论女性变成了一种“潮流”。十年前，这还不是“潮流”，尽管这场运动还在不断壮大，但也许十年后，社会上会出现其他令人兴奋的话题。而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会有女性来对我说：“《幸福》太糟糕了。这不应是一部由女性制作的女性电影。您被社会同化了，您背叛了我们。”但是，当意图展示社会的某种成见时——这正是《幸福》的主题，你就必须呈现这些成见。不是非得说，“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一定要拍摄女权主义电影，毕竟女权主义观点获得展示的机会太少了”。的确，我现在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电影，因为所发生的事件，因为我读到的书籍，因为我对自己进行的女权主义教育——我们现在都在这样做，因为有这样的机会了。现在很多问题都变得更加明朗，但十年前，当我拍《幸福》时，在这方面的思考仍然没有那么清晰，尽管我已经读过西蒙娜·德·波伏瓦，讨论过这些事情，也为避孕、性自由、新的养育子女的方式和超越传统的另类婚姻形式而斗争过。尽管我认为新一代女性在开始做任何事情之前就先树立起自己的观点这一点不可取，但我同意她们的观点，她们只是想表达改变自己和改变女性社会形象的愿望。我认为她们是对的，我自己也愿意这样做。但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忘记以下这点：不管女性之前为了支持或反对女性而做了什么，这都是她们提升自己和前进的一种方式，让其他女性可以站在女权主义的角度发表观点，并让观点清晰明了。因此，我可以说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但对其他女权主义者来说，我还不够“女权”。我所做的一切使我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尽管我还没有拍过女权主义电影。 

电影《幸福》

莱维廷：您现在想拍一部女权主义电影吗？

瓦尔达：是的，我想，但这绝不会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认为我生来只是为了表达女性所遭受的苦难和女性必须要对这个社会进行的改造的。我是一个人，有些事情是要作为一个人去理解的。你不必一直强调自己是一名女性。例如，女性电影节，也许有必要举办一两次，以展示女性的成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隔离和歧视。女性可能会和男性一样对女性抱有错误看法，而有些男性可能看得更清楚，例如，我相信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比很多女性更了解女性。但对女性身份的认定必须由女性来完成，这恰恰与黑豹党遇到的问题相似。当黑人开始提高自我意识时，白人为他们说话，关注他们。渐渐地，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独立思考。这就是女性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她们是对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男人不理解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于强调电影制作人的性别，而应该看重关于女性他说了些什么，是怎么说的。 

莱维廷：一些女权主义电影人认为，问题不仅在于揭示女性心理，还在于展现女性的“英雄”形象：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战胜了女性的处境，获得了自我意识。您认为应该拍摄这种类型的影片吗？ 

瓦尔达：我认为每个女性都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份和在世界中的位置。但是，如果你只考虑这一个目标，就会制作出中国现在正在拍的那种电影。它们确实在唤醒人们的意识，但也太沉闷了！就和那些愚蠢的西部片一样，只有好人和坏人，好人应该是赢家，而坏人，你得解释他有多坏。但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这无异于一种强行灌输。我意识到有些东西必须改变，因为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是由男性塑造的，并被他们所接受，也为女性所接受。作为女性，我们已经接受了自己应该美丽、衣着优雅、亲切可人，总是且只会为爱情烦恼等。这一点总是让我很愤怒，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无法改变这种形象。在电影中的女人身上我们唯一能接受的就是她与爱情的关系：她是否恋爱了，她是否恋爱过，她是否会坠入爱河。即使是独自一人，她也曾经恋爱过，或者她应该恋爱，抑或想谈恋爱。男人在电影中有其他身份。电影经常表现男人与工作的关联，男人之间的友谊，男人的抗争和战斗。但你从未见过讲述女性和她的工作问题的电影；你无法接受电影的主角是一位女医生，她在手术、病人等方面遇到了困难。你在电影中看不到由女性指导工作，也看不到她如何管理或如何与同事相处。如果女性有工作，她通常是做装饰设计、秘书，或者是邮局职员。她可以有工作，但这从来不是影片的主题。大多数电影主要关注的是女性与爱情的关系。应该改变这一点。我真的认为，作为女性和观众，我们应该为之做好准备。 

莱维廷：这是自我批评吗？ 

瓦尔达：是的，当然，但我之前没有别的选择，否则就没有拍电影的机会了。我记得几年前我写过一个剧本，讲的是一位女教师在讲授“新数学”时不得不经历重重斗争的故事，因为那时是“新数学”教学法在法国的开端。她们不得不在各个层面上进行斗争——包括与家长，家长不接受这个课程，因为他们不理解“新数学”，也不想失去他们在家里辅导孩子完成作业的权力。这是一个女人对阵家长、举办讲座、 与旧的数学教学方法作斗争的故事。她的私生活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可我无法为这部电影筹集到拍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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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也人The Other”，感谢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石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