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书评｜彭晓月：沉默的世界边缘及其他

《歪犁》：沉默的世界边缘及其他

彭晓月

约翰·凯奇在《沉默》中提到，他在本该不会有任何回声的消音室中，听到了一高一低两种声音。工程师告诉他，高的声音来自于神经系统，低的那种则来自于血液循环——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沉默，因为生命本就不是无声的；在接近绝对安静的环境中、在喧闹世界的边缘，那些被忽视的声音反而能够被重新发现和感知。

——题记

“成为巴西人意味着一个人要么经常被恐惧吓得瘫痪，要么经常不得不哭泣。” 自殖民时期以来，巴西人民便在无尽的苦难中挣扎求存。1888年，《黄金法案》颁布，巴西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巴西的黑人奴隶似乎分批地有条件地获得了解放，但实际上，在巴西的很多地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种族主义的传统以及种植庄园主所拥有的权力使他们几乎继续控制着以前的奴隶。历史遗留问题，种族歧视、贫富悬殊、土地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破坏、暴力蔓延与经济崩溃……在伤口尚未结痂之前，就有新的冲击使境况更加恶化。“巴西是一个巨大的伤口。一个从未忘记殖民历史并坚持自我殖民的国家。”  伊塔马尔·维埃拉·茹尼尔的《歪犁》中黑水河的故事，正是国家长期功能失调的历史缩影。

这部小说由“刀刃”、“歪犁”和“血河”三个部分组成，分别由比比安娜、贝洛尼西娅和渔神圣里塔三位女性讲述了同一种残酷的现实——尽管巴西已经废除奴隶制多年，但是身处巴伊亚腹地的佃农仍然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前两部分都以同一个事件开头：出生在黑水河佃农庄园的贝洛尼西娅在与姐妹比比安娜争抢象牙柄刀时，失掉了自己的舌头。两姐妹一同长大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贝洛尼西娅留在家乡，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后独自生活；比比安娜随堂兄赛维罗私奔，在城里接受了教育。后来，比比安娜回到家乡，成为学校老师，修复了和贝洛尼西娅的姐妹关系。当在农民中宣传团结与争取权利的赛维罗被庄园主谋杀之后，小说迎来了结局——神灵圣里塔附身在贝洛尼西娅的身体上，砍下了庄园主的头颅。书中的诸多情节和场景都来自于作者在工作调研中的所见所闻，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个国家动荡历史的一个切面。

一、奴役与抗争

在成为众所周知的作家之前，伊塔马尔是一名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在巴伊亚联邦大学获得了民族和非洲研究博士学位，其关注领域一直集中在拉美地区的半奴隶劳动关系、种族歧视和土地等方面。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一直在专注于土地改革的国家机构INCRA工作，这段经历直接促成其博士论文《劳作即斗争：尤纳人的生活、居住和运动》（Trabalhar é tá na luta: vida, morada e movimento entre o povo Iuna, 2017）的诞生。这篇论文关注的是巴西巴伊亚州伦索伊斯市（Lençóis）和钻石高地（Chapada Diamantina）等地区的尤纳社区 领土的正规化过程：人们如何获得农村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如何实践对雅雷（jarê）教的信仰、以及他们如何联合起来抗争等等。论文中所涉的事件、人物在《歪犁》得到了大量的忠实呈现，因此，这部小说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其博士论文的文学化书写。

 “多年来，当地居民在社会上难以被看见，因为这更符合国家、土地所有者和历史书写的利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用尽一切手段，试图抹去长期被视为不存在的人们在生活中留下的痕迹。” 黑水河的祖先是被贩卖到此地的黑人奴隶，他们因不知如何返归故土便留了下来，到了贝洛尼西娅这一代，人们则生活在淘金热遗留的争斗阴影和暴力风险之下。在巴西，种族问题往往和奴隶身份、宗教信仰、财产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但对黑水河的农民而言，种族问题在他们身上直观地呈现为具体的、创伤性的身心经验：“这是害怕从地上被连根拔除的恐惧，是无法抵抗长途跋涉和漂洋过海的恐惧，是对惩罚、劳作、烈日和那些人灵魂的恐惧，是对行走、得罪人和存在的恐惧。害怕他们不喜欢你，不喜欢你做的事情、你的体味、头发和肤色……” 这种创伤已经成为当地人的集体无意识。

对于作者来说，奴役者如何实施压迫，被奴役者又当如何反抗，这些具体的血泪经验不能被隐藏或一笔带过。不管是论文还是小说的产生，似乎都源于他的一个愿望，即把这一群体的生活带到人们目力所及之处，使人们更接近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这种愿望一方面来自他的人类学家身份，为他人、为世界进行写作和思考；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伊塔马尔的个人生命体验：“撰写这部小说……是对文学、农民、祖先热爱与忠诚的表达。” 对于巴西这个充满了苦难的国家来讲，这是一段被忽视却十分重要的历史，“作为奴隶制的最大受害者、 离散族群的核心群体的黑人, 他们的……记忆和经验包含了现代世界的最黑暗的面向, 迫使人去思考现代性的历史代价”  ；同时，本书是一份强有力的宣言，不愿对巴西黑人、土著和逃亡者社区的现状保持沉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论这种压迫采用的是显在还是隐秘的方式，或高明或低劣。觉醒终会到来，抗争无处不在。

二、土地与暴力

农民的生命与土地紧紧相连，没有土地就没有一切，劳动并不总能给劳动者带着存在感。他们在庄园里出生、劳作，却始终没有土地的主权，无法成为土地的主人；一个佃农一生劳作的结果，除了为自己挣得一小块墓地，就是留给子孙偿还的债务；如果庄园主将庄园转卖，那么农民连同他们的泥屋都会被“作为家具附赠”。连贝洛尼西娅都说：“我们习惯了长期作为佩肖托家族的所有物……” 有的农民以为自己能够通过开荒得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但现实却是地主的强取豪夺：“原住民遭到驱逐，其他在此地没待多久的佃农也被遣散。这些人披着强权的外衣，多次在武装团伙的陪同下，拿着一份来历不明的文件忽然出现。他们说自己已经买下卡沙加的土地。有的得到了工头的确认，有的没有。” 

对于书中的人物来说，痛苦和劳作是贯穿他们一生的主题，成为了衡量生命本身的时间尺度。也许这就是作者巧妙地模糊了时间这一重要的元素的原因。如果不细细思量，我们会对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无从知晓，因为在小说主体部分，现时的生活与历史回忆交织在一起，层层叠叠的事件难分先后，唯一确定不变的是出生于此就意味着他将与祖祖辈辈分享同一种以痛苦为基调的命运：围绕着土地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全看天气状况和主人的眼色……这种安排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黑水河的农民长期处在以法律、平等及公民权利为代表的现代秩序无法触及的边缘世界，时间的模糊和地名的指代不明，使得这个故事有了更广泛的假定性与隐喻性。“受苦是一种难以言喻、被所有人据斥的感觉……苦难是流淌在黑水河血管中的隐秘血液。”  

人们不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相关——不能读写的人，如何去阅读政府的土地文件呢？在艰难周旋之后，农民们终于拥有了一所学校。然而正如斯皮瓦克发现的那样，一些学校的作用在于“确保底层人的声音不被听到”。老师在学校里讲的内容正和当地人民的处境相反：“她的句子和文章里只有士兵、老师、医生和法官的故事”、“我们是多么幸福，我们的国家有多么繁荣昌盛”之类——学校是经农民争取建造的，却被冠以压榨他们的庄园主的名字，教着与他们毫不相关的历史。老师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那里，我们的父母来自哪里，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而“我们”无力讲述自己的故事，只能听别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想象那种无力触及的生活。教育看似是经济问题，但其首要是政治问题，而其根源则多在于土地所有权问题。

土地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然而，无论是自下而上的起义与革命，还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巴西土地政策多次调整，但收效都甚渺茫。大量的土地被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农民要么依附于种植庄园，要么只能前往城市谋生。贫穷、被漠视的生存权、制度的不完善、公权力的不规范使用，催生了无尽的暴力。据统计，在若泽·萨尔内总统开始的“新共和国”时期的前四年中，巴西全国围绕6000万公顷土地发生的冲突多达2905次，共造成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533人死亡。若从军人执政时期算起，从1964年到1989年的25年中，巴西共有1415名农村劳动力被杀害。在2018年的竞选中，巴西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甚至说，一旦当选总统，他将不会为土著和前逃亡者社区划定一厘米的土地，其言论和当选总统后的举措使土地侵占行为更加猖獗。如今，暴力依然是当今巴西农村（乃至城市）普遍存在的、不争的事实，农民们依然过着非常不稳定的生活——作者在他的工作中甚至亲眼目睹了与他共事的农民领袖被谋杀。 

安居才能乐业。没有立锥之地的人自然无法稳固地站立于大地之上。没有安全感的人往往更容易燥郁，这或许是作者笔下充满暴力的根本原因。

三、失语与言说

贝洛尼西娅失去了舌头，这是贯穿全书的隐喻，也是作者对于现状的严厉批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发出声音，或者说，很多人的声音注定无法被听到。她的沉默不仅代表着小说中被贬低、被父权压制、被暴力欺凌的女性，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着因贫困被剥削、因肤色被歧视、没勇气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土地、没胆识去捍卫自己的尊严的农民。沉默是生存不得不保持的姿态；痛苦使人走向斗争，斗争是克服痛苦而不被苦痛吞噬的行动。

显而易见，尽管黑水河的历史充满了苦难，人们却从中汲取了直面未来的力量。愤怒与痛苦的传承使得女人愈发坚韧：“这些话……承载着对许多事情的愤怒，而这些愤怒与日俱增……它由我的女性祖先、多娜娜、我的母亲，我不认识的祖母们喊出来……让我有力量活下去。” 等到比比安娜与贝洛尼西娅两姐妹历经生活与岁月的磨难，重新在黑水河相聚时，她们主体意识和反抗意识的觉醒、政府的积极作为也为黑水河带来了些许希望：儿童开始在学校里学习自己族群的历史，大些的孩子可以到城里去上大学，农民们更加团结，争取到了更多的权利。还不止如此，“几个月后，公共机关的公务员因为谋杀的事情来到这里，他们在财产收回的诉讼过程中听取了佃农们的意见……黑水河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人们能够看到它，也无法再忽略它的存在。”  这样的尾声让人略感安慰，但更多的，其体现了作者浪漫主义的希冀和期待。纵然这些成为事实，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本质能够改变吗？稍微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人当不会如此幼稚地相信这些。微弱的改良有时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

生命不是起点连着终点的线条，而是有着无限可能的开放的运动。当伊塔马尔书写那些居民的历史、书写他们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时，人类最常见的关于生与死、爱与恨的情感便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逐渐消隐，我们的生命和他们的联系在一起。这恰是《歪犁》要做的——它利用文学的魔法，将所有的读者都邀请到了巴伊亚州的腹地，并亲眼目睹生活在巴西农村的人们，如何从祖先的故事中找到面对生活的力量，从而抗争不公的命运。从言说到失语，从失语的沉默到激动地言说。然而，生命的声音永远在这沉默之地不安地涌动着，如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如河水在河道中奔涌。

“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的永远是最强者。” 

歪犁（Torto Arado）

[巴西] 伊塔玛尔 · 维埃拉 · 茹尼尔 著

毛凤麟 译 樊星 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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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西] 伊塔马尔··维埃拉··茹尼尔著.毛凤麟译.歪犁 [M].桂林：漓江出版社，2024.

[5]Ingold, T. Humanity and animality.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ropology. Londres Routledge, 1994.

[6]Ingold, T. It`s enough about ethnography. In: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y Theory, ano4, n. 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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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吕银春.农牧业在巴西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巴西的农牧业政策[J].拉丁美洲研究,2002(04).

[9]樊星.“混血儿的面孔”:亚马多《奇迹之篷》中的混血文化书写[J].外国文学评论,2019,(01).

[10]王路晨.身份的命名：论奥康纳《海洋之星》中的饥荒叙事与跨大西洋流散书写[J].外国文学研究,2019,41(05).

[11]樊星.如何理解巴西种族问题[J].读书,2020,(11).

[12]樊星.边缘之声：“后复兴”时代的巴西电影[J].电影艺术,2023,(02).

[13]胡亮宇.重读的重读——在文化研究的时差中思考《黑色大西洋》[J].当代比较文学,20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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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周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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