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贵中国古书的不老传奇
5月22日,在中国嘉德2011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中,一部元抄本《两汉策要十二卷》以900万元起拍后便遭遇疯抢,在经过了近70轮激烈叫价之后,最终一位电话委托的买家以4830万元人民币将其收入囊中。这不仅一举创出了中国古籍拍卖新的世界纪录,也使得这部《两汉策要》成为了史上最贵的一部中国古书。
虽然,在今天亿元级别的艺术市场上,4830万并不算什么天价,但是,对于“古籍善本”板块来说,《两汉策要》这个创纪录的价位意义非凡。
(引自人民网《元抄本〈两汉策要十二卷〉创中国古籍拍卖世界之最》)
中国嘉德2011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
元抄本《两汉策要》从明清两朝到民国间的四百多年流传,可称身负重名,每过一百多年就会出现在公众面前一次,而每一次都会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一段振动波漪。因其具备了一切创造中国古籍善本最高价格的要素。
元抄本《两汉策要》
或为赵孟頫所书
此本为历来古今藏书家所重,原因在于所抄书法极佳,直逼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此本名动收藏界者,并非其所收两汉政论文章百六十余篇内容,而是其手书者及其书法。明代以来,多有鉴藏家认为此书的抄写者为大书法家赵孟頫。跨越宋元两代的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为“楷书四大家”。近年来,他的书画作品在拍场上也达到过千万级别。翁方纲在此书的题跋中称:“今以是书,首尾一气, 九万八千余言,使鉴赏家必实指为赵书。”乾嘉考据学大家钱大昕观此书叹称:“恍如名人法帖,不独全文之为元人精钞,可爱也。”此书抄写者其精妙的书法,仍被认为是最接近赵孟頫的作品。故四百年来,名家猜度赵孟頫者,亦非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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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有序名家递藏
如果说年代久远、名家抄写是《两汉策要》的内在之美,那么,流传有序、名家递藏,传奇般的经历,是罩在这部书上的闪亮光环。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年间,著名藏书家周良金曾收藏此书。周氏藏有宋刻《曹子建集》、元建安勤有堂刻本《刑统赋》,这些书,要么是海内孤本,要么现在深藏国内一流图书馆,可知此公非等闲藏家。越百年之后,明末清初入藏毛氏汲古阁,毛晋在书中钤印八十余方,可见对其喜爱之极。又越百年后,清乾隆年间,入赣州知府张朝乐家,乾嘉考据学大家钱大昕在《竹汀先生日记钞》中说:“张朝乐竹轩以钞本《两汉策要》见示,此书宋陶叔献所纂,有景祐二年阮逸序,又金大定乙巳王大钧序,行楷甚工,或云赵松雪所书也。”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张朝乐据此精刻《两汉策要》,字纸雕工精美,同样令后世赞叹。再越百年之后,清末入清代贵族、京师著名收藏家完颜景贤。
完颜景贤鉴藏印
张伯驹在《北京清末之后之书画收藏家》一文中盛赞完颜景贤为“清末民初北京书画收藏家之首”。
完颜景贤,清藏书家、鉴赏家,字亨父,号朴孙,一号卯庵,别号小如盦,满洲镶黄旗人,户部员外郎华毓子。精于赏鉴字画,清末至民初的北京书画收藏家首应推完颜景贤。编有《三虞堂书画目》(三虞者, 唐虞永兴《庙堂碑》册、虞永兴《汝南公主墓志铭稿》卷、虞永兴《破邪论》卷)。可见景贤收藏丰富,质量极高。清帝逊位之后,家道中落,景贤收藏散出,这部抄本分量很重,是最后才出手的两件藏品之一。当时沈家本花了多少银子才得到,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断定一定也是天价。因为从完颜家接手收藏的只有那么几位超级权贵人家,其中之一就是皇二子袁克文。景氏故后,遗物散出。傅增湘曾叹称:“景氏云殂,法书名画,散落如烟,独此帙(宋宫抄本《洪范政鉴》)与赵松雪手书《两汉策要》最为晚出。”此本辗转再入晚清重臣世家沈氏枕碧楼,收藏至今已越百年。“文革”中曾为康生占有,“文革”后退还。
天下何人不识君
盛传四百余年的元赵孟頫抄本《两汉策要》是一部有明以来,学术界、藏书界无不知晓的书。“天下何人不识君”,即谓此也。此书内历代斑斑收藏印鉴,有:昆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周印良金、毛晋之印、毛氏子晋、汲古主人、汲古阁、毛晋、毛扆之印、斧季、覃溪审定、臣大昕印、竹汀、如皋张氏竹轩藏书、退一步斋珍玩、景贤鉴藏、朴孙庚子以后所得、景行维贤、启迪珍藏、周暹、康生、戊戌人。仅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毛氏汲古阁前后所钤印记就多达八十余方,即可想见当年名动天下之状了。此书内历代名人题跋题记累累,有翁方纲(第一册首)、王杰(第一册尾)、钱大昕(第一册尾)、孙士毅(第二册首)、张朝乐(第六册尾)、戴衢亨(第九册首)、姚令仪(第十五册尾)、陆伯焜(第十六册首)、秦承业(第十六册尾)、袁枚(第十六册尾)等,皆乾嘉之际鸿学硕儒。此书历代著录清楚,若毛晋《汲古阁珍藏本书目》、叶德辉《书林清话》、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张伯驹《春游琐谈》等等。此本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存时已为14册,乾隆间张朝氏补抄第三卷(第五册、第六册)。
拍品来源可靠
枕碧楼后人《两汉策要》收藏者沈先生
由于书中没有最后的收藏家藏书印记,因而很少人知道,此书最后的收藏者。大凡藏书中的名品,断非普通人家可得可有,这部《两汉策要》就是如此。此本清末收藏于京城著名的藏书家沈家本的“枕碧楼”。 沈家本(1840—1913),清末官吏、法学家。历任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主持制定、修订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系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人。家有藏书楼,名曰“枕碧楼”。此楼是沈家本于1905年所建,楼中曾藏书五万余卷。沈家本去世后,藏书散失。然此书仍在家中继承流传,直到“文革”期间,沈氏后人被抄家,此书亦被抄,后流落康生之手。“文革”后退还。沈家除此书之外,还有少量明清版本藏书以及晚清名人书札,如清代陕西巡抚升允书札等。2001年,嘉德从沈氏后裔处征集得此书之后,列入嘉德2001春季古籍拍卖图录,图录标注估价为9,500,000—15,000,000元,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抄稿本估价之最。为宣传此书,嘉德古籍部还专门编辑印行了小册子《赵书神理》,重点介绍。
2011年5月22日,LOT117《两汉策要》开拍。最终,一位电话委托的神秘买家以4830万元人民币拔得头筹。拍卖师一声槌响,不仅刷新了中国古籍的拍卖纪录,也宣告了拍场上最贵中国古书的诞生。这部中国古籍善本的成交价进入了当年全世界书籍成交价前十位,也是中国古籍成交价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
元抄本《两汉策要》注定就是要出新故事的传奇性文物,定会继续书写不老传奇。
*节选自拓晓堂《嘉德亲历:古籍拍卖风云录》
目录及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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