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空前”的美俄换囚背后：各方考量与大选影响
*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引言
当地时间8月1日，美国和俄罗斯等7国在土耳其的斡旋下完成了“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换囚行动”。本次美俄换囚协议让3名美国公民回国，拜登则亲自迎接他们回归并自豪地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囚犯交换行动之一”。当晚拜登与这些前囚犯及其亲属在白宫宴会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拜登发表讲话时说“现在，他们所遭受残酷磨难已经结束，他们自由了，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解脱。”
美俄换囚事件整体上释放出美俄关系的积极信号，也在人道主义与和平上收获赞誉，是拜登政府任期末的重要政治成绩。尽管换囚协议顺利完成，事件各方达成了共同目标，但背后各方考量仍有不同。从美国视角出发，两党就换囚事件的分歧与攻防、换囚事件对选情的影响、大选临近下外交政策的作用依旧值得我们思考。
拜登与获释囚犯家属在白宫举行发布会。
（来源：法新社）
01
规模空前的美俄换囚行动
此次美俄换囚行动由土耳其国家情报局斡旋，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包括被关押在美国、俄罗斯、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波兰、挪威7个国家的26名囚犯，3人被移交至美国、10人被移交至俄罗斯、13人被移交至德国。此次换囚比美俄双方上一次在2022年交换囚犯的涉及人数要多得多，也和1985年的一次涉及25人的换囚事件数量相当。因此，本次换囚被称为“美俄双方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此前这一称号是交换了14人的2010年美俄换囚事件。
美国方面，从俄罗斯获释后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有3名：《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 格尔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保罗·惠兰（Paul Whelan）和“自由欧洲电台”记者阿尔苏·库尔马舍娃（Alsu Kurmasheva）。美国政府和传媒认为，三人都被“俄罗斯虚假的指控和错误的审判遭非法囚禁”，回国后随即前往圣安东尼奥附近的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接受医疗和心理评估，并在相关机构的帮助下重新融入美国社会。
三人的公开身份都是美国媒体及私营企业的雇员，他们都因“从事间谍活动或传播虚假信息”而被俄政府拘留。在加入《华尔街日报》前，格尔什科维奇曾在多家报社任职，包括2017年在莫斯科给《莫斯科时报》供稿，其记者生涯中写过不少批评俄国政府的文章。2023年3月，32岁格尔什科维奇被控在叶卡捷琳堡对俄罗斯主要坦克和装甲车制造商乌拉尔车辆厂（Uralvagonzavod）“搜集机密信息”时被俄罗斯政府抓获，随后被关押在政治犯聚集的俄罗斯列福尔托沃监狱。2024年7月，格尔什科维奇被判犯“间谍罪”，处16年监禁，白宫方面随即谴责这场审判是一场“骗局”。拜登宣称，格什科维奇没有犯罪，“只因他是一名美国记者而成为俄罗斯政府的目标”。
7月，格尔什科维奇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堡的一家法院里受审。来源：《华尔街日报》
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后在多家私营公司任职安全岗的惠兰于2018年12月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被俄联邦安全局（FSB）以“从事间谍活动”名义拘捕，此前他多次进出俄罗斯境内。2020年，惠兰被判处16年监禁，他本人则坚称这是虚假指控，认为自己是“政治人质”。由于惠兰并未被纳入此前的两次美国换囚计划，54岁的他多次在媒体面前表达沮丧情绪和对美国政府的不满。近期他开始抓紧敦促拜登政府帮助他回国，甚至建议政府“逮捕俄罗斯官员和间谍”来确保他获释。
具有美俄双重国籍的库尔马舍娃被捕前是“自由欧洲电台”的一名记者，以精通多国语言和写作风格独特而闻名。2023年10月，库尔马舍娃以“未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而被俄当局拘留。7月22日，俄罗斯喀山法院判定库尔马舍娃“散布有关俄军队的虚假信息”而判处6年监禁。
在俄乌冲突局势持续发酵、美西方联合对俄施行多方面制裁之下，美俄关系持续紧张，而本次美俄换囚计划无疑给双方释放了积极的缓和信号。从人道主义和国际伦理角度看，美俄换囚事件是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的好事，但在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局势下，事件各方都有各自考量。尤其是在激烈的美国大选之下，美国内部两党也有针锋相对的政治算计。
02
各取所需：各方势力的政治动机
尽管美俄换囚协议是一桩繁复的外交技术问题，各国政府却更注重利用各自的叙事策略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拜登政府与美媒将此次换囚描述为“拜登人设和外交路线的胜利”，并强调民主党具有特朗普路线所缺乏的盟友团结能力，借此辅助哈里斯的选战。俄罗斯政府则利用这一事件向国内外展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俄罗斯都不会放弃其国民和“爱国者”。德国政府强调其参与换囚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德美关系的大局。
1
民主党：捍卫政治遗产与助力哈里斯选战
对于拜登而言，换囚事件可以算作其执政末期靓丽的外交成就和政治遗产。进入执政最后阶段的美国总统往往受制于连任压力，难以完成有效的政策部署，被称为“跛脚鸭总统”。然而，正式退选后的拜登却反而得以将精力聚焦在换囚协议的最后确认和宣传上。一些美媒加以渲染，宣称拜登在竞选受阻时仍然“为美国公民安全考虑”，正是体现了其退选信中呈现的所谓“以国家利益为重”精神。
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
（来源：美联社）
据Politico报道称，在拜登的政治生涯接近尾声之际，他同时需要处理竞选危机和囚犯交换的复杂谈判。7月21日，拜登致电斯洛文尼亚总理戈洛布（Robert Golob），说服他同意释放在被该国囚禁的俄国间谍。同日拜登正式宣布退选。“美国之音”的报道中还引述一位白宫官员的说法：在拜登发布退选信的一个小时前，拜登还在与斯洛文尼亚首脑通话。
对于拜登而言，不仅协议本身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成果，协议背后所彰显的美国与全球盟友的协作也是拜登非常重视的政治遗产之一。拜登幕僚更希望借此渲染经久不衰的“拜登外交路线”的正确性，特别是强调拜登在塑造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方面的贡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接受采访时详细介绍了德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在换囚中所扮演的角色。沙利文表示，“没有比这更有力的例子来说明盟友的重要性了，这（盟友协作）正是经典的‘拜登风范’”。
与此同时，在哈里斯开启选战的紧要关头，拜登政府也试图为其外交政绩增光添彩。BBC报道指出，尽管哈里斯没有参加拜登的白宫发布会，但当被释放的人员乘机返国时，她与拜登一起向他们致意。白宫方面也很快将协议的顺利达成归功于副总统。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哈里斯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和斯洛文尼亚总理戈洛布的会晤对于此次协议的达成尤其重要。
2024年2月17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会晤。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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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特朗普团队的反攻
美国大选战情正酣之下，拜登政府此举似乎是对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的反讽。特朗普政府任内曾多次推动换囚协议的签订。2019年特朗普政府推动阿富汗释放了三名塔利班高级领导人，以换取美国人凯文·金（Kevin King）和一名澳大利亚人维克斯（Timothy Weeks）的释放。一个月后，美国释放了被控“违反出口法规”的伊朗科学家以换取在伊朗被拘留的普林斯顿研究生王夕越。
面对拜登团队这一外交成就和为哈里斯造势的行为，特朗普及其团队展开了迅捷的话语攻势。首先是质疑美国在本次换囚协议的收益损失。特朗普本人曾宣称在他执政期间“确保了58名人质的释放，而没有给予任何回报”。然而根据CNN的统计，特朗普任内分别与伊朗、塔利班、胡塞武装、土耳其进行了四次换囚行动。
在6月27日与拜登的电视辩论中，特朗普一度承诺，一旦当选便将在就职前使格什科维奇被释放。美俄换囚协议公开后，特朗普指责拜登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来换取格什科维奇。“我们从来没有达成过好的交易，尤其是在人质交换上……我们的‘谈判代表’总是让我们感到尴尬！”
其次是表达了对拜登政府释放囚犯本身正当性的质疑。特朗普认为本次美俄换囚协议是“普京的胜利”，并在社交媒体上接连质问“我们释放了多少人？”“我们释放的是杀人犯、职业杀手还是暴徒？”8月3日，特朗普在亚特兰大的竞选集会上表示美俄换囚协议是“糟糕的交易”，并猛烈批评哈里斯“低智商”。
8月3日，特朗普在亚特兰大集会上发表讲话。
（来源：C-SPAN）
其他幕僚也纷纷附和特朗普的反对与强硬表态。万斯和其他共和党人对此评论道，普京现在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担心特朗普会赢得大选。“我认为这（协议的达成）是因为全世界的坏人都意识到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所以他们正在清理门户，”万斯宣称“这是一件好事，恰好证明了特朗普的实力。”
曾先后在特朗普政府内担任人质事务特使、国家安全顾问的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对格什科维奇，惠兰和其他囚犯“现在可以回到家人身边”表示赞赏，但表示这笔交易“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相比之下，他认为，特朗普“从未支付过一分钱赎金”的外交手段才是值得赞赏的。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Michael McCaul）在一份声明中宣称，他担心继续用“无辜的美国人”换取在各地被关押的俄罗斯罪犯“向普京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息”，会侧面助长俄罗斯政府进一步“劫持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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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德国的考量：战略动机和灵活手段
专家分析认为，俄罗斯政府在最近的换囚事件中的动机复杂，包括战略、国内政治和美国政府过渡期的考量。
首先，维持俄罗斯对外情报队伍的士气和忠诚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格外重要。俄罗斯新闻社一位专栏作家写道：“我们国家的领导层一刻也没有忘记俄罗斯特工和外交人员的命运，他们不知疲倦地开展工作，但却不为公众所知。”The Politico评论认为，为了维持战时俄罗斯的稳定，普京政府更需要维持安全和执法部队的士气，争取海外人员安全回国。
其次，普京也通过与美西方空前的大换囚向国内彰显了其领导力。此次换囚协议有利于普京向世界表明，即使被西方国家敌视、制裁并被称为“战犯”，普京仍有能力与西方直接谈判并达成协议。
最后，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普京似乎更倾向于与目前的拜登政府推动这一换囚协议，而非可能上台的特朗普。支持美国在全球进行战略收缩的特朗普政府将更难以参与国际盟友协调进程，尤其是对于换囚这种复杂又敏感的国际问题。政治分析师斯塔诺瓦亚（Tatiana Stanovaya）推测道，普京“对选举前的协议感兴趣”，因为选举过后这种“涉及几个国家的、艰苦的准备工作可能会流产”。
2024年8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右）在莫斯科郊外伏努科沃政府机场迎接获释的俄罗斯囚犯。来源：美联社
在释放回俄罗斯的囚犯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从德国释放的克拉西科夫（Vadim Krasikov）。此人被指控于2019年8月23日在柏林枪杀一名车臣叛军指挥官。他当场被捕，并于2021年被德国法院判处终身监禁。德方称，克拉西科夫听命于俄当局。俄方在1日证实，克拉西科夫是联邦安全局（FSB）特工。
对于德国政府而言，换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方面，换囚可以缓解德俄关系的高度紧张，彰显德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并促进与美国政府的国际协调；另一方面，对于已判刑的俄国人的释放也招致国内反对派和民权组织的批评。德国外长贝尔博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两难局面”“德国政府内部没有人轻易做出这个决定”。
德新社报道，“克拉西科夫案”的涉案家属对其获释表示失望和不解。他们通过律师表示，“对我们家属来说，这一消息是具有毁灭性的。一方面，我们对于有人的生命获救感到高兴。与此同时，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看来不再有法律而非常失望，即便在那些法律被视为最高准则的国家。”
03
历史性换囚协议如何牵动选情脉搏？
美俄换囚协议如何影响美国大选？尽管本次换囚事件更多是国家间协调的国际事件，但依然对美国大选存在各种间接影响。在临近11月大选投票的关键时期，拜登政府的任何外交事件所激起的微妙变化都值得关注。从舆情、选票和议题攻防层面，可以大致评估换囚事件对两党选情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美俄换囚协议公开后，美国舆论场上兼有积极与消极的评价，但总体上仍然偏向积极，对于提高民主党当局的支持度起到正面作用。从个体层面上看，这是拜登本人在退选前后的低迷时期内所给出的难得的政绩单，再次强化了其任内的外交成就；也是哈里斯作为副总统积极与德国、斯洛文尼亚方面协调的表现之一。从国家层面上看，换囚事件再次强调了美国在应对国际问题时具有跨国协调能力与领导能力，以及与盟友国家之间的友谊。对此，《纽约时报》、MSNBC、彭博社等亲民主党媒体已纷纷刊文称赞拜登政府的能力，并质疑特朗普没有足够能力处理此事。
MSNBC的专题报道极力称赞拜登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特朗普无法比拟的。
来源：MSNBC
或许换囚事件并不如物价下降那般能够直接让选民感知到其正面意义，并促使他们投出对哈里斯的支持票，但民主党团队及部分美媒对此事的大力宣传与造势，为提升拜登政府的正面形象提供了即时的材料。相较于拜登与哈里斯先后向选民们疾呼的口号与抛出的政纲，一件实际的成就所带来的宣传效应更能被选民们所接受。事实上，在两党竞选团队长期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民众对于这些政治信息已经有所疲倦，此时民主党团队便显现出“在任者优势”：拜登政府能够在任期末和选战期做出实事，但共和党团队无法做到，特朗普也只能对拜登政府所完成的一件件事花费心思去攻击。
本次换囚协议也引起了对拜登政府的负面舆论，例如共和党政客所表达的“助长俄罗斯的错误做法”“不平等交易”“放大对美国公民的威胁”等论点。一些媒体如ABC News也抛出了辩论话题“换囚是否会让美国公民变成政治筹码？”，进一步使舆论场更加复杂。但从选情角度来看，这些不稳定的舆情因素更多是两党政治挂帅的产物，对实际选情的影响不大。
从竞选议题上，美俄换囚协议实际上让民主党团队在议题攻防上赢下一局。特朗普声称上台后将迅速推进换俘计划，其激进的计划细则还遭拜登方面的严厉反对。5月，特朗普宣称他自己是“唯一”能从俄罗斯将格尔什科维奇带回来的人。本次换囚协议完成了特朗普的目标，相当于民主党团队砍掉了特朗普的一项竞选议程，使特朗普被动地转变为反攻角色。
美俄换囚协议曾经是两党议题攻防的一处焦点，现被民主党团队“捷足先登”。
（来源：NDTV）
04
挑战“外交无用论”：
大选议程中不应忽视外交
拜登政府对美俄换囚协议的策略性发挥，值得我们去思考美国外交与选举的微妙联系。传统观点认为，美国选民素有务实倾向，在大选中较为关注经济、移民等切身的国内议题，而对外交政策不甚关心。2023年的民调认为，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总统候选人应该减少对海外问题的关注，更多地关注国内问题。2024年的民调也一致表明，经济、通货膨胀和移民问题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然而，仍然有大约40%的美国成年人将外交政策列为“希望政府在2024年做更多工作的五个问题之一”，对外交政策的兴趣在过去一年中翻了一番。由于各方政治势力可利用国际危机影响公众舆论，外交与内政的互动愈发深入。目前也有学者关注大选之下外交政策的作用，例如美国政治学家弗里德曼（Jeffrey A. Friedman）在其专著中，基于对历史数据和调查的分析，挑战了普遍认为选民主要基于经济因素来投票的传统观点。
弗里德曼的专著《总司令的考验：公众舆论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形象塑造政治》考察了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的互动路径（来源：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弗里德曼指出，虽然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对选民的直接影响可能有限，但选民在评估候选人时会考虑其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种评估通常基于候选人是否展现出能强力领导和保护美国利益的个人特质。研究显示，选民更可能基于候选人的领导力特质而非其具体的外交政策立场来投票，在国际问题和国际危机中候选人的“果断性”是选民判断其外交能力的关键因素。虽然美国民众可能不会直接以外交政策为投票依据，但他们对政府是否能够保障海外公民的安全极为关注，这也是换囚事件作为内外政策重合点的特殊之处。
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布兰兹（Hal Brands）则提到一个“十月惊奇”（October Surprise）的概念，指的是在11月美国总统选举前夕发生的、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重大事件。布兰兹认为，近几个月内中东紧张局势的变化、委内瑞拉政局的动荡和红海、俄乌军事冲突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成为朝野攻讦的抓手，进而影响选举局势。如其所言，近日（8月6日）拜登在战情室应对可能激化的中东危机一事，占据了许多媒体的版面。
对拜登政府而言，最后阶段的外交政策既是危机又是转机。如其成功达成换囚协议不仅解决了一个长期的外交难题，还向国内外展示了政府的外交能力和决策力。这种外交举措有助于提升拜登及其行政团队在公众中的形象。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公共事务教授泽利泽（Julian E. Zelizer）撰文指出，在外交领域，不寻求连任的“跛脚鸭”总统有时能够利用国际舞台实现重要成就。例如，尽管吉米·卡特未能在竞选中获胜，他仍在任期末成功促成了伊朗人质危机的解决。这一成就提醒拜登，外交政策是他在任期末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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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experts-react/experts-react-what-to-know-about-the-release-of-evan-gershkovich-and-others-held-by-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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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4807728-john-bolton-prisoner-swap-us-election/.
Wilkinson, Tracy. 2024. “Electoral Politics Become a Subtext in the Prisoner Swap with Russia.” Los Angeles Times.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2, 2024.
https://www.latimes.com/politics/story/2024-08-02/electoral-politics-become-a-subtext-in-dramatic-prisoner-swap-with-russia.
Zelizer, Julian E. 2024. “What Can U.S. President Biden Get Done Now?”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July 30,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7/30/us-president-biden-election-2024/.
Zurcher, Anthony. 2024. “Joe Biden Burnishes His Legacy with Historic Prisoner Swap.” BBC News. August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d1e1ygx7r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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