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联动”的背景、内涵及优势探析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突发，我国以社区为基础治理单元抗击疫情，成为世界抗疫典范。如何总结这一非常时期的社区治理经验，成为本研究试图探索的核心问题。
疫情防控期间的社区治理经验以及新涌现的两股社区新力量——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都启发我们吸纳新要素，将“三社联动”升级到“五社联动”。
事实上，在常态时期的诸多社会情境中，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这两支力量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在危机事件中，它们作用更加凸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些都要求社会工作主动融入和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大局，与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等要素整合联动，在促进居民参与、共建幸福家园中彰显专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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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是指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参照“三社联动”研究，“社”有主体论，也有要素论，在“五社联动”框架下，我们采取要素论；前“四社”属于主体性要素，第五“社”属于非主体性要素）。我们参照社会政策背景、学理逻辑以及与“三社联动”中各要素内涵的比较来界定各要素的内涵。
在“三社联动”框架下，“社区”要素通常指两个内涵。当作为“主体”时，社区指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而当作为“要素”时，社区又有两个内涵，一是指作为活动场所或实践之地的物理空间及其承载的物体。二是指基于特定物理范围之上的社会空间及其内容物，比如将社区视为资源平台、情感之所、社交空间等。在“五社联动”框架下，社区内涵还包括借助网络空间（包括社会网络以及互联网络）与社区之外发生的信息与资源的连接等。
社会工作者一般指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人员。根据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统计口径，也包括拥有社会工作相关专业学历和接受过一定学时社会工作专业培训的人员。
根据《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
《志愿服务条例》定义志愿者为以自己的时间、知识、技能、体力等从事志愿服务的自然人。社区志愿者是指以社区为范围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区服务与社区治理等活动，奉献个人时间和资源的人。
一方面，志愿服务行为的增多是我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社区志愿服务作为社区治理的基础构成内容，日益成为现代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逐步显现。基于此，曾经在“三社联动”中纳入社区社会组织中的社区志愿者，在“五社联动”框架下被分离出来，成为一支独立的社区治理主体性力量。在“五社联动”框架下，社区志愿者兼具居民个体和组织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志愿团体成员两个特征。在“五社联动”框架下，志愿者作为独立的主体性要素参与社区治理时，将逐渐进入组织化的发展之路。
简单来讲，公益和慈善的概念区别在于，公益是为了公众利益，慈善是出于个人慈善，即“小慈善”。我国于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倡导“大慈善”概念，将公益和慈善结合起来。该法所称慈善活动，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公益活动。这些公益活动包括“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其他公益活动”。其中后三项都超越了传统的慈善救助范畴，指向整体的公众利益。“大慈善”概念是我国慈善理念的一次巨大升华，即公益慈善化。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的主要需求是解决温饱生存问题，于是将慈善视为扶贫济困的手段之一，是国家救助政策的补充。但随着慈善法将慈善的范围扩大到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环保和社会服务等领域，慈善事业就自然地与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试图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社区与慈善资源概念的结合始于2014年，在地方政府的重视下和民政部推动社区基金会时提出。这使得社区逐渐被视为孕育慈善事业发展的丰厚土壤，中国慈善事业的基础，即中国慈善事业向基层发展。社区基金会的核心特征是“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本地解决方案”。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社区基金会这一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启示是，社区公益慈善资源既包括本地资源，又包括外地资源，甚至在特定的危机时期，外地慈善资源远大于本地资源。物理意义上的外地资源跨越社区、地区、国家，乃至来自全球层面，主要借助网络，这包括：基于信任和情感而生的作为社区资本的社区社会网络；依托人道主义、公益理念而生的慈善行业网络，以及作为技术要素的万维网络等。
置于社区这一治理场域中，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在内涵上包括两重意思，一是资源来源视角，社区公益资源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的组合，即捐赠方的意图是指向公共问题解决、公众福祉提升，捐赠主体主要是企业、基金会或公益组织等；或出于慈悲和善心，为了扶危济困、助残救疾而发的，捐赠主体包括企业、基金会或公益组织以及社会公民。二是用途视角，用于个人慈善，包括特定小群体的救助，或用于促进一般公众利益，如改善环境项目或社区未来发展计划、制度改进等。
综上，社区公益慈善资源是指社区可获得、可支配，用于回应社区需求、提供社区服务、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治理的一切物质、资金、技术、服务等社会资源。
“五社联动”是指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发挥组织作用，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区志愿者为辅助、以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现代社区治理行动框架。
在“五社联动”框架下，新时代的社会工作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职业、专业属性，以参与主体的姿态投入社区治理，用专业优势和服务成效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成为社区“两委”的好帮手，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厘清“五社联动”内涵之后，接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五社联动”社区治理行动框架何以可能？这是开展“五社联动”行动的价值基础和合理性支撑。总体而言，“五社联动”得以推行的可能性，既与社会发展与政策演变背景有关，又与社区中的关系基础相关，还受到社会重要事件，即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的推动。
（一）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思想的转变
“五社联动”是在“三社联动”这一机制基础上发展而来。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既反映了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力量在逐渐壮大且蓬勃发展，又反映了社区基础的变化。在宏观上，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是社会发展推动和国家社会治理思想转变的结果。从社会发展基础看，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国民财富的累进增长和社会公益慈善精神的勃兴。一方面，民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为社会公益理念的践行、慈善仁义之心的释放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公益慈善精神的勃兴，对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倡导，成为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国家社会治理思想来看，一是新时期国家更加强调党建引领，二是强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治理单元和实践场所，上述两者必将对在社区的社会工作以及整体的社区治理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二）社工-社区的互信关系奠定嵌合基础
当前，很多城市街道、社区的社工入驻服务覆盖面越来越广。社区与社工业已建立足够的合作经验和信任基础，社工也作为一个真正的主体性要素加入社区治理中来。但是，在“三社联动”时期，社工-社区更多是“嵌入”关系，以社工主动补缺为主。经过“三社联动”发展，社工和社区初步形成了良好的互信基础。进入“五社联动”时期，社工-社区之间当是“嵌合”关系。而且，社工实务的本土化使得社工具有了行政认知，行政体系也有了社工思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建立行动统合体的基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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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 敏 胡鹏辉 郑先令（湖北省民政厅“五社联动与社区治理”课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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