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与你无关，别以为你可以置身事外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有一首诗，相信很多人都读过：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

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

欧洲就变少。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所以，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多恩先生400多年前的告诫言犹在耳：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周遭那些看似与你我毫无关系的人和事，其实都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但总有一些人，以一种事不关己的姿态，看着灾难在别人身上发生，总以为自己会是那个幸运儿，可以一直置身事外。

1

当希特勒在德国政坛斩露头角，一些犹太人开始恐慌，阿图尔·艾亨格伦（1869年-1949年）不以为然。

艾亨格伦是犹太人，但他认为，那些传说中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艾亨格伦的这份自信，有足够的底气：

首先，他在著名的埃朗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受人尊敬的顶尖级的制药化学专家，阿司匹林的发明者之一。（阿司匹林与青霉素、安定一起被认为是医药史上三大经典药物。）

其次，他还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赚了很多钱。他在柏林的泰格尔区开办了一家名叫赛纶公司的企业，生产显影剂、玻璃纸、防火漆、飞机机翼所用的塑性喷漆等多种产品，经营很成功。

再次，他外表英俊，脾气好，待人慷慨，有很多上层社会的朋友。

最后，尽管艾亨格伦是犹太人，但他娶了一位德意志人当老婆。他的生活习俗也渐渐有些改变，和当地的德意志人没什么两样。时间久了，邻居们都快要忘记艾亨格伦的犹太人身份了。

有才，有钱，有地位，有人脉，再加上老婆是德意志人，自己平时也很小心谨慎。这些，都让艾亨格伦有足够的自信，那些发生在犹太同胞身上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艾亨格伦在柏林买了乡下别墅、城市公寓，有汽车、游艇，还有大量藏书、艺术品……

他不关心德国纳粹分子的极端活动，也确信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生活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他尽情享受着上层社会流光溢彩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岁月静好。

事实上，在当时的德国，与艾亨格伦有同样想法的不在少数，他们大都认为极端分子虽然总在裹乱，但翻不起多大浪花的。

2

有些阴差阳错的是，艾亨格伦和纳粹二号人物戈林住同一栋大楼。

生活中的戈林很像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如果在电梯里遇到艾亨格伦夫妇，戈林会很有礼貌的打招呼。

这也让艾亨格伦相信，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纳粹的活动而发生改变。

1921年，阿道夫·希特勒任纳粹党党首，开始宣扬反犹主义；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没过多久，纳粹开始清洗犹太人了。

但这时的艾亨格伦，是大富豪，又有一个德意志人的妻子，因此发生在其他犹太人身上的悲惨境遇，暂时还与他无关。

当爱因斯坦、卡西勒、弗洛伊德等犹太学者纷纷逃离德国时，艾亨格伦继续享受岁月静好的生活。他认为自己是安全的。

这一时期，不仅仅是艾亨格伦，很多在德国的犹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大都有一定社会地位，认为普通犹太人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便认为自己在一战时做出过很大贡献，是德国的功臣，纳粹不会对他怎么样。

只是，哈伯的想法太过于天真了。在纳粹上台后不久，哈伯便被驱逐出境，因此精神大受打击，第二年（1934年）便去世了。

参与以色列建国、曾任以色列劳工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的梅厄夫人也没有料想到纳粹会对犹太人赶尽杀绝。她在回忆录《我的一生》中说：

“当初所有的人，包括我，做梦也想不到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誓言真的会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应该归因于善良人们的起码信任，我们不相信这种极为邪恶的事情真的会发生——或者这世界会允许这种邪恶发生。这不是说我们容易上当受骗，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当时还不可想象的事。然而今天，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不可想象的事了。”

3

艾亨格伦的岁月静好终究是一厢情愿。

1934年的一天，纳粹通知艾亨格伦，如果想要保住赛纶公司的大量业务联系，就必须找一个“雅利安人”与他合伙。

艾亨格伦乖乖地从命了，他让出了一半的公司股份。

但艾亨格伦仍然幻想自己能躲过这场灾难，他的妻子露茨是雅利安人，他还有一些能够帮上忙的朋友。

直到有一天，艾亨格伦去到德国的一家科技博物馆，发现阿司匹林药品的展览区，他的名字被涂抹掉了。

这让他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就在前不久，自己的名字还写在上面，做为阿司匹林的发明人之一接受人们的赞美。

艾亨格伦很快又发现，德国出版的书籍在谈论拜耳和阿司匹林时，丝毫不提及自己的名字了。

尽管艾亨格伦曾经在拜耳公司担任重要职位，但是他的这段经历被完全抹去了，仿佛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在拜耳公司出现过。

在宣传阿司匹林时，拜耳公司编造了一个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孝顺的青年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为了医治父亲的严重风湿病，发明了这种新药。

这个故事很感人，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纳粹绝对不会允许将阿司匹林这一医药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归功于一个犹太人的。

因此，尽管这个编造的虚假故事抹杀了自己的贡献，艾亨格伦也只能保持缄默。

艾亨格伦终于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

1938年，艾亨格伦将公司转手。此外，他还将自己的很多投资都捐赠给了纳粹，期望能换来安全。

但是，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分子大肆捣毁犹太人的住宅、店铺和教堂。这被称为“水晶之夜”事件。

“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

此时的艾亨格伦真是追悔莫及，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想要在这时离开德国，已经没有机会了。

4

危险越来越近了。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集中流放在加快速度进行。为了保命，艾亨格伦无论做事还是说话，都很谨小慎微。

但纳粹想要对他下手，总能找到借口的。

1943年的一天，艾亨格伦的妻子露茨要给朋友写一封信，随手找到一张丈夫用的一张空白笺。

根据纳粹制定的种族法，犹太人在书写自己的姓名时，姓氏之前必须加上“雅各后代”这几个字。露茨在写信时，一时疏忽，把这一点给忘了。

这封信很快被纳粹查获，艾亨格伦也因此被捕，关了四个月才放出来。

但仅仅过了几个月，艾亨格伦又一次被捕，还是因为这封信。

这一次，艾亨格伦被关押在特雷津集中营。特雷津集中营里寒冷彻骨，生活很苦，开枪杀人、殴打和折磨是家常便饭。

住进集中营不久，艾亨格伦发现一个恐怖的现象：每隔几天，就会有一批病弱者被挑出来，塞进一列火车，然后被送走。艾亨格伦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被送进了奥斯维辛。

此时的艾亨格伦已经年过七旬，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为了不被送走，他每天打起精神，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更健康一些。

危险步步逼近。

1944年底，德军在战场上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命令特雷津集中营加紧修建毒气室。

幸运的是，在毒气室还没有修建完成时，盟军抢先赶到。艾亨格伦获救了。

5

1945年下半年，艾亨格伦回到柏林。妻子露茨还活着，但是他的工厂、公寓都已经被党卫军烧毁了，他已经一无所有了。

艾亨格伦的健康情况越来越糟糕。在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艾亨格伦开始想到，要为自己的发明成果正名。他在科学上取得的很多成就，不能就这样被抹杀，他咽不下这口气。

他和妻子搬到气候温暖的巴伐利亚州。在那里，他开始写作回忆文章，详细讲述阿司匹林从研发到最终投产的经过：

1896年，艾亨格伦进入德国制药巨头拜耳公司的制药部工作，主要职责是组建实验室和发现新合成药物。

1901年，拜耳公司成立药研处（负责药物研究和发展），艾亨格伦被任命为处长。

18世纪末，水杨酸（一种柳树类植物提取物）类药物成为治疗风湿热和关节炎等疾病的常用药，但是水杨酸是一种非常强的有机酸，服用后会刺激口腔、食道和胃，引发很多不良反应，剂量过多时还会有生命危险。

1897年，拜耳公司决定尝试寻找一种新药替代水杨酸。这种新药必须达到水杨酸的医疗功效，但没有不良反应。

这项任务由阿图尔·艾亨格伦负责的药研处负责。

1897年8月10日，在艾亨格伦的指导下，药研处青年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在实验室合成了第一份乙酰水杨酸的样品。

霍夫曼起初并不知道这个乙酰水杨酸能用来干什么，这只是他每年要按步就班完成的数百个实验之一。

在合成乙酰水杨酸10天后（1897年8月21日），霍夫曼又在实验室里合成了一种叫做二乙酰吗啡的物质。二乙酰吗啡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海洛因。

此后不久，霍夫曼认为干销售比在实验室的收入更高，便主动申请调离药研处，去销售部门担任了一名负责人。

艾亨格伦敏锐地觉察到，乙酰水杨酸将是一种可以代替水杨酸的新型药物。

在经过几次试验以后，艾亨格伦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他将乙酰水杨酸这种新物质按流程送到药理处（拜耳公司负责药物检验和标准化测试的部门）。

药理处对乙酰水杨酸及其他水杨酸衍生物作对比实验，结果显示，乙酰水杨酸的医疗效果比其他同类型物质要好得多。

但药理处处长海因里希·德雷泽认为乙酰水杨酸会对心脏造成伤害，因此，当艾亨格伦在公司会议上提出要对乙酰水杨酸进行临床实验时，德雷泽否决了这个提议。

艾亨格伦对这种新药物很有信心，他亲自试吃，显示这种药物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然后，艾亨格伦跟他的同事费利克斯·戈德曼秘密招募了一群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乙酰水杨酸在试验中显示了卓越的医疗效果。

但药理处处长海因里希·德雷泽是一个骄傲且固执的人。当艾亨格伦把报告递上去的时候，德雷泽仍然对此嗤之以鼻。

艾亨格伦将临床应用实验的报告以简报的形式公之于众，又联系了德国国内的其他药理学家，对实验结果进行重新论证。

1898年4月，在库尔特·维特豪尔医生的主持下，霍尔狄考尼斯医院用乙酰水杨酸做了正式的临床实验，获得了更全面的专家评估意见。

在艾亨格伦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到1898年9月，拜尔公司执行官卡尔·杜伊斯贝格关注到艾亨格伦和德雷泽两人的争论。

药研处和药理处，谁更有理？卡尔·杜伊斯贝格亲自组织，再做一次试验，结果证明艾亨格伦是对的。

在杜伊斯贝格的过问下，德雷泽不得不对这种新药物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最后得出结论，新药的副作用很小。

随后，拜耳公司将乙酰水杨酸命名为阿司匹林，正式投放市场，并且迅速畅销全球，与青霉素、安定一道成为三大经典药物。

1949年12月，正值阿司匹林问世50年的重要周年纪念，艾亨格伦的这篇题为“阿司匹林的五十年”的文章，刊登在当月出版的德国《药学杂志》上。

文章发表以后，有评论认为，如果不是一个真正掌握事实的人，很难写出如此内容翔实可信的文章。

这让艾亨格伦非常欣慰，他相信自己的贡献不会被抹杀：对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药物之一的阿司匹林，他艾亨格伦都是发挥了关键作用的。

十几天后，艾亨格伦与世长辞，终年82岁。

6

只是，情况并非如艾亨格伦所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的拜耳公司解散了，新的拜耳公司仍然坚持对外界声称，阿司匹林只有一个发明人费利克斯·霍夫曼，又通过海因里希·德雷泽的工作才投放到市场。

那个“孝顺儿子发明新药救父亲”的故事太感人太深入人心了。如果承认艾亨格伦是发明阿司匹林的关键人物，拜耳公司的宣传就会沦为一个笑话。

1999年是阿司匹林问世的百年大典，在所有的大典仪式上和纪念文字里，阿图尔·艾亨格伦的名字都没有出现。

到2000年底，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药学系副主任沃尔特·斯尼德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在认真研究了艾亨格伦、霍夫曼、德雷泽等人的资料以及大量关于阿司匹林的文献以后，公开发表了“对阿司匹林这一发现的再评估”的学术论文。

在论文中，斯尼德列出了大量证据，证明阿图尔·艾亨格伦才是发明阿司匹林和将其推向市场的真正主角：如果不是艾亨格伦与固执的药理处处长海因里希·德雷泽力争，甚至冒着风险偷偷进行了临床应用实验，阿司匹林很可能就不会问世。

斯尼德列出的证据是如此详实，没有人出面反对。但拜耳公司的态度仍然是支支吾吾，闪烁其词。

这也使得一直到了今天，有关阿司匹林的真相，仍然是一个谜案。

7

艾亨格伦的晚年命运多舛，证实了孟德斯鸠的名言：“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当第一个犹太人被纳粹迫害时，对所有犹太人的迫害就开始了。当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没有被制止，全世界的灾难就开始了。当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渺小的个体没一个逃得掉。

人们常常天真的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那是别人的命不好……直到自己有一天也被灾难吞噬时，才翻然悔悟：雪崩的时候，自己也不是无辜的。

永远不要以为与你无关，也别以为你可以置身事外。当高原的水源被破坏，平地的生态就会变坏。当个体的不公被漠视，社会的安全会大打折扣。

海明威说，所有人都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

社会是一艘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当船上有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很可能下一个就是你。

所以，永远不要对别人的不幸和苦难无动于衷。

无论是近处的，还是远处的，那些悲伤的哭泣，愿我们都能听得见，而不要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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