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我为自己当年打学生付出了代价但最终壮大并超越了自己——我经历的体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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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谈“后悔事”的文章留言太多，因为系统规定只能公开前一百条留言，所以我也无法公开全部留言。昨天来自朋友的两条批评我接受：

第一，错字太多。比如“知青”打成“知情”，“一毛两分”打成“一毛两角”，等等。昨天的两篇文章都是以前写的，因为太忙，我直接复制，所以连语言错误也都一并“复制”了。

第二，有朋友觉得，对已经入狱的副厅长不应该点名，有“落井下石”之嫌。因为是对以前文章的补充说明，我交代了这位副厅长后来的情况，所以也就点了他的名。我倒不觉得这就是“落井下石”了，不过，的确没必要点名。

顺便再说一遍：因为太忙，后台消息我一般不看的。再说后台消息是有保留时限的，一过时限，我也看不到了。所以，请别在后台给我发消息。

最近，不止一位朋友问到“惩罚”与“体罚”的区别。对这个问题，我从2002年起便多次撰文说明。我觉得这是个常识，没想到那么多老师还不清楚二者的区别，以为是一回事，或至少不容易分清。在《教育不能没有惩罚，但惩罚不是体罚》等文章中，我讲了我的具体做法——注意，这不是理论设想，而是我班级管理的有效实践，大家可以到网上搜索。但愿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当然，如果还是有朋友不明白，我就没办法了。

讨论或争论有个前提，就是围绕问题本身来谈，不要扯到对方的身份、职务甚至“人品”。比如，有朋友喜欢给对方“贴标签”：不喜欢的观点，就说对方是“专家”——其实很多时候对方恰恰是一线老师，前次谈“素质教育”的龙向东老师就是贵州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标准的“一线教师”；又比如，驳不倒对方，便说“你站着说话腰不疼”……唉，他哪里不对，你就指出来，说出你的想法嘛，这种小孩吵架似的风格，怎么去教学生讲道理啊？

争论问题，应该以观点的正确与否而不是以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做判断标准。不能因为说了你喜欢的话，就是“接地气的真专家”，而一听到你不喜欢的话，便说“您离一线老师越来越远了”。离谁（“一线教师”或“上级领导”）近不近，哪是评判是非的标准呢？

从今天起，我打算继续谈“体罚”这个话题。不过我不打算讲道理了，而是讲故事。作为一个有着36年教龄的教育者，除了读博和短暂在教科院工作以外，我都在学校，而且没有离开课堂，没有离开学生，包括当校长期间我还曾当班主任。我这话的意思，是想“炫耀”一下，几十年来，我基本上都在一线。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都发生在校园，发生在我的生活中。

好，先听听第一个故事——

我为自己当年打学生付出了代价但最终壮大并超越了自己

我多次说过，年轻时我不止一次打学生——是“打学生”而不只是“体罚学生”。有朋友感到不可思议：您不是坚决反对体罚吗？您不是标榜自己“爱学生”吗？您不是还写过著名的《爱心与教育》吗？

我当年多次打学生，这是抹不去的事实，而且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一次，打的是一个高一男生。开运动会时，他来干扰我班的队列，我批评他两句，他却骂我“神经有病”，于是我给了他一耳光。扇得并不重，但的确出手了。事后，我被校长狠狠批评了一顿。那个年代没有奖金，所以也就没有“扣钱”一说。当然，“扣工资”也是一种处罚，但我的错误还没严重到要扣工资的程度。

第二次，打的是一个初三女生。她在我班学生上体育课时，溜进我班教室乱翻书包，正巧被我路过发现。我叫她出来，她居然就是不出来，于是我把她拉出教室，她竟反诬我对她“动手动脚”；到办公室后，她一直斜着眼睛看我，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大不敬，便质问她：“你这样看我什么意思？”她却反唇相讥：“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我气急败坏：“我看你？我还要打你！”我双手将她狠狠一推，她仰面倒下，四脚朝天。虽然我没打她，但我动手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次，我受到的惩罚是被扣掉了一个月的奖金——那时已经开始有奖金了。

关于第三次打学生，在我的《走进心灵》一书中有一章，《我的教育失误》。其中有这样的记录——

今天下午放学后，我路过操场，远远地听到哭声。寻声而去，原来我班王红川被欺侮了——王红川和几个同班同学在打篮球时，一个手持篮球的高三男生要强行霸占球场，几个初一小同学怎敢和他对抗？于是纷纷离去，唯独个子瘦小的王红川“不识时务”，硬要和这个“霸王”论理，结果被对方一耳光把鼻血都打出来了！

开始，我还比较克制自己的情绪，只是严肃地质问那个高中生“为什么欺负小同学？”然而，他居然冷笑着扬起右手向我展示他的中指，这一个极为下流的侮辱性“国际通用手势”，终于让我怒不可遏，攥紧拳头狠狠地向他砸了过去！

我立即感到了手指关节一阵钻心的剧痛¾¾这是自己拳头与对方门牙的激烈碰撞所致；与此同时，我看到一股鲜红的液体从对方的嘴角流了下来；随即，耳边响起了无比凄厉的哭嚎：“老师打人了！老师打人了！……”

“是的，我打了你！但我打的是流氓！”我一边揉着还是有些火辣辣的拳头，一边呵斥眼前这个满嘴溅红的“流氓”，并且朗声说道：“走！跟我到校长办公室去！”

“哐！”我一脚踢开校长办公室的门，一屋子正在开会的校领导们惊愕地抬头看着我。我把那个学生拖进去，然后庄严地说道：“我打人了！随便你们怎么处置我。具体经过你们问他！”说完，我扬长而去……

以后几天，校长们轮番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地对我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我都理直气壮：“我打的不是学生，是流氓！”“在他面前我也不是老师，是惩治流氓的警察！”“难道当老师的不该保护自己的学生吗？”“难道老师不应该见义勇为吗？”……

当时，我并不认为我是强词夺理，而是真的认为我没错。

而且，我满以为学生们会为我的行为喝彩——的确也有部分学生觉得“李老师真棒”；然而，不久我批阅学生交来的日记时，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王红川同学被高年级同学欺负，于是李老师帮王红川打了那个大同学。不少同学认为李老师做得对，帮我们出了一口气，觉得李老师真是爱我们。我也认为，虽然我们和李老师还认识不久，但他的确很爱我们。

不过，我觉得李老师不该打人。王红川同学是学生，那个高年级的同学也是学生，也应该被老师爱。虽然他欺负小同学不对，李老师也不应该打他。李老师说他不是这个“恶霸”的老师，但是，李老师打人的时候，在我们和其他班同学的眼里，李老师仍然是老师呀！

 说实话，学生日记所说的观点，我早就明白；校长给我谈心时苦口婆心所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当这些我十分熟悉以至有些逆反的话出现在我学生的日记中时，我的心灵才真正被触动了。三次被我打的学生，都不是我班的，这是我内心深处不那么惭愧的原因，毕竟我没打自己班的学生，反而还是为了保护他们而打其他班的学生。但是，来自童心的忠告，让我感到了真正的惭愧——

以厚此薄彼的态度对待学生，并不是真正的爱学生。外班学生也是学生，对他们的轻视、敌视以及任何不负责任的粗暴，同样会在本班学生中损害自己的形象，降低自己的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还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我应该随时提醒自己：你是学校所有学生的老师，而不只是某个班的班主任；你周围所有的少年都是你的教育对象，也是你爱的对象，你对他们都负有同样的爱和教育的义务！

——这是我参加教育工作不久的一个春天，我的学生用他们的童心为我上的一堂课。

三十多年过去了，重读这些文字，我还能感到我当年的真诚。我的确是真诚的。校长找我谈心，没有说服我；但学生的话，却让我脸红。

前段时间，曾有老师对我说：“你刚工作那个年代，哪能和现在比？那时候多宽松啊！如果你那时遭遇夏老师这样的处理，哪有现在的你？”

这个说法显然似是而非。当然，我也理解这位老师的“似是而非”，因为他不了解我的经历。我刚才说了，我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打学生”这顶帽子一直扣在我头上，像紧箍咒一样压迫了我很多年。本来，如果仅仅论职业态度、工作能力、班级管理和教学效果，我绝对是当时学校里比较突出——有时候甚至是“很突出”的老师，但评优选先、提干入党（我是写过入党申请书的）……都没有我的份。因为打学生所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一直伴随着我很多年，有些人不说我的坏话，至少也说我是“最有争议”的人，这当然会影响到我的“进步”。我评上特级教师时已经是45岁了，在那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荣誉（2000年，我42岁那一年差点被评为“全国十杰教师”，但因故只是提名奖，我已经很知足了），虽然我1985年便开始被邀请到处讲学，虽然我1988年便在杂志开设专栏，虽然我的《爱心与教育》轰动全国，但“教坛新秀”“市优青”“学科带头人”……我一个都没有。所以，评上“特级教师”对我来说，是“一步登天”。同样，我也一天中层干部都没有当过，什么“年级主任”“教务主任”“德育主任”……统统和我无缘，我是直接当校长的，而那年已经48岁了。

也许有朋友会感到奇怪：你因为打学生的错误而被揪住不放，多年“受压”而不被提拔，这好理解；可你为什么后来还是评上了特级且当上了校长呢？

说实话，二十多年里（从1982年2月参加教育工作到2003年9月评上特级教师）勤恳工作、成绩突出却“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我的份，不能说我没有过失落，但相对来说（我说的是“相对”）——我还是比较能够平衡自己的心态的。用比较官方的话来说就是，我能够“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正确对待工作”——

首先，我打学生的确错了，我一旦意识到自己真错了，那我就必须接受人生的惩罚，包括付出应有的代价，包括失去什么的代价。尽管距离我打学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可每当关键时候——比如评优、选先、提干等，总有人翻出我打学生的老账来说事儿。有一次，我得票数很高，可最后关头因为有人举报我曾打过学生，于是我便被“一票否决”了。尽管明知举报者“动机不纯”“不怀好意”，但我的确打过学生。错了就错了，我认。

其次，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些“不顺”甚至可以说是“挫折”而影响我的工作状态。是的，换个人也许早就灰心丧气了：我的工作干劲大家都看到的（我曾经因为工作太投入而生病住院），我带班的效果和教学的成绩在那里明摆着，可就是什么都没我的份！然而，刚才说了，虽然不能说我没有过一点点失落，但也就是那么“一点点”而已。总体上说我想得通，因为我又不是为领导而工作，不是为当先进而工作，不是为入党而工作，不是为“早日进入学校管理层”而工作……我是为自己的兴趣和快乐而工作，与其去争那些虽然代表“优秀”却和我无缘的名利，不如让自己工作的每一天都充满快乐。因此，没关系！幸福比优秀更重要！

第三，我是真心认识了体罚学生的错误所在，所以后来虽然也有过多次被学生气得“想揍人”的冲动，但也只是“冲动”而已。请别误以为我教的都是乖孩子，不，熟悉我著作的读者都知道，我很长时间带的班都是很糟糕的班，有的学生就是“工读生”，只是没去工读学校而已。对这样的学生，既不能打，又要教育他们？这个问题在今天是很多老师难解的“结”，但我没有觉得我“被捆住了手脚”，我当然更不会因此而“不管学生”。绝对不能体罚学生，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底线，这条底线“逼”着我研究学生，“逼”着我学习理论，“逼”着我反思实践，“逼”着我总结经验……我因此写下了许多教育反思、教育案例和教育故事。正是这一切，“逼”得我的教育理解更深刻，教育情感更充沛，教育智慧更丰富！《教育不能没有惩罚，但惩罚不是体罚》就是我当时尝试探索“不是体罚的惩罚”的“研究成果”。在我的《爱心与教育》中，有一章《与顽童打交道》就是我当时研究学生和“后进生”摸爬滚打的原汁原味的记录。

第四，由于有这种从容平和的心态，我基本上没有被外在的名利所干扰，而是一直潜心于甚至沉醉于我的一个又一个班。我一堂课一堂课地上，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地写，一本著作一本著作地出……因为纯粹，所以专一。等到我基于实践的写作并出版了十多本著作，并在全国产生影响时，特级教师的荣誉便自然而然地眷顾我了。

总有人喜欢找“理由”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总是强调别人对自己多么“不公”。这些“理由”和“不公”也的确不是臆想而是客观存在。我当年也完全可以这样很悲情地四处诉说我的不平，每天都可以抱怨。问题是，这管用吗？试想一下，如果从我最初打学生被处分后，我便怀着“怨妇心态”应付每一天的工作，会有后来的我吗？所以，当我们暂时无法打破这种“不公”时，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

壮大自己，超越自己！

                               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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